今天，我們站在這裡，需要面對「為什麼要紀念六四？」和「怎樣紀念六四？」的問題嗎？
27年了，六四屠殺那一年出生的嬰孩，如今已經是27嵗的青年人。
27年了，天安門母親群體當中，已經有41位難屬懷着憤怒和遺憾離開人世。
27年了，兇手仍然面目猙獰，屠夫仍然耀武揚威，中共依然無比強大，強大到連若干六四親歷者都被吸納到它的磁場與黑洞中。今年4月，我在台灣中山大學演講的時候，就有一名自稱來自福建華僑大學的訪問學者，當面質問我説：1989年的時候，你不在天安門廣場，我在天安門廣場，我也曾經認為學生們的行為是愛國。但是，現在我更知道，如果不是當時中國政府斷然處置，就不會有今天中國的富裕和強大，以及作為中國人的光榮。
他們的洗腦何其成功，我們的抵抗何其失敗。此時此刻，我們必須深切反省：六四究竟代表着什麽樣的價值和理想？如果我們只是一年一度在異國他鄉行禮如儀，如果我們的思想觀念依舊停滯在那個逝去的時間節點上，又如何讓紀念六四吸引更多的人來參與並一代代地延續下去？
裂痕已經產生，開放式的闡釋已經出現，不能視而不見。早在2013年香港維園燭光紀念六四燭光晚會前夕，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人物丁子霖老師就對支聯會的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提出批評意見，她說：「我不了解支聯會出這個口號，這麼愚蠢！」她坦言支聯會應反思，雖然六四事件中學生曾經提出愛國的說法，但這些年來愛國已經被扭曲為愛黨。面對批評意見，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居然去信侮辱丁子霖「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後來，徐漢光公開道歉，並辭去支聯會常委的職務。
然而，那一次的爭議並沒有讓支聯會和某些海外民主人士徹底反省大中華、大一統的民族主義思想的侷限。到了今年，香港12間大專學界齊撤出支聯會，自己籌辦活動。一整代年輕人不認同用支聯會的形式去處理六四、去處理香港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他們在口頭批評之餘，身體力行另起爐灶，分庭抗禮。更有香港年輕一代評論人提出新的論述：北京六四屠殺，於香港史上必有其位置。除因其揭示了殘酷政權以子彈及坦克回應人民的猙獰面目外，亦對當時即將面對主權移交的香港人，作了民主意識的啟蒙。奈何後六四港人對前途的恐懼，在「民主回歸」的包裝下，被強行綑綁至「建設民主中國」的偽目標上，而未能轉化為使香港人創造自己未來的決心，終令香港落入今天如斯田地。”
在香港，本土意識覺醒的年輕一代選擇用新的方式紀念六四，並賦予六四新的意義和價值。在台灣更是如此。六四屠殺隔年，台灣發生野百合學運，本來也想動用軍隊鎮壓的國民黨軍頭郝柏村，鑒於共產黨因屠殺人民而遭到全球千夫所指，不得不放棄武力解決的計劃。此後，兩岸在獨裁與民主兩條道路上漸行漸遠。我們應當祝福和支持香港和台灣民眾的本土意識，我們感謝和尊重他們對六四的關切和紀念，我們更願意虛心向他們學習和借鑒，並致力於清除自身的文化毒素，拓展自身的精神向度。
面對香港友人、台灣友人、海外華人，以及我們的已經成為他國公民的下一代，如何讓六四也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一味強調「中國」這個民族主義、國族主義的概念，那就是主動棄他們而去。
今天，我們站在這裡紀念六四，不是因為我們在種族意義上是中國人，不是因為我們是六四的親歷者或受害者，不是因為我們的生命歷程被這一事件所改變。今天，我們站在這裡紀念六四，乃是因為我們是人類之一員，是上帝所造之人類，具有不可被任何國家、政府及其他人所剝奪、所踐踏的生命、尊嚴與自由。六四不是中國的內政，六四不是中國民主化的挫折，六四是一樁反人類的罪行，六四的兇手和屠夫們，從鄧小平、楊尚昆到解放軍的將軍再到開槍殺人的士兵，都應當被押送到國際法庭以滅絕人類罪受審。
17世紀英國牧師、詩人約翰·多恩（John Donne）在面對黑死病肆虐、喪鐘不斷響起的黑暗時代，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沒有人是孤島，每個人都是整片大陸的一部分……當喪鐘為他人響起，你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是為你而鳴。」我們紀念六四屠殺，當然也一樣地紀念土耳其政府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蔣介石的國民黨對台灣本省人的228屠殺、紅色高棉政權對柬埔寨民眾的屠殺、韓國軍政權對光州人民的屠殺、南非白人政權對黑人的屠殺以及在盧旺達、南斯拉夫、敘利亞發生的形形色色的屠殺……無論是哪個政權、哪個國家所主導的屠殺，都是對全人類的屠殺。若有這樣的眼界和心胸，若有這樣的普世價值，我們就能讓對六四這個單一事件的紀念，融匯到人類追求自由、人權、真相、真理的抗爭之中。六四不再孤立，我們也不再孤獨。
10年之前，當丁子霖老師將《尋訪六四受難者》一書贈送給我的時候，她親筆在扉頁題詞説：「如果連儿還在，一定會將你當作好弟兄。」蔣捷連受難時只有17嵗，而那一年我16嵗。那一年，有很多16歲的少年人，沒有在街頭殉道，卻被悽厲的槍聲喚醒，由此走上反抗中共暴政的道路：滕彪、許志永、胡佳、王怡……這張名單可以列很長很長。
六四是我提早到來的成年禮，27年之後，我個人紀念六四的誓言是：永誌不忘，消滅中共，解體中國。
我極其厭惡「平反」六四的口號，「平反」是劊子手賞賜的禮物，「平反」也就意味著承認中共掌握六四的闡釋權。我從來不認為中共是一個合法的政權，也對中共是否將受害者「平反」毫無興趣。中共是不可以改良和進化的，它不可能轉型爲民主制度下的競選型政黨，它必須被消滅，它必須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中，它唯一的結局就是死亡。
同樣，中國也需要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的洗禮，以新的形態出現在東方。無論是聯邦、邦聯或其他類型的國家群落，都是可以期許的未來。百年來中國發生的悲劇和災難，中國人不都是無辜者，如果沒有深切的、從每一個個體開始的懺悔，這個群體沒有希望。在未來世界的版圖上，或許不必存在這樣一個殺死孩子再淩辱母親的中華帝國，人們各自以台灣人、吐蕃人、香港人、滿洲人、四川人、北京人、上海人的身份，實現小國富民、和睦同居，那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六四不是事件，而是屠殺、災難、邪惡與黑暗。偉大的思想家和經濟學家米塞斯說過：「面對不可避免的巨大災難，人們將會怎樣生活？我還在讀中學的時候，按照習慣，選擇了維吉爾的一句詩作為我的座右銘：不要向邪惡低頭，鼓起更大的勇氣，繼續與之對抗。在戰爭時期那些最黑暗的時刻，我回想起這句詩。現在我也沒有失去勇氣。我不會倦於訴說我所認為正確的事情。」各位朋友，讓我們以此共勉，即便身處最黑暗的時代，也讓自己成為光明的一部分。這就是對六四死難者最好的紀念。
本文是2016年6月4日作者在全美學自聯主辦的六四27周年華盛頓燭光紀念會上的發言稿（紀念會在中共駐美大使館前舉行）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資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