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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觀點》我們為什麼要紀念六四?

新頭殼newtalk 文/余杰
1970-01-01T00:00:00Z
圖為北京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當局出動坦克車鎮壓青年學生的和平抗議活動,有青年隻身擋在坦克車前,後來下落不明。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資料照片
圖為北京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國當局出動坦克車鎮壓青年學生的和平抗議活動,有青年隻身擋在坦克車前,後來下落不明。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資料照片

今天,我們站在這裡,需要面對「為什麼要紀念六四?」和「怎樣紀念六四?」的問題嗎?

27年了,六四屠殺那一年出生的嬰孩,如今已經是27嵗的青年人。

27年了,天安門母親群體當中,已經有41位難屬懷着憤怒和遺憾離開人世。

27年了,兇手仍然面目猙獰,屠夫仍然耀武揚威,中共依然無比強大,強大到連若干六四親歷者都被吸納到它的磁場與黑洞中。今年4月,我在台灣中山大學演講的時候,就有一名自稱來自福建華僑大學的訪問學者,當面質問我説:1989年的時候,你不在天安門廣場,我在天安門廣場,我也曾經認為學生們的行為是愛國。但是,現在我更知道,如果不是當時中國政府斷然處置,就不會有今天中國的富裕和強大,以及作為中國人的光榮。

他們的洗腦何其成功,我們的抵抗何其失敗。此時此刻,我們必須深切反省:六四究竟代表着什麽樣的價值和理想?如果我們只是一年一度在異國他鄉行禮如儀,如果我們的思想觀念依舊停滯在那個逝去的時間節點上,又如何讓紀念六四吸引更多的人來參與並一代代地延續下去?

裂痕已經產生,開放式的闡釋已經出現,不能視而不見。早在2013年香港維園燭光紀念六四燭光晚會前夕,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人物丁子霖老師就對支聯會的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提出批評意見,她說:「我不了解支聯會出這個口號,這麼愚蠢!」她坦言支聯會應反思,雖然六四事件中學生曾經提出愛國的說法,但這些年來愛國已經被扭曲為愛黨。面對批評意見,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居然去信侮辱丁子霖「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後來,徐漢光公開道歉,並辭去支聯會常委的職務。

然而,那一次的爭議並沒有讓支聯會和某些海外民主人士徹底反省大中華、大一統的民族主義思想的侷限。到了今年,香港12間大專學界齊撤出支聯會,自己籌辦活動。一整代年輕人不認同用支聯會的形式去處理六四、去處理香港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他們在口頭批評之餘,身體力行另起爐灶,分庭抗禮。更有香港年輕一代評論人提出新的論述:北京六四屠殺,於香港史上必有其位置。除因其揭示了殘酷政權以子彈及坦克回應人民的猙獰面目外,亦對當時即將面對主權移交的香港人,作了民主意識的啟蒙。奈何後六四港人對前途的恐懼,在「民主回歸」的包裝下,被強行綑綁至「建設民主中國」的偽目標上,而未能轉化為使香港人創造自己未來的決心,終令香港落入今天如斯田地。”

 在香港,本土意識覺醒的年輕一代選擇用新的方式紀念六四,並賦予六四新的意義和價值。在台灣更是如此。六四屠殺隔年,台灣發生野百合學運,本來也想動用軍隊鎮壓的國民黨軍頭郝柏村,鑒於共產黨因屠殺人民而遭到全球千夫所指,不得不放棄武力解決的計劃。此後,兩岸在獨裁與民主兩條道路上漸行漸遠。我們應當祝福和支持香港和台灣民眾的本土意識,我們感謝和尊重他們對六四的關切和紀念,我們更願意虛心向他們學習和借鑒,並致力於清除自身的文化毒素,拓展自身的精神向度。

面對香港友人、台灣友人、海外華人,以及我們的已經成為他國公民的下一代,如何讓六四也成為他們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一味強調「中國」這個民族主義、國族主義的概念,那就是主動棄他們而去。

今天,我們站在這裡紀念六四,不是因為我們在種族意義上是中國人,不是因為我們是六四的親歷者或受害者,不是因為我們的生命歷程被這一事件所改變。今天,我們站在這裡紀念六四,乃是因為我們是人類之一員,是上帝所造之人類,具有不可被任何國家、政府及其他人所剝奪、所踐踏的生命、尊嚴與自由。六四不是中國的內政,六四不是中國民主化的挫折,六四是一樁反人類的罪行,六四的兇手和屠夫們,從鄧小平、楊尚昆到解放軍的將軍再到開槍殺人的士兵,都應當被押送到國際法庭以滅絕人類罪受審。

17世紀英國牧師、詩人約翰·多恩(John Donne)在面對黑死病肆虐、喪鐘不斷響起的黑暗時代,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沒有人是孤島,每個人都是整片大陸的一部分……當喪鐘為他人響起,你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是為你而鳴。」我們紀念六四屠殺,當然也一樣地紀念土耳其政府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蔣介石的國民黨對台灣本省人的228屠殺、紅色高棉政權對柬埔寨民眾的屠殺、韓國軍政權對光州人民的屠殺、南非白人政權對黑人的屠殺以及在盧旺達、南斯拉夫、敘利亞發生的形形色色的屠殺……無論是哪個政權、哪個國家所主導的屠殺,都是對全人類的屠殺。若有這樣的眼界和心胸,若有這樣的普世價值,我們就能讓對六四這個單一事件的紀念,融匯到人類追求自由、人權、真相、真理的抗爭之中。六四不再孤立,我們也不再孤獨。

10年之前,當丁子霖老師將《尋訪六四受難者》一書贈送給我的時候,她親筆在扉頁題詞説:「如果連儿還在,一定會將你當作好弟兄。」蔣捷連受難時只有17嵗,而那一年我16嵗。那一年,有很多16歲的少年人,沒有在街頭殉道,卻被悽厲的槍聲喚醒,由此走上反抗中共暴政的道路:滕彪、許志永、胡佳、王怡……這張名單可以列很長很長。

六四是我提早到來的成年禮,27年之後,我個人紀念六四的誓言是:永誌不忘,消滅中共,解體中國。

我極其厭惡「平反」六四的口號,「平反」是劊子手賞賜的禮物,「平反」也就意味著承認中共掌握六四的闡釋權。我從來不認為中共是一個合法的政權,也對中共是否將受害者「平反」毫無興趣。中共是不可以改良和進化的,它不可能轉型爲民主制度下的競選型政黨,它必須被消滅,它必須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中,它唯一的結局就是死亡。

同樣,中國也需要經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的洗禮,以新的形態出現在東方。無論是聯邦、邦聯或其他類型的國家群落,都是可以期許的未來。百年來中國發生的悲劇和災難,中國人不都是無辜者,如果沒有深切的、從每一個個體開始的懺悔,這個群體沒有希望。在未來世界的版圖上,或許不必存在這樣一個殺死孩子再淩辱母親的中華帝國,人們各自以台灣人、吐蕃人、香港人、滿洲人、四川人、北京人、上海人的身份,實現小國富民、和睦同居,那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六四不是事件,而是屠殺、災難、邪惡與黑暗。偉大的思想家和經濟學家米塞斯說過:「面對不可避免的巨大災難,人們將會怎樣生活?我還在讀中學的時候,按照習慣,選擇了維吉爾的一句詩作為我的座右銘:不要向邪惡低頭,鼓起更大的勇氣,繼續與之對抗。在戰爭時期那些最黑暗的時刻,我回想起這句詩。現在我也沒有失去勇氣。我不會倦於訴說我所認為正確的事情。」各位朋友,讓我們以此共勉,即便身處最黑暗的時代,也讓自己成為光明的一部分。這就是對六四死難者最好的紀念。 

本文是2016年6月4日作者在全美學自聯主辦的六四27周年華盛頓燭光紀念會上的發言稿(紀念會在中共駐美大使館前舉行)

作者:余杰(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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