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終究還是接受了嚴苛的紓困條件，將針對退休金與稅制進行大幅改革，修正勞動法規，並且把國有資產交付基金管理，以換取大約820億到860億歐元的紓困金。這樣的結果，真切地反映了一件事，那就是希臘害怕脫離歐元區的程度，遠大於歐元區國家害怕希臘就此出走。
希臘究竟怕什麼呢？或許從希臘如果脫離歐元區會發生什麼事情來探討比較容易體會。如果希臘脫歐，希臘將無法再繼續使用歐元，必須發行自己的貨幣。但無論如何，這個取代歐元的貨幣一啟動，由於希臘國家信用已經蕩然無存，幣值立刻大貶，購買力下降，人民財富縮水，同時銀行運作困難，企業缺乏流動性，經營更岌岌可危，外資卻步，經濟將再受挫。更別提希臘5月份失業率已經達27.6％，而15歲到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更攀升到世所罕見的64.9％。
簡單來說，以希臘現在的體質，如果沒有留在歐元區，沒有「外力」的援助，復原之路，不但險阻，根本就是機會渺茫。希臘獲得紓困資金之外，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IMF)、歐盟將共同監督希臘改革方案的執行，這也相當程度地提升了希臘改革成功的可能性。
同樣接受外力，韓國或許是一個適合對照希臘的例子。1997年，韓國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波及，整個國家幾乎破產解體，不得不接受IMF及世界銀行580億美金的援助，並且被迫同意IMF對韓國改革的諸多建議。這對韓國政府來說，等同於天大的恥辱。但是當時韓國總統金泳三不僅誓言要實現IMF計劃，更要為韓國打造一個新的、公平的市場經濟環境。他在就職演說中，鼓舞韓國人民，國難當頭，「讓我們一起留下汗水及淚水，堅定地攜手度過災難。」
IMF要求韓國進行的改革，主要利用金融改革調整經濟結構，包括：合併或是清算無法存活的銀行，存續下來的銀行則必須符合國際資本適足標準，增加資訊透明，提升公司治理，並且開放國外投資。另一個關鍵則是財團的改革，促使財團管理透明。韓國前五大集團因此開始交換業務以減少非核心領域的過高產能，他們賣掉獲利不佳的業務，專注在有競爭優勢的產品。不過，在改革的過程中，難免也有陣痛。嚴重的信用危機使得韓國企業大量倒閉，個人消費凍結，失業率高增，韓國曾經保證的終身雇用制度已然瓦解，憤怒的失業勞工穿著印有I’m Fired的服裝，上街遊行，諷刺IMF強勢手段介入，對韓國勞工的打擊。
因此有人對IMF提出質疑，儘管如此，韓國始終信守對IMF的承諾。多數韓國官員仍然相信，如果不是經歷這樣的風暴，政府不可能推動早就該進行的金融改革。這些改變都有助於日後韓國經濟在全球的表現，甚至連動了韓國資本市場與人力市場，以及知識產權的興起。許多韓國經濟學家甚至認為，亞洲金融風暴持續不久，否則他們將能夠進行更大規模的改革，讓韓國成為更有競爭力的國家。
韓國所遭遇的經濟危機，其事件本質與希臘並不相同。韓國當時的基本面還算不錯，主要是因為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波及，產生流動性不足。希臘卻比較是長期內部結構問題，有些咎由自取的味道。兩個國家的產業結構也不一樣，韓國以製造業為重，即使出口受到影響，但還是有基本的內需市場足以支撐。希臘以觀光與航運為主，經濟成長驅動來源多靠國外。因為成因與結構的不同，改革的面向與比重也就跟著不同。IMF當時要求韓國擴張公共支出，刺激投資與消費，帶動景氣復甦。然而，希臘政府面對寅吃卯糧的現況，被迫只能開源節流，一方面縮減退休金，一方面增加稅收，以減緩財政赤字的惡化。這樣的緊縮政策，進一步抑制了投資與消費，使得景氣將更低迷，難怪希臘人民認為苦日子沒有盡頭，要上街頭，反對撙節。
兩國人民對國家觀念也不同。最近新聞提到，希臘小島上，有680人領取政府失明補助，但當中有500人並未失明。反觀韓國人，在冬天裡，挨著寒冷，排隊捐贈金器，光是生日和紀念日的金飾就超過20億美元，遠銷海外，為國家帶來可觀的救命金。世人不敢相信，竟然有人會放棄自己的資產，自願拯救自己的國家。
相較於韓國將這一段歷史視為國恥，希臘同樣也認為國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屈辱。但是韓國成功地化悲憤為力量，以經濟表現再度贏得世人對韓國信譽的肯定，不過希臘卻未必能夠有相同的結局。即使留在歐元區，即使也有外力紓困，希臘的改革之路，未必一定成功。
逃稅、豐厚的退休金，以及工會主導的勞動市場，三者彼此牽動，拖垮了希臘經濟。這三件事都涉及龐大的利益分配，都很容易被振振有辭地強烈批評，都有可能受有心人士的操弄，以致歷任政府不但沒有積極處理，反而利用民粹，不斷舉債，終至財政問題落到無從解決的下場。此次危機為希臘帶入「外力」，迫使希臘政府終於不得不面對過去無法落實的改革。
巧合的是，台灣目前也正在討論稅制，醞釀減少退休金，先前也曾經針對是否開放人才市場有過研議。而我們與希臘不同的是，我們不是IMF會員國，危機發生時，不會有「外力」來逼著我們改革。因此這些自省與自覺，這些理性的論述，是否得以轉換成具體的改革方案，將會是整個台灣社會共同的挑戰。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資料照片）
作者：郭炳伸（政大國貿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