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聯邦政府為使父親分擔照顧新生兒的工作，給新生兒的爸媽為期14個月的父母津貼(Elterngeld)，爸媽各自只能請領12個月。儘管越來越多新生兒的父親享用這套福利，卻大多只請假在家2個月，原因是德國的職場仍以男性為主。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育有1個孩子的德國媽媽之中，只有14%會重新取得全職工作；育有2個孩子的德國媽媽，更只有6%得到全職工作。名列30 DAX指數的德國大企業也都是由男性帶領。全德國各大企業的董事會主席中，只有漢高公司(Henkel)的白舒曼(Simone Bagel-Trah)1位女性。
儘管許多企業界和政界領袖都宣稱自己願意雇用並升遷女性工作人員，但是這些信誓旦旦的說法並沒有改變德國職場由男性主導的現實。
曾經在2010年春天宣示要在6年內將女性主管的比例提升到3成，而讓德國各大企業瞠目結舌的德意志電信(Deutsche Telekom)人資長撒帖柏格(Thomas Sattelberger)說，德國人擅長組織改造，不擅長文化改造。德國對於男女的傳統刻板印像還沒有被打破。
在歐洲各國，從比較傳統的南歐到比較平權的北歐，幼兒養育和性別角色始終是決定兩性平等的關鍵因素，而男性的思維脈絡則是另一個重要因素。即便是在瑞典這種極端重視平權的國家，以及美國這種越來越講究績效主義的國家，女性在企業高層依舊是極少數。很少國家的企業董事會裏面，有超過20%的女性代表。
儘管如此，女性在德國企業董事會的比例只有2%，還是遠低於瑞典的17%和英美兩國的14%。
二戰結束後，東西德分立。東德婦女在孩子生下來後數週，便將孩子託付給國家經營的托兒所，自己回到工作崗位。而在西德，執政長達14年的第1位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 ，則透過稅制和教育，強化德國傳統對於婦女應將心思放在「孩子、廚房、教會」(Kinder, Küche, Kirche)的要求，這一套制度影響到如今。
在德國，已婚男女聯合申報納稅，稅金會比各自申報低。貝倫貝格銀行(Berenberg Bank)的首席經濟學家施米丁(Holger Schmieding)指出，這套制度有效地彌補了夫妻之間的收入不平衡。而大部份的學校在午餐時間就下課，讓許多媽媽必須留在家裏。
再者，19世紀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推動女性運動以來，重心都放在保護女性免受嚴酷的資本家剝削，而不是像美國、英國或蘇聯那樣看重兩性平權。
全歐最大的軟體公司SAP第1位也是唯一的女性董事丹蔓(Angelika Dammann)說，德國距離男女都能同時追求事業和照顧家庭的理想還很遙遠。當一個婦女有了孩子，她就會被期待待在家裏一段歲月，不然就會被認為是壞媽媽。
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ika Merkel)是全世界最有權力的女性之一，但她從來沒有用過自己的總理角色來推動兩性平權。她所屬的基督民主聯盟還是堅持傳統的家庭價值。然而梅克爾是東德出身的女性，在那裏女性可以開起重機，跟男性沒什麼不一樣。她任命有7個小孩、偏好育嬰假等制度的封德蓮(Ursula von der Leyen)當德國聯邦政府的部長。
封德蓮在擔任家庭部長期間，曾推動為期14個月的父母津貼，誘導德國爸爸們至少留在家裏2個月。她又推動修法，要在2013年起讓每個1歲大的幼兒都可以有權到托兒所受照顧；她也偏好讓孩子們上全天課，雖然按照德國聯邦制度的分權，教育是各邦的權限，聯邦內閣部長難以置喙。
封德蓮認為，法令可以改變人的心態。
男性的思維脈絡也是男性主導職場的關鍵因素。德意志電信的人資長撒帖柏格便指出，企業界從招募新人到升遷以及工作時數的觀念，還是與1950年代沒有太大的差別，依舊是男性的思維脈絡。在名列DAX的德國大企業之中，舊的社會秩序還是最普遍的。那依然是個男性主導、菁英主義、追求權和錢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