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時報副總編輯何榮幸今(3)日在newtalk《開放編輯室》節目中表示，「調查報導」在解嚴之後應該更加迫切，因為台灣在解嚴後已是公民社會，而他認為，深入介紹台灣有哪些公民社會上的阻礙；或者是哪些小人物正為了公民社會來努力，是相當重要的。

2011年卓越新聞獎特別為了「調查報導」新增獎項，並且指出調查報導對於社會監督的重要性甚大。中國時報副總編輯何榮幸今日也指出，他當初於中國時報內成立「調查採訪室」，就是希望針對公民社會中的社會議題做深入的調查報導。

他並以中國時報《我的小革命》專欄中一篇探討過勞死議題的調查報導為例，指出像是在工運領域中，就是有些工運健將長期致力在過勞死問題的法制面修改，和陪同家屬走過傷痛的工作上。而報導這些故事，就是希望能夠藉由深入的調查報導，讓大家更關注這個社會問題，並且給予在這些領域上努力的人一些鼓勵。

何榮幸也以另外一篇，收錄在《消失與重生》專欄中，有關於台灣乾旱問題的報導舉例，指出他除了希望針對各種議題廣義的報導之外，也對於特別重要，與民眾息息相關的問題，做一連串的深入報導，喚起民眾共同解決這些問題。

此外，除了這些符合公共利益的「社會議題式」調查報導之外；何榮幸指出，「政經內幕式」調查報導也相當重要。他舉例，像是壹週刊所作的「國安密帳案」，就是相當標準的政經內幕式調查報導，這類報導負責探討政經議題上，是否合乎法律，並且讓社會大眾對此進行公評。

但何榮幸也說，台灣受到戒嚴的影響，媒體環境還不夠健全，因此「政經內幕式」調查報導擁有更高的難度與限制，需要社會大眾共同的努力去改變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