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正平 | 關於記者 | Newtalk新聞

日前我批評台北市勞動局針對媒體工時所做勞檢的一篇文章，引來媒改社王維菁、劉昌德、林麗雲三位老師，以及公共電視工會的回應。我前文中提及的前新頭殼記者林雨佑(他現在已回學校寫論文)也為文在新頭殼網站表達看法。當然他們與我有不同的看法，也提供我一些不一樣的資訊。 我非常歡迎這樣的討論和辯論。媒改社的老師們這些年來一直是推動台灣媒體改革最堅定的一股力量，而公視工會的一些朋友是當年成立台灣記協時的重要夥伴，至於林雨佑則曾經是新頭殼優秀而且充滿熱情的記者，我相信我們可以在差異不大的價值基礎之上進行討論。 談新聞自由是不是要戴大帽子？反駁的文章提到這次的勞檢並沒有進入媒體的發稿系統，但是勞檢前後，勞動局官員、學者以及勞運記者的發言，都主張為了取得記者的「正確工時」，還可以進入媒體的「發稿系統」。這些發言或有報導，或留有文字記錄，或許相關論者現在已有不同的講法，但是握有行政權力或慫恿官員行使這項權力的人，很顯然是忘了，即使做認為正義的事，也必須考慮手段的合理性，必須看這行使的手段和它所要達成的目的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想要進入媒體的發稿系統進行勞檢，是想都不應該想，提都不應該提的，更何況即使進入發稿系統，也得不到「正確工時」。 在媒體勞檢這件事情上，我始終無法認同的，是工時論者對應該取得「正確工時」，以及能夠取得「正確工時」的偏執。依我幾十年實務的經驗，新聞工作是測量不出來「正確工時」的。如果偏執地要取得「正確工時」，以執行支付「逾時工資」，就會發生對新聞工作來講非常荒唐的事。 我知道當勞動官員被請出來要處理「記者過勞」的問題時，就必須引用勞基法有關「工時」的規定，而勞基法及其細則規定，雇主必須置備所有勞工的出勤記錄，而工時記錄必須準確到「分」為止。 1984年在跑立法院記者的遊說下，當時的勞工立委以及內政委員會召集人謝深山，在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內部協調的最後一刻，把大衆傳播業納入即將通過的勞基法適用範圍。這事情的過程，固然有記者新聞倫理的爭議，但整體來講，也算符合時代潮流。問題是出在勞基法內容多比照之前的工廠法而來，納入新的適用範圍之後，並沒有足夠考量不同行業的特性，在施行細則做適當的調整安排，因此出現輕重不一的後遺症。勞基法規範下的大眾傳播業今天就面臨這個狀況。 這次北市勞動局在跑勞運新聞記者的鼓動下，進行大規模媒體勞檢，也有類似的情況。有沒有合法？當然有。有沒有正當性？不能說沒有。會不會有後遺症？鐵定會有。當年遊說謝深山的立法院記者，今天很多人已經在管理位置上，歷經這次勞檢，他們應該點滴在心頭。 按照勞基法的規定，雇主是指事業主、事業經營的負責人或代表處理勞工事務之人，在媒體來講，大概就是指董事長、社長和人事部門主管，其他領薪水的都是勞工，都必須遵照勞基法工時的規定。 其實媒體裡有性質不盡相同的新聞工作者，他們需要彈性比較大的工作規範或條件，才能充分發揮所長。我很難想像紐約時報的專欄記者Thomas Friedman、CNN的戰地記者Christiane Amanpour必須上下班打卡。在台灣即使現在看不到戰地記者，也是有一些調查採訪記者、外派記者、專欄記者等等，甚至還有不能歸類於雇主，法律上屬於勞工的媒體大仙，我也很難想像他們必須每天記錄工時，以應付勞檢的需要。 公視工會的朋友告訴我，現在工時的認定，只要勞雇雙方沒有異議就可以了。這應該就是所謂即使上下班打卡前後只差三分鐘也OK的說法。本來應該報導真實的媒體，卻必須配合造假以符合法律形式，為什麼要讓台灣媒體做這樣的事？ 3位老師的文章批評我用特例模糊焦點，但我文章的焦點，正是在說明依勞基法所做的勞檢不允許任何特例，而新聞工作正好充滿特例。為了避免特例被罰就只能造假。這就是勞檢過後，媒體所面臨的處境。 3位老師爭論，現今的網路時代，媒體可以透過Line隨時監控記者的工作，因此記者被監控的程度與在同一地點工作的勞工無太大差異。或許部分媒體、部分記者的工作情況已漸漸如3位老師所言，但這樣毫無自主性的工作方式是媒改老師所認同的嗎？我質疑的是，工時僵硬的規定，只會更快速地、更全面性地讓監控式採訪遍及所有的媒體，讓記者的工作更沒有彈性、更沒有尊嚴。我不相信這樣的「美麗新世界」是媒改社朋友們所期待的。 林雨佑描述現在許多第一線記者的工作樣態，幾乎是全天候隨時備戰。這種情形確實值得關注，但它的解決方案，會是記者隨時記錄工時，然後依法加發「逾時工資」嗎？ 其實我最感到憂慮的，是隨着勞檢帶來的發展，台灣的新聞志業空間愈來愈小。以後發生在「正常工時」以外的新聞，不管是記者或是主管，都必須用值不值得發加班費去衡量了！ 至於有網友酸我是被罰不甘願才有這些反彈。夏蟬不可語冰，「新頭殼」沒有被勞檢，沒有被罰。但是對的還是必須做，我們已經針對工時的問題，開始進行勞資協商了。

記者的工作辛苦，舉世皆然。台灣的記者或許更辛苦，因為台灣媒體競爭更激烈，環境更惡劣。媒改團體，還有新聞學術單位所做的調查，似乎證實了這一點。尤其，近來不少媒體多平台發展，彼此競爭即時新聞，更加重第一線記者的負擔，這也是事實。 在一些主要跑社運新聞的年輕記者的集體「關切」下，勞運出身的新任台北市勞動局局長賴香伶，三月間針對30多家媒體進行勞動檢查。檢查結果四月下旬出爐，根據台大新研所教授林麗雲的描述，這結果是「傷痕累累、血汗斑斑」，因為受檢34家媒體全數違規，連一向被認為是「模範生」的天下雜誌都「中獎」受罰。 對於這樣的勞檢結果，我一點都不意外。我感到意外的是，如此大陣仗針對媒體的勞動檢查，在任何對新聞自由有一點概念的民主國家，一定都會掀起激烈的討論和辯論，而在號稱擁有充分新聞自由的台灣，居然比一般新聞還平淡，(被罰的)主流媒體最多只是輕描淡寫地報導勞檢結果，幾乎沒有任何的討論。 一件事情不去談論它，不表示它就不重要，不會產生重大的影響。 許多不同媒體的資深新聞工作者在私下場合，對這樣的勞檢要把記者變成上下班打卡的新聞勞工並不以為然，但是他們不會公開表示意見，因為記者過勞的現象是存在的，他們擔心陷入被指責為資本家幫兇的窘境。至於嚴重受到影響的台灣媒體經營者，由於長期彼此不相往來，沒有透過公會組織提出公開訴求(論述)的習慣，只能由人資單位各顯神通去因應。 於是，對這個議題比較深入的論述，都是來自「媒體工作者勞動權益小組」的年輕記者、重視勞動權的部分媒改學者、勞運媒體以及還未卸下勞運外衣的勞動官員。她(他)們的投入和動能令人欽佩，但如果不對他們陳述的事實和論點，也提出一些挑戰，那就可惜了這個議題的討論和處理。 一位年輕的新頭殼記者在勞運記者會上陳述他318學運時，守在現場逾時工作的情況。這是一位非常優秀、表現傑出的記者。他所述說的逾時工作、沒有領加班費的情形都是事實。但他漏說了一些其實也非常關鍵的事實，包括：當編輯部要派人接替工作時，他堅持要繼續留在現場，記錄歷史；此外，他雖然沒有領到名目為「加班費」的酬勞，可是社方的確給了他一筆不見得比加班費少的獎金。 作為運動者，只敘述部分的事實以增加運動的動能，似乎是無可避免的。不過作為議題的討論，我們總希望事實可以得到足夠的陳述，不要產生誤導。 長期關心記者勞動條件的劉昌德老師，在一篇談及記者工時的文章裡提到英國記者工會號召今年的9月23日為「準時下班日(Go Home on Time Day)」，令人心嚮往之。但這個事實反而是說明，其實英國的記者大部分的時候是無法準時下班的，才會把這一天準時下班作為鼓吹的目標。沒有準時下班的英國記者有沒有領逾時加班費，我沒有做過研究，不敢多說。我倒是為了這個事問一位資深的德國記者朋友，他說，或許媒體勞資協議裡會有工時的約定，但準時下班和支領加班費的事他從來沒聽過。 我查看一些支持逾時加班費的文章，裡面提到有美國媒體逾時工資加發二分之一。但恐怕這不是多數歐美媒體記者工時薪資的常規，因為記者在外採訪，他們的工時無法準確測量，坦白講，也沒有準確測量的價值。對媒體而言，記者的貢獻，不在他工作時間多長，而在他工作的具體成果。對記者來說，如果經常性的工時有合約或勞資協商的保障，他也不見得願意上下班像工廠工人一樣被約束。 支持這次勞檢的人認為，正因為台灣媒體勞方組織貧弱，因此政府勞檢的介入是必須的。但我強烈懷疑，這類勞檢製造的問題比它要解決的問題還多。 總的來講，一項政府法令如果執行起來，所有要規範的對象全部都違反，那我必須講，一定是這項法令有嚴重的瑕疵。記者工時勞檢的要求之所以不合理，就是因為它要求媒體必須設置和工廠勞工一樣的記者工時記錄，然後必須依這項記錄發放逾時工資。 勞動部找少數媒體討論這項規定時，有媒體質疑不可行，勞動部都是以公視為樣板，說公視做得到，為什麼其他媒體做不到？坦白講，公視的準時上下班是模範，但他們在這種制度下所製作出來的新聞，卻很難稱得上是模範。公視有員工因私事逗留辦公室，因此晚刷了下班卡，被勞檢認定是逾時工作，予以處分罰款。如此離譜的處分，公視也認了，或許因為繳交的是納稅人的錢，不會痛。在公視，同樣的工作，能力差、動作慢的人，磨過了下班時間，還可以請領加班費，這等於是用制度鼓勵大家向下看齊。公視如此下去，真的前途堪慮。 因為新聞可能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發生，記者的工作就必須具備一定的彈性。不考慮工作的特殊性，要求記者工時像集中勞動的工廠一樣記錄、一樣處理，就會發生許多荒謬的事。 荒謬的後遺症之一，就是逼迫媒體造假。某家雜誌媒體因只有記者出勤記錄，沒有工時記錄，被罰。現在傳出的潛規則是，把原來每天打卡一次，改為打卡兩次，狀似上下班記錄即可，即使前後只差幾分鐘也無所謂。另外也有報導說，媒體讓記者準時下班打卡後繼續工作的情況，一切沒變，只是有了符合形式的工時記錄表。 記者工時即使要記錄，也無法準確紀錄，因為有許多灰色地帶。記者與同業或潛在新聞對象晚上聚餐，算不算工作？採訪路程中在路邊喝一杯咖啡，要不要從工時中扣掉？總統或蔡英文出國訪問的隨行採訪，都超過7天，沒有就地休息1天，算不算違法？林林總總的問題，都會讓記錄工時以及計算逾時工資的事情，變得非常困擾，甚至孳生根本沒有必要的事端。 在相關的主張和論述中，最讓我感到驚嚇的，是這些年輕記者和媒改學者們，如此輕易地要引進政府的行政權，來處理記者工作逾時的問題。台灣媒體脫離政治掌控的時日還沒多久，走過那個年代，做過努力的人，應該對政府以各種方式影響媒體，還是會抱著戒慎恐懼的心。主張讓政府權力進入媒體發稿系統，以確認工時的人士，有沒有想到這種主張是何等的輕率和不負責任。 我同意勞基法的工時保障是記者的法定權利，現在第一線記者普遍過勞也是實際存在的事實，必須採取措施加以改善。但是以行政權介入，用離譜的方式，要來解決記者過勞的問題，絕對不是好方法。記者必須有自信、有能力，和西方國家的記者一樣，透過集體協商，和資方討論出符合新聞媒體這個產業特質的工作方式。不如此做，輕率引清兵入關，找政府胡亂干預，哪裡有個第四權守門者應有的架式？

2014年318太陽花學運熾烈地展開，林義雄每天前往立法院現場，他只是靜靜地坐着，表達對學生們的支持，沒有說太多的話。他經過長期沉澱，要和台灣人民說的話，都已經寫在太陽花學運爆發前不久所出的新書。 《只有香如故》整本書，林義雄都是以寫給血案倖存者女兒奐均家書的形式來呈現，但是所寫的內容涉及家中私情的部份絶少。他從人、自然、同伴，一直談到社會和國家，他所講述的，是關於一個理想國度和它的人民，是關於台灣這個苦難國家，以及生活在其中的苦悶人民如何自處，如何面對及開創台灣的未來，如何成為一個有尊嚴、有貢獻的世界公民。 林義雄內歛的性格讓他不願意以人民的導師自居，但確實有非常多的台灣人，是把他的經歷和遭遇當作這塊土地悲情苦難的譯本，而林義雄本人也堅持用他的一生，來示範身為台灣人的精神價值。藉著寫給女兒的家書，林義雄體系性地闡述他從人生淬錬出來的真實體悟，其實這也是他要送給台灣人民最真情的禮物。 雖然身處社會與國家的羅網之中，終究要面對生活群體的共同命運，但是林義雄用非常多的篇章，談生死觀，談個人德性，談心靈探索，談人生修養，談最基本的人際往來，包括朋友、男女、婚姻、家庭等等，因為在集體苦難下接受考驗的是每一個個體的靈魂，而個別靈魂外顯的國民素質總合，也最終決定這個國家，甚至全人類的命運。 面對個人人生和群體生活的嚴肅議題，可能沈重得讓許多人選擇逃避，但如果這生命的旅途有由古至今的賢人智者陪伴同行，在跨越每個迷惘的時刻，就能夠不時發現一串串智慧的火花，體驗一陣陣豁然開朗的驚喜。在我們生命探索的旅程裏，林義雄無疑也不吝扮演這樣一位陪伴者的角色，同時在他的引介邀請之下，更多的賢人智者，從老子、莊子，到西塞羅、尼釆、康德、叔本華、蒙田、赫胥黎、托爾斯泰、甘地、赫塞、杜斯妥也夫斯基等等，都在書中不同的章節和讀者同行，徬彿是生命旅途的同伴，讓我們不覺得孤單。 承擔起台灣的苦難歷史，林義雄在社會普徧覺醒之前投入險悪的政治，換來慘絶人寰的家庭悲劇，讓他不得不直視生命最原始的本質，以及個人和社會、國家之間複雜的辯證關係。在生命沈潛的日子裏，他和先賢哲人陪伴的時間，遠多過於和世俗人士的交往。雖然他後來仍然以在野黨主席的身份，和台灣人民共同完成歷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但他始終更像生命的哲人，而不是一位政治的權者。不過，刻骨銘心的政治歷程，也讓他的生命觀照，不會流於避世隱者的消極無為，而是充滿追求理想國度的實踐精神。 書名《只有香如故》的這個「香」，對於林義雄來說，是一種擇善的固執，一項堅持的操守，一身高潔的風骨，一點護持的理念，一股昂揚的正氣，一腔不滅的勇氟，一顆高潔的靈魂，亦是一項義無反顧的捍衛，和一種心底深切的認知。 但是，林義雄新書的價值，不在於他書裡所標舉的高超境界，而在於他以一輩子的生命實踐，來告訴他魂繫夢牽的家人和同胞︰是的，這是一個理想的國度，人的一生就是邁向理想國度(林義雄有時候也稱之為神的國度)的旅程，而這正是他自己所定下來的人生目的，同時也號召眾人同行。 這是一位宗教家和薛西弗斯式悲劇英雄的告白和召喚。

九月下旬，台灣紅十字會由會長陳長文帶領，組了一個考察團，到中國川震災區探視由該會援建的軟硬體項目。這一行，與其說是去檢查援建項目的品質、績效，不如說是去驗收台灣紅會在川震災區工作3年之後，在當地所獲得的總評價。總結一行的印象，這個評價是非常高的。 不過，不久前台灣紅會對日本311大地震的賑款的處理，卻引發一些民眾的質疑，甚至還導致部分捐款民眾要求退款的風波。雖然後來的發展，澄清了分批撥款確實是國際常例，也是負責任的作法，但一些民間批評還是促使內政部決定修改自1954年以來未曾更動過內容的「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 很長一段時間，台灣紅十字會和許多由政府哺育的組織一樣，是不容易查覺它的存在和功能的。不過，自從兩岸關係開放探親以後，台灣紅十字會便開始處理一些政府不方便出面的人道工作。這部份工作還算單純，主要聯繫對象是政府，而且是接受委託辦事。 近年來天災頻傳，一個比一個嚴重，使得原本就是以人道救援為宗旨的紅十字會受到特別的矚目。台灣豐沛的愛心，每每在重大災害之後，化成可觀的捐款，希望透過類似紅十字會的組織，可以減輕災民的痛苦。 這些善款金額龐大，像南亞海嘯，台灣紅十字會收到的捐款有7億新台幣，中國汶川地震16億，日本大地震24億，國內88水災的捐款和其他收入更是高達50億。這麼大的數字，紅十字會是否能有效運用，是否會遭到挪用，若有不慎或誤解，便容易引起社會議論。 雖然各項專案，台灣紅會會提出責信報告，但這些責信報告即使經過會計師審核，仍不免只是概括性的敘述。作為一個必須處理巨額捐款的人道救援機構，沒有比建立民眾對它的信任更重要的事了，而一個五、六十年未改的法律架構，只會讓這個機構和民眾更疏離。 有些人主張，為紅十字會不須特別立法，這又矯枉過正了。紅十字會不是普通的慈善機構，它的任務包括戰時傷病之救護及戰俘平民之救濟，它必須遵循國際紅十字公約，在某些任務上它必須取得政府的密切合作，如果沒有特別法規範，這樣的合作很難有效進行。 固然國際現實讓台灣無法成為「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的會員國，但由於台灣積極參與數次國際重大災難的救援，台灣已可參加若干特定議題的集會，進而建立與國際間的聯繫管道。這種關係也只有台灣紅十字會與其他國家紅會一樣，在國內取得特殊法定地位才有可能維繫。 內政部不久前推出的「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修正草案，要把會長任期予以限制，這是對的，可以活化紅十字會的組織。但是否一定得把紅會發動勸募的流程和其它慈善機構一視同仁就有討論餘地，畢竟紅會組織理已有政府監督機制，事實上只要有常務理事會通過應已足夠。 比較重要的應該是去修改總會與地方分會、支會的關係。1954年的「紅十字會法」仍是以大中國概念規劃總會與地方關係，導致地方分會、支會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總會卻無法規範地方不當行為。過去傳出有地方組織以佣金爭取捐款或不當使用紅十字會名義辦私人養護機構，便是總會無力節制地方的後果。 不過法律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台灣紅十字會要發展的好，本身的能力和民眾的信任是關鍵。而要爭取民眾最大的信任，最根本的還是必須堅持人道、中立和獨立的原則，避免捲進具有政治或意識型態本質的爭端之中。台灣民眾有藍有綠，但台灣紅會只能展現人道的紅色。

中國汶川大地震發生已經三年有餘，台灣民眾透過紅十字會捐款在災區進行重建工程，不僅完成了許多被譽為精品的學校及衛生院等硬體建設，在過程中，更透過軟實力的溝通和協調，確保重建效益的整合，能夠發揮更多的服務功能。 汶川地震發生之後，台灣民眾熱烈捐輸，其中透過紅十字會的善款加上利息高達十六億多新台幣。這些善款運用到災區的緊急救助及災後重建，究竟成效如何？在硬體建設全數完成，軟項工作也運作一段時間之後，尚有部分剩餘善款應運用於那些計劃？為瞭解這些問題，台灣紅十字會九月下旬組了一個由會長陳長文帶領的考察團，其中包括部分媒體成員，實地探訪了在陜西、甘肅、四川所援建的軟、硬體項目。 嚴格地講，這類的探訪，一個星期之內全程跋涉上千公里，即使每地只挑選若干援建項目，停留時間也是有限，並無法具體評量個別計劃的績效，但是它會讓訪問者形成一個整體印象，回答一個整體問題，那就是︰台灣紅十字會帶著台灣民眾的愛心，在中國汶川大地震災後救援和重建的過程中，有沒有留下一個好的印記？ 這個答案無疑是非常正面的。 以硬體建設來說，當時台灣紅十字會決定不協助重建民房，只蓋學校、衛生院和殘疾人康復中心，似乎是明智的作法。後來的發展發現，幫忙蓋民房牽涉到不同需求，也容易引起糾紛，一些其它援助單位為此頭痛不已。而學校、衛生院和康復中心都屬於公共需要，整合相對單純，服務範圍卻更廣。 台灣紅十字會所援建的硬體項目包括分散在陜西、甘肅及四川的43所學校、43所衛生院和1所殘疾人康復中心，現在都已全部完成，而且投入使用。不是所有硬體建設都毫無缺憾，譬如說第一間參訪的學校，使用才一年，不少瓷磚已開始裂損，可見材料可能有問題，施作也不是特別理想。又有一家衛生院，雖然正門兩邊設置了殘障人士專道，但一邊是汽車擋道，另一邊則是不利輪椅行走的泥磚地，可見使用單位只是勉強接受捐贈單位要求的設施人性化，但並沒有真正覺得有這個需要。從理念到落實，確實還是有很多的障礙。 不過，瑕不掩瑜，絕大部分所看到的援建硬體，仍是甘肅西河縣長所稱的「精品工程」、「優質工程」，從過去的板屋老房子，一下子「跨越50年」。所有這些建築，都在顯著的地方放置一塊燒有「來自台灣的愛心」字樣的瓷磚，以及紅十字會的標誌。 在所有造訪過的學校，師生對新建校舍的滿意是不須刻意營造，就很自然表達出來的。四川雅安的中峰初中校長就讚嘆說︰「這是一間文明進步的學校」。在川堂簷上，「台灣紅十字組織援建」的字耀眼奪目，而學校的名字都還不知道藏在那裡呢！ 台灣紅十字會在災區援建的硬體建築無疑是醒目的，而且帶進了我們從921大地震中所學到的經驗，和一個現代文明社會所體現在建築設計裡的一些人道關懷。此外，駐點社工人員長期與當地民眾互動，所形成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影響，也令人印象深刻。 在汶川重建工作中，台灣紅十字會委託台灣營建研究院派遣駐地經理，提供營建管理服務，相當程度確保了援建的工程品質。此外，台灣紅十字會也與不少NGO組織共同組成「512川震台灣服務聯盟」，用「資訊共享、專業分工」方式，投入第一線生活重建工作。 這期間，台灣工程人員、社工人員以及台灣紅十字會本身的駐地代表，都和當地基層組織建立了相當密切的工作關係和私人友誼。尤其是社工人員、全科醫療顧問協助建立當地種子部隊，還會形成更大的擴散效果。這種基於「愛與服務」所進行的兩岸交流，更有利於建立彼此之間的互信、尊重和關懷，為鋪設兩岸和平道路，增添一份堅實的基礎。 台灣紅十字會在川震重建工作的成效是鮮明顯著的，這也與中國紅十字會的全力支持和配合有關。中國紅十字會雖然名為NGO，但與政府部門有緊密的整合。事實上，工程發包、監造，都必須經過中方行政體系，軟體計劃也必須獲得中方的首肯和祝福。雙方紅十字會過去在兩岸交流過程中的合作經驗，還有因此建立起來的人脈關係，一定幫助了這些工作的順利進行，。 這趟考察行，中國北京總會先行派員到各地協調接待事宜，然後又有高級幹部全程陪同，從西安開始一路警車開道，地方紅會人員在縣境交接，並且熱情接待。這種在台灣似乎只有總統出巡才有的規格，一方面是充份表達中國方面對台灣紅十字會援建工作的感謝，另一方面也顯示北京當局對兩岸紅十字會交流的信任和期待。而這樣的信任和期待，在台灣內部，卻是台灣紅十字會還必須努力爭取的。

達賴喇嘛3月10日藉著紀念西藏抗暴52周年的機會宣佈，他將正式退出他在西藏流亡政府裡政治領袖的角色。這決定應該是為了要讓下周即將改選的流亡政府，擁有更堅強的民主結構。 同時是宗教領袖及政治領袖的達賴喇嘛，在流亡海外的50多年間，對民主的信念愈來愈堅定，對西藏的前途愈來愈寄望人民(包括漢人)的力量。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化是達賴喇嘛由上而下，一手打造的。 達賴喇嘛說要釋放政治權力，由來以久。2009年台灣記者在印度達蘭沙拉訪問他時，他就很清楚表達他希望流亡政府完全接手政治權力和責任的意思。 達賴喇嘛已經好幾次對外界表明，從2001年起擔任流亡政府總理的桑東仁波切是政治事務的最後決定者。達賴喇嘛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曾經以一貫詼諧的口吻說，「政治上他是我的老闆，宗教上我是他的老闆」。可是當記者訪問流亡政府和議會的主要負責人時，他們卻又總是希望達賴喇嘛能繼續擔任政治上最終的決定者。 即使現在達賴喇嘛宣佈正式交出政治權力，他的政治影響力不見得就此消退。他仍然是最有能力團結和動員海內外藏人的領袖。 作為宗教領袖，達賴喇嘛也在尋求改變。他曾對台灣記者說，假如不是流亡海外，他到今天可能還只是在拉薩的布達拉宮裡「裝神弄鬼」。他的意思是說，若不是流亡，他不會認識那麼多的人，學習到那麼多新的事務。流亡這件事，不見得要從負面來看待。對於流亡的感受，他認為，內心感到平安的地方就是「故鄉」。 他以相當開放的態度在看待14世達賴喇嘛以後繼承的問題。他說，他可能在生前親自挑選繼承人，也可能根本不會有下一世的達賴喇嘛。15世達賴喇嘛有可能在非傳統藏族地區被找到，甚至有可能是個女生。 但信奉「無神論」的中國共產黨，現在卻反而堅持起要維護達賴喇嘛輪迴轉世的傳統。這周一到北京開會的西藏自治區主席白瑪赤林強調，下一任達賴喇嘛必須按照傳統轉世的方法選出，不可以由現在的達賴喇嘛親自挑選。 北京的官方版本還包括，清朝時的皇帝對西藏高僧挑出來的人選有最後核可權，因此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政府也要求享受這項權利。 在有關西藏的議題上，達賴喇嘛向來是主張自治而非獨立。大多數流亡藏人服從他的領導，但不見得沒有異議。有些人(特別是年輕藏人)認為，他所主導和中國共產黨斷斷續續的協商不會有任何結果，應該採取更激烈手段。但也有人認為他錯失可以回西藏在體制內為藏人爭取權力的機會。 一位專研西藏問題的記者兼作家詹森(Tim Johnson)所寫的書題為《棗紅衣下的悲劇：達賴喇嘛如何征服世界卻輸掉與中國的戰役(Tragedy in Crimson：How the Dalai Lama Conquered the World but Lost the battle with China)》，這應該是只以一世代的角度在看政治問題贏得世界的人怎麼會輸掉中國？

自由派學者可能會自始至終反對政府有任何管理媒體的權力。但我們面對的情況沒有那麼單純，不同社會條件也會迫使不同國家採用不同方式去因應。但這不是說，任何被採取的方式都是合理的，都是應該被接受的。我們似乎應該有一些判準。 這個星期，國內外有一些新聞，讓上面的問題更加急迫要尋求答案。 首先是兒少法修正案已列入這會期立法院優先審查法案，其中要求報紙新聞不得描述(繪)犯罪、自殺、暴力、血腥、色情、猥褻等行為細節，同時對網際網路也增加了要求自律的規範。不少媒體及學者強烈反對，認為言論自由已受到威脅。 其次是幾天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決定對年代綜合台施予撤照的處分，原因是年代台違反換照時的承諾，節目廣告化問題嚴重，而且首播率未符標準。衛星頻道業者物傷其類，群起攻之，這反應可以理解，但國民黨立委說這決定「黑幕重重」，民進黨立委更質疑說這是國民黨為保住政權，整肅異己，拿「開山刀亂砍」。 在國外，今年4月拿下絕對多數國會席次的匈牙利右派政府，剛剛通過一部嚴格管制媒體的法律，今後，政治上「未持平」的報導、威脅「公益及良俗」的報導，都可能被處以危及媒體生存的罰款。這項措施激怒了歐盟其他國家，認為已違反歐盟保障言論自由的基本信念。 其實，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不是沒有限制，這在尊重人權的民主國家裡，都已是定論。保護青少年免於被過度偏激、色情或和毒品相關資訊所污染，也是大多數民主國家有志一同的作法。不同的是在法律規定是否周詳，賦予行政機關多少職權，有權力做決定的人如何產生，決策如何運作，有無特別防範政治的濫權。 通常法律授權行政機關處理這類事務，是怕法律程序曠日廢時、緩不濟急，可是一旦賦予行政機關權力，就必須擔心濫權，特別是牽涉到媒體的緣故，最怕被用來政治上打壓異己。 德國聯邦檢錄局(Bundesprüfstelle)的設計，似乎充份反應上面所提的思慮。為了免除政治面的疑慮，它不檢查政治上敏感的日報及政治性雜誌。它只根據提報，檢查及登錄被認定為對青少年身心有害的刊物(或其他影視產品)，而不做處分(處分規定應已在法律條文中，例如不得公開販售等等)。檢錄委員的挑選必須考慮有代表藝文創作、出版及影視業界、宗教、教師以及民間和官方青少年保護單位的意見。不過，不同社會有不同情境，不是德國制度可以照單全收。 一旦制度建立，就必須讓它能夠運作，政治人物和媒體這些隨身帶著喇叭的人，不能老是從自己利益出發，恣意地破壞。NCC此回撤年代綜合台的照，一方面是根據法定職權，另一方面也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氣。或許在整個影視媒體環境盡是置入性行銷和超低首播率的情況下，從那裡下刀會有爭論，但當事者有法律的救濟途徑，幾位民進黨立委把這事件又套上藍綠模式，又說是政治動機，又扯上政府的置入性行銷，對年代的政治屬性，對今天NCC委員的實質生態毫無認識，這樣的解讀真讓人啼笑皆非。

以揭發機密為職志的網路組織「維基揭密(Wikileaks)」，最近遭遇到空前危機，它自己也面臨被要求解密的挑戰。 「維基揭密」的名稱，顯然是仿傚自「維基百科」，但它提供的不是各類知識，而是來自世界各地各式各樣的機密文件。它利用一套複雜的上稿及審稿機制保護洩密者的身份，鼓勵能接觸到機密文件的人，將它PO上網。 今年4月間，Wikileaks公布一卷震撼全球的秘密影帶，讓它一舉成名。它揭露2007年一架美國阿帕契戰鬥直昇機如何利用精密攝影裝備，在伊拉克巴格達上空射殺人員標的，過程中還誤殺了兩名路透社新聞工作人員。路透社透過各種管道要求看這卷影帶未果，結果卻被「維基揭密」給公開了。 接著今年7月，「維基揭密」透過與美國「紐約時報」、德國「明鏡周刊」及英國「衛報」的合作，將它手中七萬餘件的阿富汗軍事檔案公諸於世，改變了世人對北約軍事介入阿富汗的看法，堪稱媒體史上最「大」的獨家，也革命性地重新界定新聞專業的內涵。 「維基揭密」的創辦人亞桑傑(Julian Assange)一夕之間成為「真相英雄」。但名之所至，謗亦相隨。 曾經是網路駭客的澳大利亞人亞桑傑相信，一個透明的世界才是好的世界。他公布政府、企業還有政客不為人知的秘密，就是要讓普通人有能力看透這個世界。 可是亞桑傑本人，以及「維基揭密」本身，就是個大秘密。 亞桑傑現在幾乎是「維基揭密」對外唯一的窗口，9月間另外一名公開的德籍發言人史密特(Daniel Schmitt，化名)，因為不滿亞桑傑的獨斷，已經宣佈退出組織。 網路電子信箱是亞桑傑對外聯繫的管道， 可是他常常會突然一、兩個星期失去音訊。出席記者會、接受訪問或到大學新聞科系演講時，亞桑傑頭上一撮白毛十分顯眼，因為平時不見天日，他的臉孔顯得蒼白，說話時，他的聲音柔軟又慢條斯理，反而激起聽眾對聲音背後隱藏的巨大秘密的無限想像。 有關亞桑傑的私人資料，外界知道的很少。他過著類似「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這種生活型態或許是從小養成。他的藝術家父母很早離異，母親和繼父的婚姻也是一團糟，他和母親逃家，一度必須匿名過日，據說他讀過40多所學校。 打從網路剛興起的80年代，亞桑傑就迷戀在網路上。他曾侵入一些公司、政府機構以及美軍單位的內部網路，也曾經被判罰款及緩刑，因此在墨爾本的駭客圈闖出小名號。一個當年檢察官說，亞桑傑隨意進出別人的電腦，就好像他是「全能的上帝」。 有關「維基揭密」的基本想法，亞桑傑自稱在90年代就已經成形。他認為，一個開放社會的基本規則應該是，所有的人彼此間可以交換所有的訊息。經驗顯示，社會不公之所以產生，就是因為佔據權位的人濫用秘密資訊的緣故。1999年，他就先登錄保留了leaks.org的網路帳號，至於Wikileaks則是在2006年底成立。 「維基揭密」與其說是一個傳統意義下的組織，不如說是一個奇妙的點子或計劃。它沒有總部、沒有地址，只有一個放在墨爾本大學的匿名信箱、幾個電子郵件地址、一個twitter帳號。整個作業的心臟就是幾部伺服器，分散在一些對資訊提供者法律保障比較周全的國家，例如瑞典、冰島和比利時。 「維基揭密」據稱只有五名固定工作人員，其餘都是志工，他們全部都是隱形人，對外一直只有兩個發言人，亞桑傑及史密特。維持Wikileaks運作，整年的基本費用大約20萬歐元，全數都靠捐款。亞桑傑和史密特都自稱從未領過薪水。 Wikileaks幾年之間公布過150多萬份大大小小的機密文件，其中包括私營保險公司保障不足的資料、非洲的貪污、漏稅名單、激進組織名單等等。此外，泰皇子的奢華浪費資料、美國前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裴琳的電子郵件內容也都上了網。這些的機密的揭露讓「維基揭密」曾經獲得國際特赦組織的媒體獎，可是並不足以讓它引發太大的風潮，一直到今年7月公布的阿富汗軍事檔案為止。這個案件導致一名美軍情報分析員涉嫌洩密被捕，他可能面臨長達52年的刑期。 隨著這事件也激化了外界對「維基揭密」的討論︰究竟它是照亮政治黑暗的一盞明燈？還是意欲在摧毀民主國家秩序的可怕威脅？美國國防部隊蓋茲(Robert Getz)就質疑，為甚麼一個過去的駭客，率領一個無名小組，不定期就點燃一個資訊炸彈，讓國家聯盟的軍事機密曝光，多少資源必須因此廢棄，多少軍人性命可能遭受危害，可是卻沒有人必須為如此重大的決定負起責任。一個世界超強的國防部長表達出這樣的無力感，感覺十分詭異。 亞桑傑自己認為，有權力的政府、政客、 企業才須要透明，而像「維基揭密」這樣的「小行動組織」，則沒有必要說明，究竟是那些人在財務上支持他們，他們如何評估秘密文件，是誰在決定公開甚麼，何時公開。可是，現在「維基揭密」已變成一個國際性有巨大影響力的組織，為什麼它可以享有不透明的特權？ 隨著影響力的擴大，「維基揭密」內部和外部的壓力也愈來愈大。愈來愈多的人表示願意加入「維基揭密」擔任志工，去年12月以來，至少800名程式設計師表達了這個意願。可是800名工程師如何組織？如何聯繫？「維基揭密」成了自己成功的祭品。 兩個大案件的曝光也觸發了內部的緊張，因為原本「維基揭密」工作的兩項重要原則，也就是對待文件的「無歧視原則」和「中立原則」，都遭受到破壞。 本來Wikileaks要求對不同地區、不同機構、不同大小的機密文件都要同等對待，可是現在幾乎全部人員的時間和精力都被捲進大案子裡。暴得大名之後，蜂擁而至的文件更多，有限的人手更是無法處理。 其次，原本「維基揭密」的態度是要對任何機密文件保持中立，讓文件以原貌出現，讓讀者自己判斷，自己形成看法。可是，4月份的阿富汗影帶就被加上「不經意的兇手(Collateral Murderer)」的標題。7月份阿富汗軍事檔案的公布及隨後的倫敦記者會，「維基揭密」的中立立場更是消失無蹤。 「維基揭密」內部強烈質疑，這麼重要的決策究竟是怎麼完成的。就在此時，亞桑傑在瑞典被指控涉及強暴案，史密特建議亞桑傑暫時避風頭，減少出現在公開場合。亞桑傑則認為自己的涉案是CIA的陰謀，而史密特的種種建議都是為了要奪權，並因此立即停止史密特的職權。史密特於是公開宣布退出「維基揭密」，在接受媒體訪問時，還指責亞桑傑是集「起訴人、法官和劊子手」於一身的獨裁者。 「凡事，不如其表(Nichts ist so, wie es scheint)」，這是亞桑傑喜歡掛在嘴上的一句話；現在，這魔咒也應驗在他本人及「維基揭密」的身上。

上(7)月27日英國石油公司(BP)總裁海沃德(Tony Hayward)宣布辭職。在這之前，他所帶領的BP因海上鑽油台失事，讓好幾兆加侖的原油傾倒進墨西哥灣裡。他的危機處理也叫人不敢領教，經濟學人雜誌批評他是「會走動的災難(walking disaster)」，因為他在公開場合一再失言。 墨西哥灣漏油事件，讓BP必須拿出320億美金，以支付清理海上漂油以及各種賠償，造成BP空前的虧損，但拍拍屁股走人的海沃德仍然可以領到一筆高達160萬美金(逾5000萬新台幣)的離職金，同時也可以開始支領保守估計總數將高達1,760萬美金(約5億6千多萬新台幣)的退休金。對此，美國國會議員很不爽，抱怨說這是好幾百萬美元打造的「黃金降落傘」。 剛好這幾天，台灣媒體也在報導本地「肥貓」的消息。根據證交所最新公布的去年上市櫃公司董監事酬勞，有16家公司營運出現虧損，但每位董事平均仍領百萬元以上酬金。其中友達去年虧損267億，平均每位董事仍領270萬元；萬泰銀、旺旺保兩家公司連續三年虧損，每位董事也都領150萬元以上大紅包。至於有賺錢公司董事的薪資加酬勞金就更加可觀了，宏碁電腦董事平均每人領5,887萬，聯發科5,226萬，台機電4,885萬。這麼高的數字也會讓一般民眾懷疑，這些董事們的能力和努力真的值這麼多錢嗎。 確實，去年發生的金融危機讓人更清楚看到，有一些大公司的「肥貓」主管，平時坐領一般人難以想像的高薪，如果捅出摟子，還可以攜帶「黃金降落傘」逃生，把爛攤子丟給股東，甚至納稅人去收拾，這未免太不公平。 這樣違反社會公平正義原則的現象是如何發生的？它有可能解決嗎？ 加拿大裔的美國經濟學家蓋布瑞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2006)，在他早年的「新工業社會」一書中，就已經看到一個「技層結構(technostructure)」的形成。這個社會經濟階層由高階管理者、科學家及律師等所組成，他們在公司決策中比股東更具有影響力，他們這個階層有自己追求的經濟目標，他們重擴張、輕利潤，有時也不免因追求和自己績效相關的短期利益，而忽視長期後果。 經濟全球化以及資本集中化讓這個現象更為明顯，經營規模愈來愈大，讓「技層結構」的薪資與福利愈來愈豐厚，而決策影響力也愈來愈大，一旦經營出現偏差，後果也更嚴重。現在全球性大公司的主要股東已經絕少是個人，代之而起的是投資公司、各式各樣的基金及銀行等。代表這些機構執行股東權力的同樣也是來自相同階層，他們與公司管理階層有同屬「技層結構」的共同利益，所以不太會彼此為難。所以公司經營好時，大家有利可圖，可是高階主管的利益最好；公司經營搞砸了，股東、員工、客戶、債權人都倒大楣，甚至政府還要出面善後，可是往往「肥貓」們還是可以帶著「黃金降落傘」風光退場。 金融危機之後，美國華爾街有些公司與高層主管的合約，引進所謂「回吐條款(clawback clauses)」，讓這些主管每年所領的績效獎金，在事後發現不如預期時，必須回吐回來。可是到目前為止似乎這些條款沒有真正執行過。 最近美國政府的金融改革方案，則要求管理高層的薪資及「黃金降落傘」必須由股東投票決定，可是它所引起的衝擊和爭議都很大。 美國是高度尊重企業自由的國家，因為金融危機許多大企業紛紛向政府求援，政府才取得介入的正當性。台灣大企業的成長背景有很明顯政府的影子。到今天，政府仍然是許多大企業的主要出資者或借貸者，因此，倘若這些公司的公司治理出問題，政府會背負較多的責任。 台灣近年來的經濟發展也走上資本集中及全球化的路，因此「肥貓」與「黃金降落傘」的現象會愈來愈頻繁，而終將引發社會的緊張關係。美國的例子顯示，要同時尊重企業自由和實現社會正義，其實有一定難度。台灣應該針對此問題多加研究，找出適合台灣國情的解決方案。

5月3日是國際言論自由日，總部設在巴黎的「無疆界記者組織」公布40個全世界最大的「新聞掠食者」，其中包括17名國家元首，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俄羅斯總理普亭又再度上榜。 自從解嚴之後，台灣政府就已經脫離這樣的「新聞掠食者」行列了。不過，假如「無疆界記者組織」公布的是「新聞餵食者」的排行榜，那台灣政府恐怕還是會上榜，而且極可能名列前茅。 「新聞掠食者」像大白鯊，血盆大口一張，它不喜歡的新聞，連同記者，一起吞食下去，屍骨無存。「新聞餵食者」則是用各種誘餌，把新聞養得肥肥胖胖，恰恰好就是「餵食者」喜歡它的樣子。 2008年馬英九當選總統，他在就職演說中，宣示將「充分尊重媒體的監督和新聞自由」；他沒有充分履行這樣的承諾。同時，馬總統也簽署同意書，向媒體監督團體承諾「不進行政治性置入性行銷」；他也嚴重違反了這樣的承諾。 馬總統就職以來，政府對公共媒體的操作，屢屢引起爭議。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的「2010年新聞自由報告」，就關切台灣政府對公共媒體人事的介入會影響到這些媒體的編輯內容。 事實上，各國公共媒體的經營都面臨政治力影響的問題，而且三不五時會引發爭議，但政治介入粗暴或粗糙的程度，以及媒體本身是否能夠抗拒不當干預，各國表現仍有非常大的差異。 在台灣，政府安排非媒體人士出任通訊社高層主管，以不尋常的大動作，甚至未依法定程序主導公共電視董事會改組，這樣的方式太過粗糙，就不免引人側目。 另一方面，有的公共媒體負責人不僅沒有為同仁扛起政治壓力的擔當，甚至還公開認同公共媒體必須服從政治的說法，有的媒體則是應官員的要求，調派採訪路線，以確保被屬意的記者可以配合官員的需求。公共媒體做到這個地步，就變成政府豢養的「新聞農場」，太令人難過了。 劉兆玄擔任行政院長的時候，有一次接受媒體專訪，新聞的呈現十分詭異，事後傳出這是付費的置入性專訪，簡直讓人無法置信。此後，政府部門的置入性新聞不斷，尤其現在ECFA的討論正熱，政府各部門文宣在馬總統一聲令下，鋪天蓋地而來，其中更是不乏偽裝新聞的廣告。 馬總統競選時的「633」政策(即經濟成長率6%以上、平均國民所得3萬美金以上及失業率3%以下)支票無法兌現，是可以怪國際經濟大環境不好，可是，他承諾不做政治性置入性廣告，現在也是跳票，又不知要拿什麼作理由。 當然，做置入性廣告的不只是國民黨政府，民進黨執政的縣市置入性廣告也打得很兇，特別是若干參加五都首長初選的現任縣市長，浪費公帑打自己形象廣告的情況非常嚴重。這是台灣政治的整體墮落。 做為共犯的媒體，也幾乎是集體淪陷。不管是政治或商品，大家談的都是所謂「整合性行銷」。如果說在「賣新聞」這方面，蘋果日報竟是台灣媒體僅存的一塊淨土，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很諷刺。 (http://newtalk.tw/)

熱比婭的新聞現在還在熱頭上，原因是民間團體有意邀請她到台灣訪問，而馬政府拒絕了她。 拒絕她的理由，內政部長江宜樺是這樣講的︰熱比婭擔任主席的世維大會與東突恐怖組織有密切關係，甚至大會秘書長也是國際刑警組織所通令發布的重要國際恐怖組織人物，很多國家高度提防並禁止其入境。以國家利益為考量，因此建議政府禁止熱比婭入境。 的確，政府並沒有指稱熱比婭本人是恐怖份子，但藉著指控世維大會秘書長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 是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所通令發布的重要國際恐怖組織人物，熱比婭本身也沾染了恐怖的氛圍，讓拒絕她入境的決定顯得具有正當性。 多里坤．艾沙是不是恐怖份子？是誰指控他是恐怖份子？所謂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報(Red Notice)」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中央通訊社的駐外記者這回盡到了國家通訊社的任務，即時從日內瓦發回來國際刑警組織的說法，只是沒有任何一個主流媒體注意而處理到這條新聞。 這條新聞從專業上來看當然是重要的，因為國際刑警組織的回覆和馬政府對多里坤．艾沙所欲塑造的印象有相當的差距。江部長的說法讓人以為多里坤．艾沙是國際刑警組織認定的通緝犯，而國際刑警組織對中央社的回覆則是清楚地說，他們「僅是代會員國傳播要犯資料，並不代表國際刑警組織的立場」。 即使是「紅色通報」，中央社引述國際刑警組織的說法，也「不是一張國際逮捕令」。它只是Interpol通知其各會員國，「某一司法當局已對某一個人發布逮捕令」。不是Interpol對這個人發布通緝。 江宜樺後來在2日回答立委管碧玲的質詢時說，被Interpol列為紅色通報的人士根本就是要逮捕的，但內政部並沒有動用到逮捕，只是對這樣的人禁止入境。但同一則中央社新聞中提到Interpol有進一步解釋，它說，有的國家把紅色通報視為臨時逮捕的合法請求，這通常是這些國家跟追拿逃犯的國家有雙邊引渡條約，是它們決定逮捕，Interpo不能要求它們這樣做。 國際刑警組織不具體說明這個會員國是誰，但合理的推測應該是中國。所以關鍵就在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中國這個威權政府對「恐怖份子」的認定了，還有我們以後是否要同意替中國對它認定的「恐怖份子」加以逮捕。從多里坤．艾沙取得德國籍，又可以在許多國家自由進出，這項認定在許多國家並沒有說服力，而且也沒有國家逮捕多里坤．艾沙。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這則對國內重要爭議具有澄清效果的新聞，完全沒有出現在主流媒體裡。即使是在捍衛熱比婭不遺餘力的自由時報、民視和三立新聞台也都不見蹤影。一直到2日江部長在立法院被質詢時，這條稿子才登堂入室。 新頭殼網站早在1日就透過管道取得並發布了這則新聞，同時也試圖瞭解其背後的原因。 少數知情、關心並且在網路討論此事的學界和社運人士懷疑，是不是中央社基於政治的考慮「暗槓」了這條新聞，因為他們在網路搜尋中央社的歷史新聞，找不到這條稿子。他們擔心，果真如此，那問題就太嚴重了。 新頭殼網站為了查證這件事，透過中央社專業客戶去搜尋，卻仍然在資料庫中找到這條稿子，可見這條稿子應該是有發出來。 其中的差距可能是因為中央社新聞所謂「專業客戶版(CAP)」和「網路新聞版(CFP)」不同的緣故。這條稿子很明顯是發在以報社為主的「專業客戶版(CAP)」，卻沒有被發在可以直接面對網路使用者的「網路新聞版(CFP)」，以致於在各個新聞網站找不到這條新聞。 但為甚麼沒有一家平面媒體發現或願意處理這條新聞呢？這就真的匪夷所思了。一個可能是稿子發出來的時間比較晚。中央社是在深夜約11點半的時候發出這條稿子，並且配上一個不知所云的標題，這時已過了報社的正常截稿時間。稿子被遺棄的命運似乎已被註定，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昨天的稿子就讓它躺在資料庫裡吧。 為什麼這樣的稿子不發到可以直接面對大眾的「網路新聞」，只是交到沒有負起責任的「專業客戶」手上？為什麼敏感的稿子偏偏發在夜深人靜的時刻？也許這回真的只是湊巧，但這些問題不免還是會讓一些本來就對媒體沒有信心的人狐疑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