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毅 | 關於記者 | Newtalk新聞

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IFJ )在都柏林舉行每三年一次的全球大會中，通過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所提出的緊急決議案，促請台灣政府與國會，確保提供能有效保障台灣新聞事業，免於受到商業利益惡性壟斷的法律，並建立防範機制，確保新聞媒體免於受到商業或政治利益干預新聞內容自主及新聞記者權益。 此外，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前會長余佳璋6月7日也連任國際記者聯盟執行委員會的委員。現任公共電視新聞部副理余佳璋3年前在西班牙CADIZ第二十八屆世界大會中當選了24位執行委員之一。余佳璋今年則在358有效票中獲得176票，在16位直選執委排第15位，順利連任。在這次21位執委會中，來自亞洲從上次5席增為7席。 國際記者聯盟為全球60萬新聞媒體工作者所組成最大的工會聯盟，每隔3年召開一次世界大會，本次會議共有來自120餘國，超過250位世界各國代表與會，以及愛爾蘭當地媒體工作者參加。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自1997年申請正式會員入會至今，目前派有代表獲選為國際記者聯盟執行委員會委員。 大會通過台灣記協的決議如下:「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IFJ )對於台灣新聞媒體環境可能因媒體所有權集中化面臨新聞自由威脅，深表關切。這種現象展現新管制媒體集中化法律的急迫性。因此，大會呼籲台灣政府確保提供能有效保障台灣新聞事業，免於受到商業利益惡性壟斷的法律，並建立防範機制，確保新聞媒體免於受到商業或政治利益干預新聞內容自主，及新聞記者權益。」 在都柏林大會最後一天，余佳璋得知連任國際記者聯盟執委的消息後說，這些年因為代表臺灣記者協會參與國際新聞記者聯盟事務，看到各國新聞媒體工作者的處境日漸惡化，無論人身安全受威脅，或因經濟景氣不佳，許多記者長期失業與被迫轉業，感觸深刻。未來除了繼續在此國際組織中貢獻已力，也希望台灣的媒體產業能保有自主與自由，新聞工作者能珍惜與不時反思。 不過，這次的會長改選也爆發嚴重爭議，6月6日已經當IFJ會長六年Jim Boumelha (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 United Kingdom and Ireland) 再度贏得連任三年的選舉，但選舉過程引來批評。 在選舉當中，Boumelha得到191張票，而當過9年歐洲新聞記者聯盟會長的 Philippe Leruth只拿到178票以及兩張棄權票。不料，總投票數卻比出席大會有投票權代表總數還多出五張。 此消息立即引起大會激烈爭辯，但是在兩位候選人確認五張之差異無法影響勝負且都接受選舉結果後，大會以186對139的差距決定不需重選，Boumelha正式當選連任。 雖然如此，第二天早上一部分來自德國與加拿大代表為此退席抗議。絕大多數則選擇留在會場繼續會議。 IFJ大會此次也通過許多重要決議，其中包括，關於目前經濟緊縮政策造成新聞媒體的危機；在人身安全上， 大會決議應確保新聞記者在全球，尤其敘利亞， 伊拉克，俄羅斯，索馬利亞和菲律賓等地的安全，並反對國家與非國家勢力對記者的侵害，要求IFJ加強其對於爭取安全與有尊嚴的工作條件；推動全球性新聞工作工會的團體協約與加強進行團協訓練；以及在新聞自由與人權上，大會也要求各國政府把新聞與言論過失刑事除罪化，同時也要求新聞媒體與記者本身進行自我規範與堅持新聞專業倫理，並重申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社會基本需要。

來自世界各地三百多名記者於當地時間五日傍晚，在都柏林舊城以沉默步行來紀念三年多來遭到殺害的新聞工作者。國際記者工會聯盟IFJ代表手拿著408朵康乃馨花紀念傷亡的同業。在都柏林花園，許多記者把康乃馨花放在1996年六月被殺害的愛爾蘭女記者維羅妮卡˙蓋琳(Veronica Guerin)的雕像下，當時她主跑社會刑事案件新聞。 這次採取紀念且抗議的「為新聞自由而走」活動，是由國際記者工會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 IFJ)所舉辦，以展現IFJ堅持新聞自由與多元的精神。 代表130多國家約六十多萬新聞工作者的IFJ，從六月四日至六月七日在都柏林城堡舉行其第28次大會。這次大會的主軸為「領導全球抵抗運動」。 IFJ會長吉姆‧波美拉（Jim Boumella） 與 IFJ秘書長貝絲˙哥斯達( Beth Costa )女士兩人一列帶領記者長龍從開會場地都柏林城堡繞著舊城，經過都柏林花園到1779年完工的市政庭大樓。 參與此次大會的菲律賓全國記者工會 (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 of the Philippines) 會長羅文娜˙巴蘭(Rowena Paraan)及前會長納斯特˙柏格斯(Nestor Borges) ，在參加「為自由而走」活動中呼籲，千萬不要忘掉2009年11月在棉蘭島被屠殺的記者。2009年11月23日，菲律賓發生了「史上絕無僅有的」人質綁架和屠殺事件，多位地方政界人物、家屬、律師和數十位記者將近六十多人被武裝分子強行帶走，並全部遭到殺害。 據IFJ的統計，從2010年至2013年五月31日，408名新聞工作者在工作執勤中喪生，包括348人被殺害或因意外致死，60人因意外事件受傷。 在2012年有121名記者遭故意殺害，最多事件發生地在敘利亞 (33)，索馬利亞 (18) 、墨西哥 (10) 以及巴基斯坦 (10)。在2013年一到五月底，則有27名記者遭到殺害，包括在巴基斯坦的8人與敘利亞5人的案例。 國際記者工聯秘書長貝絲指出：「這次為自由而走的活動，展現我們對新聞工作者因新聞而犧牲的永久團結。」貝絲強調，為了被殺害的同業，ＩＦＪ將繼續捍衛新聞自由與新聞工作，永不退卻。 為了保護新聞記者之安全，ＩＦＪ設有國際安全基金，給予殉職傷亡者撫卹金與生活補助，並提供新聞工作者所需的安全訓練。 六月六日ＩＦＪ大會將改選2013至2016年的會長與執委會。

德國記者協會(DJV)執委與出版品編輯沃爾夫岡（Wolfgang Grebenhof）4日在國際記者工會聯盟大會上指出：「在歐洲，窮困才是打擊新聞自由的敵人，許多歐洲國家都出現媒體記者無法賺取足夠生存的費用，紛紛轉業，尤其在2012年時特別嚴重，許多記者已經失業多年，特別是報社記者。」 代表130多國家約六十多萬新聞工作者的IFJ，從六月四日至六月七日在都柏林城堡舉行其第28次大會。這次大會的主軸為「領導全球抵抗運動」。 國際記者工會聯盟大會 (IFJ)在當地時間六月四日晚上正式舉行開幕典禮，愛爾蘭總統麥克·希金斯（Michael Higgins）應邀致詞時強調，保護新聞媒體多元性對全球民主與自由的重要性。原來屬於勞動黨議員與文化部長及社會學教授的希金斯現在73歲。2011年十月贏了愛爾蘭直接選舉後，希金斯從2011年11月11日開始其四年任期。 IFJ會長吉姆‧波美拉（Jim Boumella）在當晚的演說上表示，IFJ決定在愛爾蘭首都舉行此次大會，是為了紀念剛好一百年前的1913年歷史性的「都柏林罷工」中，勞資鬥爭並展現IFJ對愛爾蘭新聞記者與其他勞工的團結支持。 在會前會中，來自許多國家的新聞工會領導者與活躍分子就新聞記者面臨的就業機會、工作條件與人身安全上的惡化趨勢進行了報告。 代表德國記協的沃爾夫岡（Wolfgang Grebenhof）指出：「這一代的媒體記者擔心自己的生計已經多年，很難想像要如何去維護新聞自由，當前媒體環境不是只有薪水或者工時的問題，而是在新聞自由衰落，以及足以監督民主的鏈結將逐漸惡化。」 更嚴重的是，新聞記者在進行工作中遭到恐嚇、暴力威脅甚至被殺害事件越來越多。會長波美拉指出，從IFJ三年前的大會到現在，共有324名新聞記者與新聞媒體人員遇害，顯示敘利亞、墨西哥伊拉克及菲律賓為最危險的地方。 六月四日下午的會前會，IFJ會長波美拉也提出許多對IFJ領導者與IFJ會員工會，如何爭取適當與有尊嚴的工作與反對緊縮(austerity)的策略性建議。

前美國參議員暨阿拉斯加州長的穆考斯基今（13）日於台北市指出，前美國在台協會（AIT）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Douglas H. Paal)在台灣總統暨立法院大選前兩天，公開表達支持執政的總統馬英九所提倡的「九二共識」是兩岸都接受與符合多方利益的「必要妥協方式」，並且提到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所主張的「台灣共識」不切實際，他批評包道格的行為是「非常不恰當」與「有點不可諒解」，同時強調包道格並不代美國政府。 應財團法人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之邀於11日深夜來台觀選的包道格（Douglas Paal），12日接受中天新聞獨家專訪時指出，九二共識是兩岸都接受的「必要妥協方式」，並表示若民主進步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當選，美方應該會派人到台灣跟她溝通；如果是總統馬英九連任，不論是北京或華府都將鬆了一口氣。 包道格也直指蔡英文的「台灣共識」主張是「不可行」，並表示如果蔡英文當選，美國將會很快派人到台灣與她溝通，確保兩岸關係得以維持穩定。 台灣公正選舉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Fair Elections in Taiwan -ICFET) 的國際觀察團團長法蘭克.穆考斯基 (Frank Murkowski)，今天早上在看完有關包道格言論的報導之後，與台灣公正選舉國際委員主席彭明敏與副主席吳邐培從台中市坐高鐵趕回台北福華大飯店召開記者會回應。 穆考斯基說，他今天上午看了本地英文報紙Taipei Times 和China Post時，看到包道格說，蔡英文主張的台灣共識「不切實際」等說法。他認為此舉可能會被誤認為美國政府支持特定候選人或特定政黨，事實上，這與美國政府採取中立的政策相左。 穆考斯基也陳述他致電給現任AIT處長司徒文William Stanton)表達他的個人態度，更挑戰包道格此言不僅不代表美國政府，更不代表他在內的一般美國公民。 穆考斯基說，司徒文也告訴他美國在台協會將發表聲明，強調美國政府的態度。同時穆考斯基也以他過去擔任公職22年，目前是美國公民的身分，挑戰包道格。 美國在台協會發言人萬德福（Christopher Kavanagh）13日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包道格不具公職，言論屬個人意見，不代表美國政策。中央社引述萬德福的說法指出，不論明天誰當選，美國都會與當選人合作，促進雙方共同利益。 穆考斯基也說，包道格這次接受與國民黨密切關連的遠景基金會來台「觀選」，卻發表「評論」，與ICFET觀選團分別參訪各政黨，但僅關注選舉過程是否公正的態度很不一樣。 穆考斯基說他可以代表整個ICEFT表達「這次選舉是代表台灣人民選擇繼續現況還是改變，而那是他們自己自由的選擇」，他希望台灣人民如願。 穆考斯基說因包道格與他自己都是「前」官員，而沒有資格替美國政府或大多數對台灣民主有高度支持的美國公民說話。 ICFET主席彭明敏，副主席吳澧培今天下午陪同穆考斯基出席記者會，批評包道格此行應國民黨外圍的基金會之邀，來台「觀選」，卻發表偏頗言論，還引述已經被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ell）否認的英文「金融時報」報導，相當不洽當。

面對日本東北大地震和海嘯雙重衝擊，一個日本主要的公民社團在參與近九個月的救援工作並檢討經驗後，最近開辦了一項獨特的計畫，目標要訓練出幾千名的「災區志工領導者」。 此計畫的目的在於提升日本與海外公民社會組織快速招募和訓練，與在高效率和安全的條件下部署志工支援救災與復災的工作。 在東京都新宿區設總部的和平船(Peace Boat) 組織的國際協調專員高橋麻帆小姐 (TAKAHASHI Maho)表示，十七位日本各地志工已經完成了從十一月五日至十一月十二日在日本宮城縣石卷市舉行的第一期八天 「災區志工領導訓練課程」而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另外一枇六位也完成了第二期的訓練班。 和平船組織在這次「三合一災難」三月十一日爆發後就把支援工作的中心放在受重創的石卷市與附近的女川町和牡鹿半島的不少小鎮與漁村。 到十一月二十四日為止，原來有近165,000人口的石券市有3,948人罹難(包括3,279死亡與669下落不明的人)。列為日本在此災難死亡最多的誠市。雖然地震對石卷市區有六級震度的威力，造成最大的災害與人亡卻是海嘯。全部的港區與大部分的市中心被淹沒了。還包括有三分之一的石卷市府公務人員喪亡，電力與水停斷，而且交通受重創。 也因此，嚴重的災情與傷亡讓石卷市地區變成為很多日本與國際非政府組織，包括和平船在內，災後動員志工參與支援工作的一個大重點城市。 據和平船災害志工中心(Peace Boat Emergency Relief Operation)十月初發出的」東日本大震災緊急支援中間活動報告(2011年3月11日至8月31日)，」和平船組織協調了做出來自49個國家的6,695位志工，總計完成了34,388工作天。其中和平船組織安排最多分的志工就在石卷地區服務，不過少數也在福島以北的南相馬市服務。 和平船國際連絡專員高橋指出，「此次救災行動是在第一次在日本由公民社團協調與組織了如此大規模的災後支援志工。」 高橋專員講述，由於被地震與海嘯的摧毀，使石卷市政府的社會福利委員會災難支援中心喪失能力，「有意願來石卷支援的志工幾乎不得其門而入」，而重新建立部署志工的官方管道則耗費了「相當多的時間」。 當時，非政府組織的努力和投入已達到一定的程度彌補這個人力短缺的問題。 在石卷市的指揮中心，參與過日本1995年神戶地震與台灣1999年的九二一地震災後支援工作，現在是和平船災害志工中心代表理事山本隆 (YAMAMOTO Takashi) 告訴記者說，地震與海嘯發生四天後，他與其他和平船幹部抵達石卷市時的情況：「我們簡直不能相信我們還在日本!」 「我們就在東京開始鼓勵與招募志工去石卷，但是當時有些地方媒體與組織表示志工去太早，會使救人和救濟的工作更複雜，甚至會搶災民的食物與水。」` 常被稱呼為「Junior」的山本代表理事說，類似的憂慮是多餘的。「如果沒有志工的人力，就無法清理個別的住房與商店了。當時自衛隊只處理主要道路與公共場所，而市政府更沒有足夠人力。只有志工可做這種工作。」 後來，許多日本國內與國際非政府組織與石卷市政府的社會福利委員會合作數以萬計的志工來石卷進行艱困的清理戰役。四月份，三十幾個非政府組織與非營利組織等民間團體與石卷市政府共同組織一個叫做NPO/NGO支援連絡會(後來改名為石券災害復興支援協議會或 Ishinomaki Disaster Relief Assistance Council (IDRAC)) 來協調大量志工的部署。 山本表示：「總合來說，我們一共有大約四萬名短、長期志工到石卷來。原來以為需要兩年完成的清理工作，由於志工付出很大的努力與苦工，並且與自衛隊和石卷市政府形成良好關係，清理工程進行得很順利。」一直到了十月初，這次的志工參與，使石卷市中心與海港區的街道與住房商店幾乎都清理乾淨了。以十幾萬頓來計的各種廢棄物質在石卷碼頭附近堆積成山了。 最近幾個月，地方社區的災後復興的需要，慢慢地從最初的清理與協助安置於收容所與臨時宿泊的災民廚食，轉而為清掃、搭設臨時澡堂、清理漁業加工廠和漁村等。 在收容所十月十一日關閉後，在臨時住宅裡重建社區關係也變成一個新重點。從十月二日開始，和平船災害志工中心出版了一份四篇幅的臨時住宅週報，並且由志工直接送到四千多戶災民手中。該報除了提供有關於各種協助項目與輔導必要的訊息與發佈重要會議的公告外，和平船專員說該週報最重要的功能，是讓送報的志工有機會和每戶災民聊天，進而了解災民的情況與需要。 為下一次災難作準備 山本和記者說明，經過半年的援災工作後，和平船進行檢討時了解到:「這次志工救災行動中，日本社會原來沒有接待這麼多志工投入工作的能耐；並且，這次災難發生以前，沒有任何組織有足夠的志工領導。」 高橋說，「志工領導」應該有能力擔任協調地方政府與其他非政府組織中間的協調者，管理災害支援中心，以及安全而有效力地帶領志工小組。有很多熱心想幫忙的人是不夠的。 我們也需要一種很好的體系來引導與協調這種熱情。」 高橋說「志工領導」應該有能力當中間的協調地方政府與其他非政府組織，管理災害支援中心與安全地有效力地帶領志工小組，只是有很多有熱心幫忙的人是不夠的。我們也需要一種很好的團體來引導與協調這種熱情。」 「志工無法單獨工作，他們需要一個組織來協調志工的人力與當地的要求，這個組織必須跟當地社區有深厚關係，也能瞭解社區的需要和志工的能力。」 「這次災難爆發後，我們花了兩個星期訓練志工，但是頭兩個星期就是災害救濟與支援最關鍵的時間」高橋說，「未來必然會有其他的災難，而我們認為，當下災難發生，有很多已經知道如何協調志工的志工領導者，是非常重要的。」 在職訓練 為了使用這次的教訓來為下一次災難作準備，和平船災害志工中心十月中旬宣布要在石卷市開辦「災區志工領導訓練課程。」 這次「災區志工領導訓練課程」相當獨特的地方就是因為和平船組織還在石卷市積極進行各種志工支援活動，所以參加訓練課程的人們有在職訓練的機會。 基本課程有七整天。除了課程介紹外，第一天在石卷的課程包含介紹自然災害與災害救濟與支援志工工作與志工領導角色的理論，心理急救方法與關於災害義工的介紹。第二天包含 安全與危機管理及急救處置(FIRSTAID)方法。 第三天與第四天主要包括野外活動，災地現場安全部置(如搭帳篷等)與災區炊食和送貨訓練。第五與第六天進行志工領班研修(實地訓練)，以及參觀和體驗石卷地區各種志工工作的現場。最後一天的重點放在危機處理及作在場判斷與決策。 高橋也說志工領導課程也會讓其學生門更深入體驗災害支援志工的意義和功能教導他們如何協調地方政府，自衛隊與其他非政府組織，包括協調雖不通日語而熱心幫忙的國際義工。 完成課程的志工會取得受災區志工領導訓練的專業證明書，也可能進一步接受「災區救濟支援指導員」的訓練。 在第一階段，和平船只接受有當過志工經驗的18到59歲日本公民的申請<http://peaceboat。jp/relief>)，但是高橋說，和平船希望明年初可以開始提供雙語與英語訓練。高橋女士也指出，參加訓練課程的人們不必與和平船有任何關係。這是開放性的。「我們不只是想訓練個別志工，更想和其他非政府組織、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分享這個模式。」 一位在一個積極參與災後支援的日本佛教團體的資深主管告訴本站記者，和平船的新嘗試「非常有意義。」 「311災難發生後，很多年輕人很想去東東北地區參加支援，但他們沒有專業技術或管道。如果有幾千名具有領導能力與技能的人扮演志工領導者的話，許多有心之士會有機會在這些志工領導者的指導下做出正面貢獻。」 前九二一基震災重建基金會執行長謝志誠在被問到關於和平船的志工領導訓練課程對台灣的意義時，他說，「災害發生後，常見NGOs召喚志工，或有自願者自行前往投入救災工作，導致災害現場一團混亂，甚至產生NGO、志工與受災者之間的爭議。因此和平船的經驗具有不錯的啟發效果，可供政府部門將志工及志工領導者的培訓納入各項防救災工作項目中。」 現任台大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教授謝志誠也指出: 「特別是要提醒，政府指揮協調志工團體（NGOs）的能力、志工團體對於召喚來的志工的約束能力，以及一般自行前往服務的志工的服從指揮的能力。最重要的是，NGOs與志工對於尊重受災者與災難現場的基本認識，以免到後來，受災者二次受傷害、志工與志工團體也受創。」

在台灣媒體走上商人支配和高科技導向的路線時，一家小的日本日報展現出來了新聞職業價值與高素質專業對社會的重要性。面臨今年3月的日本東北大地震和海嘯的雙種衝擊，《石卷日日新聞》編輯和記者勇敢和優異的表現證明：「人」才是新聞媒體的基礎。 1912年創刊的《石卷日日新聞》(Ishinomaki Hibishinbun http://www。hibishinbun。com) 原來是一家不大不小的日本東北地方報紙。 在宮城縣的東部(包括石卷市，東松島市，女川町)有大約一萬四千份的發行。在日本東北大區外大部分的人(包括本人在內)今年春天前肯定沒聽說過。 但是，在日本今年3月11日大東北地震與津波（海嘯）衝擊之後，這家經營和運作簡單的小報在世界新聞界一夕成名。 到11月15日為止，原來有近165，000人口的石卷市有3，951人罹難(包括3，282死亡與669下落不明的人)。列為日本在此災難死亡最多的城市。雖然地震對石卷市區有六級震度的威力，造成最大的災害與人亡卻是津波（海嘯）。全部的港區與大部分的市中心被淹沒了。並且石卷市府公務人員三分之一喪生，電力與水停斷，交通更是受到重創。 然而《石卷日日新聞》發行人近江弘一 (KOICHI Ohmi) ，報導部長(總編輯)武內宏之(TAKEUCHI Hiroyuki)與6位記者在沒電沒機器的情況下，堅守岡位，以手寫6天的壁報張貼在社區避難所佈告欄，讓災民得到最需要的災情與善後情報。 除了受到全球新聞媒體的關注與讚美外，9月底在台北市舉行的 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IPI)會議中，《石卷日日新聞》報導部長武內宏之代表他的報社同仁，接受特別獎。可惜的是，武內報導部長在台北只待了一個晚上，而且幾乎與台灣媒體沒什麼互動。 新聞是一條生活線 所幸，記者上月去採訪東北災情時透過仙台冠扶輪社（Sendai Kamuri Rotary Club)的熱心朋友介紹，有了機會拜訪石卷日日新聞報社與專訪武內報導部長。而且武內也把最近出版的新書("6枚的壁新聞:石卷日日新聞東日本大震災後七日間的紀錄)給大家。 石卷日日新聞報社大樓剛好是在津波衝擊石卷市中心的邊緣。在只有兩層樓的二樓簡單(和台灣媒體比，算簡陋)的編輯部裡，武內(經過長住仙台市的台灣友人的翻譯)說明了新聞媒體在這個空前三合一災難的角色與功能。 武內報導部長說「消息是一條生活線。萬一發生災難，最急迫的事務是儘快回復電力、水、食品與消息的生活線。災難爆發時，民眾只能跑而可能無法帶走任何東西。可是，他們跑到安全的地方或避難所之後，他們怎麼辦?除了想知道親人朋友是否安全逃難之外，他們當然會開始擔心未來生活會如何過? 會有甚麼變化?而開始感到緊張甚至恐懼。」 「民眾跑到安全的地方以後，他們會需要那種消息?」 「第一，他們都會很擔心他們的家人與親友，但是最重要的是告訴他們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要讓他們了解情況。 再來，災民需要解決避難，住宿與取得水和食物與醫療。作為新聞媒體，我們必須儘量想辦法提供這種基本生存情報。其次，是關於民眾在不斷改變的情況下該做甚麼，」武內提到。 武內報導部長與其同仁在沒電的6天壁報裡報導的新聞很簡單，但非常到位與恰當。第一份(3月12日號)直接報導了「日本最大級的地震和津波」與石卷市災害與避難的基本情報。最後一份壁報(3月17日號)興奮地告訴市民「電氣復舊」 (電力回復)與避難所通電和街燈已經亮了。 電力回復了，讓報紙可慢慢地回復正常運作。 地震7個月後，和武內訪談時也可以看出來報導的重點，早已從當初的報導災情與救援有關的訊息，到探討石卷地區的復興方向，與一個新石卷的浮現。 一個新的石卷，一個新的東北 武內提到在10月13日後，所有在石卷市的避難所與週邊設施關閉了。這個決定代表災區從救災轉到復興的階段。在新的日本東北災區進入新的復興階段，新聞媒體的角色也隨之改變。 武內先生指出，現在最大的問題在製造就業機會。受重創的 廣義漁業有2百多大小企業，原來提供了2萬多個就業機會。雖然有些大企業已經在重建工廠，但是中小企業目前難於站起來，而大多數漁業的被雇用的人員失業保險已經延期一次到9個月，不可能無限支付。清理與復健工程可提供一些暫時就業機會，但是在完整復興計畫與預算通過以前，類似的機會有限。 並且，武內與其他有識之士指出，復興計畫不可只看短期的問題而必須有長遠的視野。一面得考慮重建可提供工作機會的產業在哪裡，一面也得考慮未來石卷市(與其他災區)的防災與安全。 跟其他東北災區縣市一樣，石卷市政府正在擬定復興計畫。 在此過程中，新聞媒體也要扮演重要的監督功能。 武內報導部長陳述市政府已經提出復興計畫草案而邀請各界與一般民眾的評論與建議。除了網路信箱之外，石卷市政府從11月15日到11月27日舉行14個公開石卷市震災復興基本計劃案意見交換會議。公共評論程序完成後，市政府會提出正式復興計畫與預算案，和宮城縣政府協調。 武內指出，石卷市的復興計畫，不可避免與以西的東松島市與以東的女川町一起考慮與執行。 在10月中的訪談時，武內說過：「最後，政府官僚體系會決定復興計劃案的方向，但是我們會儘量反映公共民眾的見解，並且監督計畫擬定過程的公開透明。保證這個程序是透明與注意經費是否用在最需要的地方，是媒體的重要職責。」 武內先生也指出，在3月11日的災難與復興工程雙向壓力下，可能在改變日本東北地區住民的性格。 「過去，尤其在鄉村，大部分的民眾只要有飯碗與房子就不會積極提出自己的想法，但是現在很多人甚麼都沒有了，面臨生存危機而被迫站起來說話。」 「很多災民結合起來，互相交換意見與主動去市公所向市長表達他們的想法。這種事情以前幾乎沒有發生過。 從現在起，不會只有企業者或媒體人士講話而已。這件事代表一種大的社會變化。」 當時武內報導部長也說其報社也正在思考「新石卷市」的方向問題，而想先聽市民的見解才用社論方式提出報社的建議。可是原則上武內報導部長指出:「我們不可能回復地震與津波破壞的過去，石卷市必須與天然與海共存。 我們應該放棄舊的思維，而要以政府復興計畫和一般民眾的見解為基礎，找出一個新石卷市的可行方向。」 武內報導部長也指出，雖然石卷市的文化傳統和特色不要消失，但是未來的發展方向與價值要和以前不一樣。 「以前，我們住在這裡，但並沒有注意我們有甚麼寶貴或值得保存的東西，更何況思考我們這一家鄉應該是甚麼樣子。我們現在都被災難造成的損失與我們已經失去的石卷刺激了。」 那就是新聞工作 石卷日日新聞的真實傳奇故事感動了國際新聞界了。IPI美國籍執行長感慨地說道:「那就是新聞工作!」 (「That is journalism!) 」 確實如此。但是我們應該深思的問題是這種journalism還有多大生存空間? 石卷日日新聞的新聞同業可以發揮真正的新聞工作者的角色，有效地蒐集資料讓無助的災民得到最起碼的消息。不光是靠熱心，而是新聞專業與職業道德。不過，其實專業能力也不夠。各記者在《6枚的壁新聞:石卷日日新聞東日本大震災後七日間的紀錄》一本書裡的陳述，也展現該報發行人的支持與積極參與當了石卷日日新聞記者的靠山。由於發行人自己對石卷地區住民的關心和社會責任，與對新聞工作者的尊重和謙虛的協助，編輯與記者才有條件較安心地在災難中發揮他們的專業。 反觀台灣的新聞媒體的局面，就會擔心在台灣發生災害，媒體會發揮甚麼功能呢? 會不會給我們提供「正確的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