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全景式的中正紀念堂的畫面，是在香港電影《黑金》中。那個以馬英九為原型的法務部長，渾身上下充滿凜然正氣，誓言「除惡務盡」，當他在晨練中邁著矯健的步伐跑過「大中至正」牌樓時，我還真有點感動——後來才明白，那是香港人對國民黨一廂情願的想像。
我第一次到臺灣訪問時，來到這座臺北市最大的牌樓前，一抬頭才發現「大中至正」四個字已改為「自由廣場」，「中正紀念堂」亦改名為「臺灣民主紀念館」。大廳內掛上風箏吊飾的裝置藝術，蔣介石銅像前站崗的禮兵也被撤走。
二零一三年春，我再次來臺灣訪問。借住的朋友家，離自由廣場不足一箭之遙，我多次到園區內散步，發現這裡又有了變化。馬英九當選總統之後，依循《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恢復了「中正紀念堂」的牌銜和展場舊觀。不過，「自由廣場」之名被作為某種折衷而保留下來。
帝國傳統：從中山陵到「中正廟」
我第一次到「中正紀念堂」宛若到了南京中山陵，進而感覺臺北儼然是「小南京」。那種國民黨專用的藍白相間的色彩，那種巨型建築彰顯的威權主義雰圍，那些中國古代皇家建築專享的象徵元素，使這兩個地方如同孿生兄弟。也許這就是「民國味道」？
孫文去世後，國民黨利用國家權力，從時間、空間、儀式、教育與傳媒等多重維度向全社會強勢推廣「孫中山符號」。本來，在晚清革命中的地位和貢獻，孫文未必比黃興、宋教仁和章太炎等人重要，但經過國民黨的偶像化，孫文成了獨一無二的「國父」。對此，美國學者夏偉和魯樂漢在《富強之路》一書中指出：「孫中山的支持者渴望營造出一種大於生前、帝王式的神秘氛圍，包裹住世人對他的回憶。」
中山陵是孫文紀念空間的最高形式。中國傳統帝王墓穴有一個專用名詞——「陵」。《說文解字》曰：「陵，大也。」歷代帝王陵墓建設規模宏大，具備一套朝拜祭祀的禮儀，目的是展示至高無上的皇權，維護「君君臣臣」的等級制度，讓民眾服膺於專制統治。只有皇帝能用「陵」字，彰顯其死後依然享有淩駕於臣民之上的榮光。即便是「萬世師表」的孔子，其墓葬也只能稱為「林」。
呂彥直設計的警鐘形陵墓，最能體現國民黨的政治意圖。中山陵沿用傳統帝王葬儀來體現對孫文的偶像崇拜，與孫文生前所標榜的民主和平等理念背道而馳。以面積而論，其陵墓達五萬餘畝，是漢武帝陵的五倍；以高度而論，其陵墓位於海拔一百五十八米的紫金山第二峰南坡，比獨龍崗的明孝陵高出九十多米，也超出南京所有帝陵的高度。
而中山陵與歷代帝陵在空間上之差異，可以透視現代威權主義與傳統帝制之不同：古代帝王陵墓要保持神秘感，民眾不得涉足其間；中山陵則對外開放，具有讓人瞻仰、敬拜的公共性和全民性，以此顯示其政權的合法性。北伐成功之後的南京國民政府，不惜耗費巨資建構此一神聖空間，近代史學者陳筠茜在《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一書中指出：「當時的國民政府財政不惜巨資興建中山陵，所耗費用高達年度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一。」
蔣介石以「總理信徒」自居，如果他沒有丟失大陸，死後一定會在中山陵附近修築與之規格相近的「中正陵」。蔣介石敗退臺灣，直到其死亡，「反共大陸」終是望梅止渴。於是，「總裁」與「總理」在地下為伴，成為不可企及之夢想。
「他們的廟，我們的城」
然而，國民黨仍然要打造對蔣介石的偶像崇拜，遂在臺北市中心修建「中正紀念堂」。中正紀念堂在設計時，即隱含多種中國帝國傳統的象徵語彙。其外表以藍、白二色為主，象徵「青天白日」；紀念堂平面為方形格局，象徵蔣中正的「中正」；坐東面西，隱喻蔣介石遙望大陸；仿效北京天壇的流璃瓦八角攢尖頂代表八德，隱藏的人形象徵天人合一。紀念堂正面共有花崗石八十四階、大廳階梯五階，合計八十九階，表示蔣中正享壽八十九歲。台階中間為中華民國國徽圖案的丹陛，在中國傳統建築上，只用於宮殿或廟堂。
廣場牌坊上「大中至正」四個字，亦出自蔣介石推崇的明代大儒王陽明。蔣介石以王陽明信徒自居，王陽明血腥屠殺西南少數民族的史實卻被遮蔽了。在一九三零年代，蔣介石更是提出過「以三民主義為體，法西斯主義為用「之口號。自稱基督徒的蔣介石，對基督信仰的熱情，遠遠趕不上對儒家政治倫理和法西斯主義的喜好。
可見，國民黨內心承認，蔣是一個沒有穿黃袍的當代皇帝。難怪一九九零年野百合學運中，學生們用「圖騰與禁忌」的演出顛覆獨裁者的神聖性，將「中正紀念堂」戲稱為「中正廟「或「蔣廟」。
在彼岸的中國，從一九五零年代開始，共產黨政權擴建天安門廣場，使之從明清時期封閉的宮廷禁地發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廣場。但在思想空間上，如歷史學者洪長泰在《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一書中所言，它仍是世界上最封閉的地方之一。毛澤東死去之後，中共更是在天安門廣場的核心位置興建「毛主席紀念堂」。國共兩黨是孿生兄弟，連紀念領袖的方式都如出一轍。
不過，公允地説，同樣是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象徵之地，就美學水準而言，「中正紀念堂」高出「毛主席紀念堂」甚多。後者融入蘇聯史達林式極權主義僵硬冷酷的特徵，連威權主義者身上那種以萬民之「父母」和「牧者」自居的溫情都沒有。
如今，北京的天安門廣場，攝像頭林立，軍警和便衣比遊人還多；而臺北的自由廣場，人們輕鬆自在，嬉戲玩耍乃至集會抗議，很少看到安全人員的聲音。
在日治時代，自由廣場這一帶曾經是日軍的兵營，外人不得進出。國民黨在興建「中正紀念堂」的時候，希望以寬曠的廣場作為舉行大型民眾聚會、宣示對領袖的偶像崇拜的神聖空間。沒有想到，這座廣場更換了「自由」之名，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年輕一代，常常將自由廣場當作反抗威權、表達自身權利訴求的公共空間。
「中正紀念堂」與「自由廣場」在本質上是格格不入的——如評論家丁允恭所言，「他們的廟，我們的城」不該「和平共處」。這一怪現狀，正表明臺灣的轉型正義「欲說還休」。
天安門廣場離自由廣場有多遠？
我對華盛頓市內林肯紀念堂的印象，不是來自林肯，偏偏來自於馬丁•路德•金在那裡發表過《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同樣，我對「中正紀念堂」的關注，與蔣介石無關，而是源於一九九零年在此上演的野百合學運。
「到此一遊」的陸客，對臺灣民主化的歷史瞭解不多，只知道蔣介石是這裡的主人，而不知道野百合學運在此拉開序幕。關於野百合學運，臺灣電影《男朋友，女朋友》中有過驚鴻一瞥。這部電影將同性戀、異性戀、三角戀混雜地放置於臺灣民主化的歷史背景中，令人想起中國導演婁燁的《頤和園》。雖然我不喜歡幾名主人公畸形的愛與慾，卻被那一刻廣場上純真而酣暢的青春感動。
天安門與野百合雖無血脈相連，但前後發生，絕非偶然。《八十年代臺灣學生運動史》中記載：當時，參與靜坐的臺灣各大學教授發表一份聯合聲明，其中寫道：「天安門事件時，舉國上下都説：『他們正在寫歷史。』為什麼我們的子弟、我們的孩子們也在寫歷史的時候，我們卻要打擊他們？」研究野百合學運的史家指出，野百合學運中的「天安門情結」是個很複雜的現象，包含對學運的肯定、對血腥鎮壓的恐懼以及要求改革的情緒。加之臺灣從未發生過類似的場面，人們只好以對天安門學生運動的理解去掌握野百合學運。
中正紀念堂這個僅次於總統府的「皇家禁地」在那風雲突變的一個星期裏，成了學生們嘉年華的所在地。巨大的野百合造像放置在廣場中央，讓躲藏在「中正紀念堂」內的蔣介石塑像暗淡無光。國民黨標榜「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學生們幽默地改為「大盜之行，天下圍攻」。沉重的歷史與激揚的青春在此撞擊。
幸運的是，與彼岸天安門學運遭到血腥屠殺截然不同，野百合學運取得了初步的成功：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迅速回應學生訴求，答應召開國是會議，終結萬年國會，「老賊」們退出歷史舞臺。
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的晚上，我來到自由廣場前名為「路過天安門，人人坦克人」的六四屠殺二十五週年紀念晚會現場。三千多名黑衣人聚集於此，這是近年來台北人數最多的一次紀念「六四」的聚會。
在中國，每年「六四」紀念日，我都被秘密警察軟禁在家。二零一二年出走美國之後，我在華盛頓的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前參加過紀念「六四」的集會，不過只有稀稀落落的五六十人而已。
沒有想到，我在台北的自由廣場度過了紀念「六四」二十五週年的難忘的夜晚。自由廣場上，有英姿勃發的中學生，有白髮蒼蒼的老人，有鄰家的大媽，也有西裝革履的白領，他們都是愛自由的人。每人手中有一盞蠟燭，彙聚成一片光的海洋。我一次又一次地淚下，并寫下了一首名為《致自由》的詩：
這一座廣場
以自由命名
野百合像飛鳥一般盛開
那一座廣場
以皇帝和元首的名字命名
子彈像爆竹一樣四處飛濺
今夜，我來到這一座廣場
哀悼那一座廣場上的死者
黑衣飄飄的人們，放飛白色的鴿子
而在那一座廣場
面目猙獰的警察和沒有表情的監視器
不給母親留下一個小小的角落
從這座廣場到那座廣場有多遠
從自由到暴政就有多遠
作者：余杰 (中國旅美獨立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