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隨著國際局勢升溫與AI用電需求成長，台灣再次出現「核能應該重新考慮」的聲音。這樣的主張看似務實，卻往往停留在供電與技術層面，而忽略了一個更根本、也更關鍵的問題—當政策可能帶來長期且不可逆風險時，責任如何被界定？

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被清楚回答，那麼任何支持與反對，都只是建立在不完整的討論之上。

一、如果核電延役或重啟，誰負責最終風險？

當核能被視為選項時，我們必須面對一個現實：事故風險與長期廢料處置，並不會隨著技術進步而消失，只會被重新分配與延後。

2011年福島核災之後，日本政府與東京電力公司所承擔的相關處理、賠償與除污成本，至今已累積超過20兆日圓(約新台幣4兆元以上)，且仍在持續增加。這個數字的意義不在於精確，而在於提醒：所謂「低機率風險」，一旦發生，就是由整個社會長期承擔的高強度代價。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發生重大事故或後續成本失控，最終由誰負責？是決策的政治人物？執行的機構？還是最終由全民以稅收與代際成本共同承擔？

如果答案是「全民」，那麼這樣的決策，是否已經取得足夠且明確的社會授權？

二、誰有權決定這樣的風險可以被承擔？

能源政策不只是技術選擇，更是風險與責任的分配。

國際上並非沒有制度嘗試處理這個問題。例如美國的派理斯安德森法(Price-Anderson Act)，建立了核事故責任分攤機制，由業者保險與產業共同基金承擔一定上限的損失，超出部分則需由聯邦政府介入。這套制度的存在，本身就說明了一件事：核能風險從來無法完全由市場或單一業者承擔，最終仍須由國家體制接手。換言之，即便在制度最完整的國家，核能的風險仍然需要被「制度化分攤」，而非自然消失。

回到台灣，當風險涉及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影響時，這樣的決策是否應該有更高標準的程序正當性？是否需要重新環評？是否應有更高強度的公眾參與？是否應事前明確界定責任歸屬與補償機制？

如果這些程序被簡化，那麼被簡化的，其實不是流程，而是責任的界線。

三、支持核能的政治人物，是否願意具名承擔？

在公共辯論中，支持核能往往以「務實」、「理性」為名。但真正的務實，應該包含對風險的承擔，而不是只討論好處。

因此，一個再具體不過的問題是：支持核能延役或重啟的政治人物，是否願意具名承諾—在風險發生時，承擔相應的政治與制度責任，並接受事後的問責與追究？

如果連這一點都無法回答，那麼所謂的「務實」，是否只是將代價留給未來？

結語

核能可以討論，但不能只討論可行性，而不討論責任機制。

當一項政策的風險，必須依賴災難發生後才由社會承擔；當責任無法在決策之前被清楚界定；當制度無法回答「誰負責」這個最基本的問題—那麼這樣的政策選擇，就不再是理性決策，而是一種以未來為代價的制度性賭注。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