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7日，台灣最後一座核電機組除役，正式邁入非核家園。至今已近一年，台灣經歷近四十年來第一個「無核夏天」，社會並未出現缺電危機，民生與產業運作亦未受重大衝擊。這證明，穩定供電與能源安全，並非必然依賴核電。

然而，賴清德政府近期卻提出評估重啟核二、核三。如此重大政策轉向，卻未經完整社會討論與制度程序，甚至未清楚說明成本與風險，令人質疑是否將能源政策簡化為短期應對工具。

更值得檢視的是，所謂「依法行政」的說法，實際上並不成立。即便立法院通過相關修法，也未強制行政機關提出核電再運轉申請。換言之，是否推動重啟，本質上仍是政策選擇，而非法律義務。

政府反覆強調的「核安無虞、核廢有解、社會共識」三原則，聽來合理，實則空洞。關鍵問題在於：這三項條件，從未被明確定義，也缺乏可檢驗標準。

所謂核安無虞，應建立在可驗證的安全評估之上，包括極端天災、設備老化與人為風險等情境。但台灣位於地震帶，核電設施又面臨老化問題，相關風險是否已充分揭露並經獨立審查，社會並不清楚。

核廢有解，更是長年未解難題。高階核廢最終處置場址遲未確定，低階核廢亦持續卡關。現行乾式貯存僅屬過渡措施，在缺乏最終方案與社會同意下，難以稱為「有解」。

至於社會共識，更不可能在前兩項條件尚未成立時憑空出現。非核家園，是台灣數十年公共討論與民主選擇的結果。若要改變方向，理應透過更高標準的程序與論證，而非以模糊口號取代實質對話。

此外，將核電視為因應AI與半導體用電需求的解方，也是一種過度簡化。高科技產業用電規模巨大，即使重啟既有核電機組，亦難以填補未來需求缺口。真正關鍵，在於電網韌性、儲能系統與能源配置的整體規劃，而非單一能源選項。

能源政策不應建立在風險轉嫁之上。當核安未明、核廢未解，卻倉促將核電重新納入選項，等同將不可逆的風險留給社會與下一代。

非核家園不是可以隨時轉彎的口號，而是需要持續實踐的公共承諾。若政策可以在缺乏充分說明下輕易轉彎，受損的不只是能源治理，更是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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