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重啟核電的討論，有報導以「漁電共生案場荒廢停擺」為例，質疑再生能源政策方向。然而，這樣的說法若未釐清制度與責任，容易造成對能源政策的結構性誤解。
首先，台灣多數光電案場屬於民間投資，並非由台灣電力公司或政府直接投資。台電的角色，是在業者符合《電業法》及相關審查規範後，透過既有電網依法收購電力，而非投資主體，更不承擔投資風險。
換言之，若案場違反規範、資料不實，或未達漁電共生條件，主管機關依法廢止，台電停止收購電力，影響的是投資人收益，而非公共財政。將個別投資失敗或違規案例，直接等同於整體政策失敗，在邏輯上並不成立。
其次，所謂「荒廢停擺」的背後，往往正是監管強化的結果。以台南市為例，近年對漁電共生案場審查趨嚴，從書面資料到現場勘查皆提高標準。根據統計，自民國111年至今，申請案件138件中，通過60件、廢止55件、待改善23件。未通過件數偏高，並非制度失靈，反而是制度運作的結果，顯示審查機制正在發揮篩選與淘汰機制的功能。對於資料不實或違規經營者，不再放任過關，而是要求改善，甚至終止資格。
如果面對違規仍選擇放水，才是真正的制度失靈，也是對公共利益的傷害。
再者，部分案例涉及投資糾紛或詐騙，本質上屬於民間資本市場的投資風險。將此類事件歸咎於能源政策，甚至延伸為支持核電的理由，是對不同層次議題的混淆。
能源政策的評估，應回到供電穩定性、成本結構、風險管理與轉型路徑，而非以個別違規案例，作為否定整體政策的依據。
當前台灣電力供應尚未出現系統性供電危機，再生能源發展亦持續推進。漁電共生制度在執行過程中出現問題，應透過強化監管與制度修正來回應，而不是被用來否定整體能源轉型方向。
更重要的是，核電本身同樣涉及高風險、高成本與長期核廢處理問題。以再生能源執行過程中的瑕疵，作為回頭發展核電的理由，在邏輯上難以成立，也無助於回應能源轉型的核心挑戰。
公共討論需要的是精確的事實與責任釐清，而非將不同問題混為一談。否則，受損的將不只是政策辯論的品質，更將侵蝕社會對能源未來進行理性判斷的能力。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