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人記得林義雄嗎？

不是課本中的民主前輩，而是2014年在義光教會絕食抗議的那位老人。那一年，福島核災的陰影仍在，台灣社會對核能的恐懼與反思尚未退去，核四爭議也來到關鍵時刻。

他以絕食的方式發聲，只飲水、不進食，訴求停建核四並召開全國能源會議。短時間內，社會壓力迅速累積，最終，馬英九政府宣布核四停建，並承諾未來若要重啟，須經公投決定。即使當時存在不同評價，也無法否認，核安議題自此真正進入公共討論核心。

然而十二年後，政策氛圍出現明顯轉變。賴清德一方面表示台灣當前與未來電力供應無虞，另一方面卻以產業發展與人工智慧需求為由，提出核電重啟的可能性，並以「核安無虞、核廢有解、社會共識」作為前提。

問題在於，若電力供應無虞，為何仍需推動核電重啟？當核廢處理尚無定論、社會共識仍存分歧時，所謂前提是否已具備？這些疑問，指向的不只是政策選項，而是決策邏輯的轉變。

過去「非核家園」曾是一項明確承諾，如今逐漸轉為「條件式調整」。這種轉向看似務實，卻也可能模糊風險界線，削弱公共承諾的穩定性。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改變，並非來自核安技術的突破，也不是核廢問題的解決，而是源於對未來不確定性的焦慮。

然而，一個社會若因焦慮而淡化風險，甚至重新擁抱曾經否定的選項，所付出的代價，將不只是政策一致性，而是對歷史經驗的記憶能力。

林義雄當年的行動，不只是針對核四，而是在提醒社會：某些風險一旦發生，代價難以回復。多年過去，福島的後續處理仍在進行，核廢料最終處置問題依然未解，而台灣所處的地震環境，也未曾改變。

在這些條件未有根本改變之前，政策方向卻逐漸轉向，值得社會審慎面對。這並不意味著能源政策不能調整，而是任何轉變，都應建立在充分資訊、公開討論與誠實風險評估之上。

回顧這十二年，台灣在能源與公共討論上走過一段不容易的路。若最終因為對未來的焦慮，而快速回到過去曾試圖離開的選項，這樣的循環，恐怕不只是繞遠，而是對經驗的消耗。

能源選擇從來不只是技術問題，更是風險分配與世代責任的問題。在不確定的時代裡，真正需要被守住的，不只是供電穩定，更是面對風險時的記憶與判斷。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