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院近期三讀通過多項法律修正案，但行政院表示不予副署，也未提出覆議，使部分已完成立法程序的法律停在公布之前。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行政與立法之間的政治衝突；然而若從制度運作的角度觀察，問題更加深層：當法律程序出現不確定性時，即使重大政策獲得國會通過，政策是否仍能順利落地？
2026年1月30日，立法院三讀通過《衛星廣播電視法》、《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以及《立法院組織法》三項修正案。依照憲政程序，立法院通過的法律須經總統公布後才能正式生效。如果行政院認為法律窒礙難行，憲法提供的制度機制是覆議，而不是讓法律長期停滯於公布程序之前。
因此，當三讀通過的法律既沒有進入覆議程序，也未完成公布時，外界自然會提出一個問題：行政權是否在制度之外形成某種實質上的否決效果，使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的法律難以落地？
在民主制度中，法律內容固然重要，但制度本身的可預期性同樣關鍵。當社會無法確定「立法院通過的法律是否能順利生效」，制度信任便可能逐漸受到侵蝕。
如果這種情況只出現在個別法案上，或許仍可被視為政治衝突的一部分。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制度不確定性是否可能擴散到更重要的政策領域。例如未來涉及重大預算或國防政策時，即使立法院完成審議並通過法案，外界仍可能開始質疑：政策是否真的能順利執行？
這個問題在當前政治環境下尤其敏感。行政院提出的八年約一點二五兆元國防特別預算，是近年來規模最大的國防投資計畫之一。對台灣而言，在區域安全情勢持續變動的背景下，維持穩定且可持續的防衛能力，本身就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
然而，軍事採購從來不只是財政問題。武器系統的取得，往往與軍工產能、生產排程以及全球需求密切相關。《路透社》（Reuters）指出，在烏克蘭戰爭與中東衝突持續消耗高端武器的背景下，美國部分精準彈藥與防空飛彈庫存正面臨壓力，而軍工產線的補充速度難以迅速跟上戰場消耗。
2026年2月28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史詩怒火」（Operation Epic Fury）軍事行動後，伊朗以彈道飛彈與無人機進行多輪回應。現代防空作戰往往需要兩至三枚攔截彈才能提高攔截成功率。在高密度攻擊情境下，即使攔截成功，也意味著庫存快速下降。
當多個戰區同時消耗防空系統與精準武器時，軍工產能本身逐漸成為一種戰略資源。即使國會增加預算並完成軍購程序，裝備交付仍不可避免地受到產線排程與需求優先順序的影響。
國際政治也提供了一個制度上的對照。例如在美國，即使重大軍事行動未事先取得國會宣戰授權，國會仍可透過聽證、預算審查與調查權監督行政部門的決策。即使行政權在特定情況下先行採取行動，制度仍保留後續監督與修正機制，使權力最終回到制衡架構之中。
對台灣而言，當前討論軍購預算時，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不僅是預算規模，而是制度穩定、軍工產能與戰力轉化之間的關係。如果武器交付受限於全球軍工產線與戰區需求，即使預算順利通過，也未必能在預期時間內迅速轉化為實際戰力。
因此，真正值得關注的問題並不是軍購預算是否能夠通過，而是制度是否能確保政策持續推進。當法律程序清晰、預算執行具有可預期性時，國防投資才有可能逐步轉化為實際戰力。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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