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圍繞核能的討論，出現一個熟悉的轉向：當質疑風險與制度問題時，支持者往往回應「要務實」、「不能被程序拖累」，甚至將反對聲音描述為阻礙發展。然而，這種說法真正迴避的，從來不是情緒，而是責任的歸屬。
核能支持者最常見的論點，是強調技術進步已大幅降低風險。但問題在於，這種說法多半停留在工程機率的計算，而非制度責任的設計。如果風險真的已經低到可以忽略，那麼更應該清楚回答：一旦發生事故，責任如何界定、成本如何承擔、補償如何啟動。否則，「風險很低」只是一種論述，而不是一種可以被檢驗的制度安排。
事實上，國際經驗早已說明，核能從來無法完全依賴市場承擔風險。在美國，透過《Price-Anderson Act》建立核事故責任制度，設有責任上限與跨業者共同分攤機制；一旦事故規模超出上限，最終仍由聯邦政府承接風險。換言之，即使在制度最完備的國家，核能的極端風險，仍無法完全由企業或市場內部化。
日本的經驗更為直接。2011年福島核災之後，東京電力公司面臨龐大賠償責任，但最終仍需由日本政府以公共資金介入，承擔去污、賠償與重建成本，累計金額高達數十兆日圓。這意味著，當風險真正發生時，「責任最終承擔者」往往不是決策當下的推動者，而是整體社會與未來世代。
回到台灣，另一種常見說法，是將能源選擇簡化為供需問題：AI用電增加、再生能源不穩，因此核能不可或缺。但這種論述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能源政策從來不只是供給問題，而是風險如何被分配、責任如何被承擔的制度問題。當風險沒有被清楚定價與分攤時，「多一種選項」，往往意味著「多一層未被說明的責任」。
最值得提醒的，是近來越來越多「程序應該更有彈性」的主張。這類說法看似務實，實則危險，因為它將制度視為障礙，而不是保障。程序的存在，從來不是為了拖慢決策，而是為了確保一旦決策出錯，有清楚的責任可以追究。當程序被簡化，並不代表問題被解決，反而意味著責任被提前抽離。
因此，真正需要被討論的，不是「要不要核能」，而是：我們是否願意在決策之前，就把風險說清楚、把責任寫下來，並確保事後可以被追究。如果這些問題沒有答案，那麼任何關於效率、成本或技術的辯論，都只是建立在不完整前提上的推論。
核能可以辯論，但不能只談可行性，而不談責任機制。當一項政策的風險無法被清楚界定時，所謂的「務實」，往往只是把代價遞延給未來，卻不願說明今天由誰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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