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公共討論中，「精實」、「扁平」、「去層級」、「提升速度」等語彙幾乎成為改革的代名詞。這些概念原本來自企業管理，被視為理性而必要的治理工具。然而，當這套語言無差別地擴展至所有制度場域時，問題便不再只是效率，而是制度是否還被允許以非效率的方式存在。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近期的內部變動，引發外界對媒體經營與編輯方向的討論。若僅以營收或訂閱數字理解，這或許只是市場競爭的結果；但若放在制度層次觀察，它更像是一種治理邏輯的轉向——媒體被重新定義為需要以績效證明自身合理性的組織。
制度性媒體的核心價值，從來不在即時反應或流量競逐，而在於將行政運作、國會協商、官僚體系的張力與國安議題，轉譯為公眾可以理解與檢視的語言。這種功能需要時間、冗餘與專業積累，往往無法在短期內轉換為可量化的成果。
當「減少冗餘」、「加速決策」成為唯一被認可的治理標準時，媒體雖未遭到明確干預，但其內部資源分配與議題選擇，會自然傾向可快速產出、可衡量回報的內容。那些低流量卻具有公共價值的報導，將逐漸被邊緣化。這不是品質瞬間下滑，而是角色緩慢退化。
從制度角度來看，問題並不在於媒體是否應改革，而在於改革所依循的語言是否承認媒體具有公共基礎設施的屬性。若新聞室被視為成本項目，而非民主制度的一環，那麼即便新聞仍然產出，其在政策討論與權力監督中的位置也會逐步縮減。
訂閱的流失，未必首先來自立場爭議，而可能源於功能感的減弱。當一份報紙不再被政策圈與專業社群視為理解制度運作的必要工具，其影響力便會先於聲望消退。這種變化往往悄然發生，不伴隨戲劇性的衝突，卻會在長期中改變公共討論的結構。
因此，圍繞媒體所有權與治理方式的爭議，與其說是情緒反應，不如說是一種制度警訊。它提醒我們，當企業式治理語言全面佔據公共組織時，最先被削弱的往往不是產量，而是功能。
民主體制的韌性，不僅取決於選舉制度或經濟規模，也仰賴那些容許延遲、容許質疑、容許不確定性的公共空間。若治理架構只承認可量化的績效，制度性媒體在延緩權力集中與累積事證方面的角色，便可能在未被察覺的情況下逐步淡化。
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並非媒體能否在市場中存活，而是制度是否仍願意為那些無法完全被精簡與量化的公共功能保留位置。
(作者為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