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與民眾黨近期宣示「不再擋軍購」，表面上回應國際壓力與國內輿論，但更值得關注的，是軍購決策權力結構是否正在改變。

民眾黨同意讓行政院版軍購案付委，同時藍白各自提出修正版，並強調最終三讀將以立法院版本為準。這意味著，軍購不再僅是行政部門主導、立法部門監督，而可能走向由立法院深度塑形與主導的格局。

問題並不在於「擋或不擋」，而在於誰定義國安優先順序。

行政院版本的軍購設計，建立在台美第一島鏈防衛架構與不對稱戰力思維之上，強調分散式作戰能力、機動飛彈系統、無人機群與數位戰場整合，目標在於提升嚇阻韌性與存活率。

若立法院版本在武器選擇與審查程序上導入不同戰略偏好，例如提高專案審查密度、增加定期揭露條款，或改變裝備結構配置，其影響將不只是預算技術問題，而是戰略邏輯的調整。

軍購高度涉及保密與整體佈局。美方軍售向來重視資訊管控與戰略一致性。若軍購細節在政治程序中頻繁流動，或因政黨競逐而出現方向反覆，美方勢必評估敏感技術外流與合作穩定性的風險。長期而言，這可能影響台灣取得關鍵系統的信任基礎。

因此，這場爭議真正的核心，不在於武器數量，而在於決策體系。

當立法部門不僅審議預算，更試圖重塑軍事架構優先順序，台灣的國安決策模式是否正在從行政主導，轉向立法高度介入？這種轉變是否符合憲政設計與文人統軍原則？社會值得審慎討論。

同時，行政部門亦不能僅以「專業」為理由拒絕說明。軍購既關乎安全，也涉及龐大公共資源配置。若無法清楚向社會解釋其不對稱戰略邏輯與整體布局，政治力量便會以「監督」為名，進一步擴張決策影響力。

軍購不是政黨競技場，而是國家存續的核心政策。

支持軍購，並不等於支持特定戰略方向；強化監督，也不應等於改寫戰略主軸。當軍購成為權力重組的舞台，台灣需要的不是更激烈的政治表態，而是更清晰的國安決策分工與責任界線。

真正的風險，不在表態是否支持軍購，而在國安主導權是否在「無聲」之中轉移。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