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解放軍以「正義使命2025」名義展開圍台軍演，從其對外文宣與歷次演訓脈絡來看，可清楚確認這是一場具高度計畫性的演習，差別僅在於實施時機由北京全權掌握。外界有評論指出，共軍選擇在蔣萬安結束上海行程後隨即展開相關軍事行動，帶有刻意對內、對外示意的政治操作意味，這樣的解讀並非毫無依據；畢竟在兩岸互動的結構中，政治與軍事本就都是高度操作性的工具，關鍵從來不在於是否操作，而在於操作的目的與對象。
然而，若僅停留在「時序巧合」或「刻意迎合」的層次，反而容易忽略一個更本質的事實：對話與軍事施壓，從來不是彼此對立的選項，而是被北京視為可同時運作的並行手段。從北京的角度來看，只要交流能被解讀為「不觸及主權、不推進法理獨立」，那麼保留對話空間本身即被視為一種善意；反之，當政治路線被判定為持續向「倚外、拒統」方向移動時，軍事壓力就會成為「必須存在」的結構性配套，而非情緒性的報復行為。換言之，對話是基於善意的選擇，武嚇則是基於現實需要的配置，兩者清楚分工—政治用來測溫，軍事用來定錨。
回到軍演本身，不論是「聯合利劍」、「海峽雷霆」，抑或此次「正義使命」，圍台軍演的基本內涵從未改變，其核心始終是以台灣周邊空海域為舞台，反覆驗證拒止外軍介入的能力，這早已是板上釘釘的戰略主軸。在北京的認知中，賴政府倚美謀獨的政治路線未歇，美方對台軍售與安全支持態度亦未見根本轉向，在此結構條件下，「扼獨」正是目前唯一可持續、且成本相對可控的選項。因此，持續加大圍台軍演的頻率、強度與壓迫感，並非情緒性反應，而是邏輯上的必然結果；因為一旦真正進入「促統」階段，所動用的手段，將不再只是如今這種示威性操作。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演習區域循例仍未納入宜蘭以東海空域，這並非軍事能力上的限制，而是一種高度計算過的戰略訊號。其意涵在於：北京刻意將軍事壓力限定在台灣本體周邊，主動避免觸及日本高度敏感的方向，藉此傳遞一個明確訊息—「台灣有事」並不自動等同於「日本有事」。在北京的戰略邏輯中，日本是否被捲入，從來不是政治口號或價值宣示所能決定，而是取決於是否存在實際的戰略必要。換言之，這次軍演本身，也是對「台灣有事，日本必然介入」這種過度簡化敘事的反向示範：升高與否，是選項，不是必然。
對台灣而言，真正的風險不在於是否「被突襲」，而在於是否持續誤判對方的操作邏輯，並在內部政治對立中自我耗損。當北京已將「對話不退、壓力不減」制度化為常態手段，台灣若仍以情緒對抗結構、以口號取代戰略判斷，只會讓外部壓力與內部撕裂相互放大。看清軍演不是即時危機，而是長期安全環境的一部分，重建最低限度的安全共識，遠比追逐每一次演習的聲量，更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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