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地，1954年司法院大法官作成「釋字第31號解釋」，面對大陸淪陷、國會無法改選的憲政僵局，宣告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在第二屆選出前得繼續行使職權，此舉雖與憲法本文任期規定不符，卻是為了維繫「五權憲法」體制不致中斷的必要之惡，被視為國家發生重大變故時的權宜措施。此次憲法法庭面對修法後「現有總額」被定義為法定15人，且判決門檻拉高至10人，在立法院杯葛人事同意權導致僅剩8名大法官的現實下，司法權面臨實質癱瘓的「立即危險」。如同昔日的法統危機，憲法法庭宣告該法無效，是在制度性毀滅前夕，啟動了最後的防衛機制。

以色列：司法權被立法權繳械前，必須予以擊落

以色列的司法改革爭議，同樣肇因於執政多數試圖重新塑造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的制度版圖。內塔尼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政府於2023年推動一系列司法改革方案，其中關鍵步驟之一，即是透過《基本法：司法》（Basic Law: The Judiciary）修正案，明文禁止最高法院再以「合理性標準」（Reasonableness Standard）否決政府及部會首長的行政決定，企圖拔除長期以來制衡行政權的核心司法工具。該修正案在國會通過後，迅速引發前所未見的大規模街頭抗議與嚴重社會撕裂，不僅出現軍人預備役拒服役、法律人集體示警，亦有企業界公開警告資本外流風險，使以色列的民主鞏固度（democratic consolidation）在短時間內顯著下滑。

2024年1月1日，以色列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Israel）由15名大法官全席審理此案，最終以8比7的極小差距，裁定限制「合理性審查」的《基本法：司法》修正案無效，並首度明確宣示，法院有權審查並廢止具有準憲法地位（quasi-constitutional status）的《基本法》修正。多數意見指出，全面剝奪司法機關以合理性標準審查政府決策的權限，等同於移除民主體制中不可或缺的「安全閥」（safety valve），將嚴重損害權力分立與法治國（rule of law）的核心原則。因此，即便該措施在形式上屬於《基本法》修正，然其實質效果已構成對憲政基礎的侵蝕，司法機關自有介入加以糾正的正當性與必要性。

放眼國際比較，當立法權或行政權透過制度設計侵蝕司法核心職能時，司法機關啟動憲政防衛機制（constitutional self-defense）並非罕見，以色列最高法院於2024年的此一歷史性判決，即為具代表性的案例。以色列國會（Knesset）藉由《基本法：司法》修正案，意圖剝奪最高法院運用「合理性標準」（Reasonableness Standard）審查政府決策的權力，實質上使行政權與立法權得以脫離司法制衡。對此，最高法院最終以8比7的微弱多數，宣告該修正案違憲無效，並進一步確立「濫用制憲權」（Abuse of Constituent Power）原則，明確指出，即便國會享有制定與修正《基本法》的制憲權限，仍不得破壞以色列作為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徵（core characteristics of a democratic state）。

該判決特別強調，若完全剝奪司法對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審查，將直接導致權力分立架構與法治原則的崩解，已明顯逾越修憲權的正當界限。對照臺灣的情境，以色列最高法院連位階等同憲法的《基本法》修正案，尚且敢於宣告無效；我國憲法法庭面對僅屬法律位階、且立法程序爭議重重的《憲法訴訟法》修正案，自更具備充分且正當的憲政理由，在司法權尚未被制度性「繳械」之前，即予以憲法審查並加以擊落。

憲法係有「自我防衛」能力的有機體

憲法並非僵化、靜態的文字契約，而是一個具有生命力與自我調適能力的「有機體」（Organic Body）。在正常運作的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架構下，行政權、立法權與司法權彼此制衡、相互牽制；然而，當政治僵局加劇，導致某一權力部門試圖透過形式上合法的手段（例如修法或制度設計），實質上削弱甚至消滅另一權力的核心功能時，憲法這個有機體便會產生「抗體」，啟動其內在的自我防衛機制。此即「防衛性民主」（Militant Democracy）的核心精神所在──民主體制不應賦予反民主力量以摧毀民主本身的自由；同理，憲法亦不應坐視立法權藉由程序規則，對憲法解釋與違憲審查機制實施制度性的「安樂死」。

在本次判決中，確實有部分大法官質疑，在人數明顯不足的情況下作成判決，可能存在循環論證（circular reasoning）的法理瑕疵；然而，若過度拘泥於形式主義，堅持必須待「補足10人」方得召開憲法法庭，無異於要求憲法法庭在自身功能已被制度性癱瘓、甚至「死亡」之後，再來討論其「生存」問題，顯然違背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之存續邏輯。憲法法庭拒絕適用導致其無法運作的法律規定，正是行使憲法所內含的「緊急自救權」（constitutional emergency self-defense），以避免國家陷入無人得以行使憲法解釋權的「憲法真空」（constitutional vacuum）狀態。

台灣與以色列這兩起案例，表面上涉及大法官人數、審查門檻或審查標準等技術性爭議，實質上卻共同指向同一個根本問題：當政治多數試圖藉由程序操作與制度設計，系統性地拆解憲法賦予司法權的監督與制衡功能時，憲法本身是否仍保有「最後一道防線」，以避免制度走向自我毀滅。從憲政理論的觀點來看，憲政秩序並非靜態的法律條文集合，而是一個會回應制度壓力、在失衡時產生防衛反應的有機體；當權力制衡遭到單方面改寫，導致結構性失衡，便會促使法院透過違憲審查（judicial review）重新劃定憲政界線。

在以色列，最高法院選擇直接宣告限制「合理性審查」（Reasonableness Review）的《基本法》修正案無效，實質上對「國會主權無限」（unlimited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的主張劃下明確紅線，主張存在一組不得由多數決任意改寫的憲政基本結構（basic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相對地，在台灣，憲法法庭則從「正當立法程序」（due legislative process）與「權力分立」出發，認定立法院不得在明知大法官員額長期難以補足的情況下，刻意設計近乎無法達成的判決門檻，以制度性方式癱瘓憲法審查機制；此種作為屬於「制度性違憲」（structural unconstitutionality），而非單純的多數決結果。換言之，當政治過程無法自行解除僵局時，憲法便透過司法化（judicialization）的途徑啟動「自救」機制，以防止整個體制滑向形式民主、實質威權的深層風險。

朝野責任：補齊大法官，走出憲政急診室

然而，憲法的自我防衛（constitutional self-defense）從來不是零成本的選擇。本次台灣案例中，實際參與並作成判決者僅有5名大法官，另有3名大法官主張，依修正後《憲法訴訟法》（Constitutional Court Procedure Act）之規定，8人不足以構成合憲運作的憲法法庭（Constitutional Court），因此拒絕參與審理，甚至公開表示該判決自始無效（void ab initio）。此種前所未見的司法內部分裂，本身即已構成嚴重的憲政警訊（constitutional warning signal）。倘若朝野持續將憲法法庭視為政治攻防的延長賽，而不正視大法官員額長期懸缺的結構性問題，則無論政治立場為何，任何一方都極可能在下一輪權力輪替中，成為「無法院可訴」（no court to appeal to）的一方。

因此，真正能引領憲法走出危機的，並非僅止於一次高度戲劇化的違憲宣告，而是朝野政治行動者能否承擔起最低限度的共同憲政責任（minimum shared co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y）：即儘速完成大法官提名與同意程序，恢復憲法法庭的法定員額與正常運作，使違憲審查回歸制度化、可預期的常態機制，而非帶有賭徒心態的「最後一搏」。以色列的經驗清楚顯示，當政治分裂被一路推向司法所能承受的極限，社會所必須付出的動員成本（mobilization costs）與制度信任流失（erosion of trust）往往極為巨大；台灣雖尚停留在制度攻防層次，但實際上已踏上同一條高風險路徑。如何在維持權力制衡的前提下重建憲政共識（constitutional consensus），已成為朝野皆無法再迴避的核心課題。

更進一步言之，司法判決充其量只能作為急診室中的「止血」措施，卻無法根治憲政體制長期累積的「貧血」問題。憲法法庭固然暫時擋下《憲法訴訟法》的毀滅性修正，使現有8名大法官得以勉力維持運作，但此一裁判並未、也無法解決大法官缺額的結構性根源。真正的憲政危機解方，終究掌握在政治部門（political branches）手中。執政黨與在野黨必須清楚認知，透過癱瘓司法機關來換取短期政治籌碼，最終所犧牲的，將是國家長治久安所仰賴的憲政基石（constitutional foundation）。朝野政黨唯有回歸對憲法的忠誠義務（constitutional loyalty），即刻啟動實質協商，完成大法官人選的審查與補實，讓憲法法庭回復常態運作，台灣方能真正走出這場憲政風暴，並證明我們的民主體制不僅具備自我防衛的本能，也同時擁有自我修復（self-repair）的制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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