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大甲鎮瀾宮媽祖9天8夜遶境進香昨天深夜起駕，有任職醫院安寧病房的護理師在臉書發文，透露她與同事將帶病患在定點等鑾轎，幫病患完成心願。她並感謝去年有賴信眾體諒，還有警方協助開道，讓阿嬤患者得以近距離看到大甲媽、安詳離世。此台灣護理師的正念義行、正心善行感動不少網友。
長老宗，亦可稱其為長老教會，源自十六世紀英格蘭宗教改革，為基督教新教的其中一個分支。
我的外婆是台灣護理師，今年76歲，已退休，成為基督徒有56年。其原生家庭並非基督教家庭，早年間由於外婆的家庭並不富裕，且生在重男輕女的傳統家庭，國中畢業後家中便不再給予她進修的機會，15歲就得開始工作，進入醫院擔任雜工。而在工作的五年間，偶會遭受到醫院內同事的刁難，且漫無目的工作讓她覺得人生了無意義，感到絕望。
外婆在20歲時，經醫院同仁傳福音，前往教會參加禮拜，半年後受洗，後積極參與周日禮拜。
22歲時，接收到有新生護校第一屆招生，只要繳學費就能就讀，便使用先前工作存下來的錢入學就讀，自此漸漸減少參加教會活動的次數，專注於念書，並以當屆第一名學生畢業，取得護理師資格，而後成功考取校護資格，工作生涯中結婚生子，在此期間也幾乎未參與教會事務，但偶爾會禱告。到2000年初期，由於發現罹患腦瘤(接受治療後便了無大礙)，身體非常不適，身心備受煎熬，因此退休，而在其間受認識的牧師邀約，前往剛開幕的「六家教會」參加禮拜，後重新頻繁的參與教會事務，直至今日。
我認為教會內的氛圍十分輕鬆，感覺是非常正常的社交場所，很像是鄰里間的社交活動，實際上教徒們的談話內容也幾乎都是日常話題，不是基督徒的我在其中也感到十分自在。雖然他們有所謂的「基督徒七要」(天天讀經、常常禱告、勤赴聚會、努力奉獻、領人歸主、服務社會、為主見證)，用以督促基督徒的行為，然而六家教會是鼓勵信徒「量力而為」就好，像有些人工作太辛苦，禮拜日很難早起，牧師也請他們先顧好自己身體就好，不用勉強。因此我對六家教會的教會活動有十足的正面印象，對我而言教會就是一個健康的社交環境。
除了外婆的教會生活探究，因外婆一生都是擔任台灣護理師，也讓我想探究台灣護理師的教育史；1949年，隨著國民政府遷台的國防醫學院、國際組織以及美援的介入，透過提供獎助學金至美國進修、專家來台交流與軟硬體設備的補助，台灣的護理體制，逐漸由德日制轉變成美式護理。美式護理在中國的發展可以從1920年協和醫學院成立的協和護士學校談起。初設立之前九年，協和護理科的入學程度是高中畢業，給予三年之訓練，修業期滿考試及格後給予「護士」文憑。1930之後，將入學程度提高至高中畢業，且要在設備完善的大學及指定之基礎學科肄業一年以上，並具備英文會話、閱讀能力者才能報考。學生如已在設備完善之大學肄業兩年半以上，修滿護理科課程後，除獲得護理科所發之「護士」證書外，尚有其原來大學所發給之「學士」證書。由於護理科之經費不與醫科成醫院經費相牽連，且設備完善，有各科的實驗室，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師資優良，實習材料齊備的狀況，不輸於歐美各國的護理學校。
協和護理系的畢業生多投入中國的軍護工作，其中最著名的係有「中國軍護之母」之稱的周美玉。周美玉，浙江人，1910年出生。1930年畢業於北平協和醫學院護理科，留校擔任協和醫院護理長。1931至37年間，參加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定縣工作，擔任該會衛生部主任兼高級職業學校校長。1933至1934年6月，曾獲得洛克斐勒基金會獎學金，至麻省理工學院進修，取得公共衛生學士學位。1947年，接任國防醫學院護理系主任。1948至49年，再度出國進修，取得麻省理工學院公共衛生碩士，以及哥倫比亞大學護理教育碩士雙學位。當時國防護理系的課程為四年半之訓練〈半年入伍，三年正科，一年實習〉，畢業後分發軍中服務。在這四年的護理學習課程，十個星期為一學期，一年共三個學期，70分為及格分數，參考書多為英文。
至於1945年之後台灣的護理界僅陳翠玉與鍾信心接受美式護理教育。戰後初期台灣醫院裡未有護理服務，護士僅進行量體溫、發藥、簡單的治療、換藥，跟醫師巡房，寫記錄，所有工作是依據醫師的指令，缺乏對病患的個人關懷，病患是由家屬自行照護。醫院環境也不佳，病人直接穿著自己的衣物躺在骯髒的床上，甚至可在病房煮食，甚至養雞鴉。每家醫院均有一位護理長負責護理服務，然而她只負責管理護士以及宿舍，醫院主管決定工時與護士的輪班以及工作的指派。1946-1947年，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尋求陳翠玉之協助，創辦聯合國戰後救濟總署護理行政進修班，調訓全台各醫院護士長以上的護理主管，推行護理部的行政革新工作，著手訂定台灣護理教育制度，並籌備設立護理學校等計劃。
1948年台大醫院成立了護理部，陳翠玉擔任台大醫院護理部主任。當時台大醫院仍保留日本制度，以每位教授為單位，各據一方，醫師高高在上，職權極大，護士在醫院內的地位仍然不清，從給醫師泡茶、奉茶，至患者的護理、伙食，包括買菜，全部包辦，彷彿是「萬能雜工」。1949年6月，陳翠玉就任護理部主任進行改革。她要求護士工作的調派與聘用，需經護理部決定後。為維護護士們的健康，改為英美式的「白班(日班)、小夜班和大夜班」三班制。設置護士長、護理督導、書記。向世界衛生組織要求派各科護理顧問來台。爭取獎學金名額，送護士長以上的護理人員出國進修。
1950年代台灣護理專業化的過程當中，美援、美國醫藥援華會、中華醫學理事會、世界衛生組織扮演重要的援助角色。美國醫藥援華會撥配各項援華醫事經費與各國內醫療團體，如國軍醫院、衛生單位、醫學院、護士學校。同時募集醫學專業圖書、期刊、解剖學及病理學幻燈片與百科全書，補充醫學院圖書不足的窘境。為迅速提升各校師資力量以提高醫學教育質量與水平，ABMAC以資助各校中青教師出國進修為主要活動方式。1950年代ABMAC仍延續對護理教育的關懷，如捐助經費購買圖書、選送人員出國進修，1960年代，則補助國防醫學院興建宿舍。
WHO與台灣護理界發展，最顯著者為1952年起，由WHO西太平洋區派遣護理顧問至台大護校，協助該校的教學。當台大護理系成立後，WHO這五位顧問仍繼續留任，而WHO也贈與台大護理系獎助學金，保送一些已於高級護理職業學校或護理專科畢業，有優良工作表現，且有教學興趣與潛能的護士，赴美進修，攻讀學位。
在美援的部份，根據1953年美援總署來台考察之報告「美援衛生計畫（U.S. Aid Health Program）」，護士教育之重要性名列第二，僅次於醫事教育。其因在於台灣的醫事教育支離破碎教學方法與課程被認為不及格，而與此相關的護理教育，因過往並未大力培植，因此要求台灣方面必須展開為期四年的完整護理人員訓練計畫。除了選派人員出國進修研習外，較大工程之興建，大宗圖書、儀器、設備之購置均有賴美援資助，其補助機關包含台灣大學醫學院、國防醫學院，台灣省衛生處及其所屬機關、公立醫院護理人員，高雄醫學院、台南護校、台北護專等。
國際衛生援助機構是美式護理得以進入台灣的背後推手。由於日治時期的護理訓練是以培養醫師助手為主，課程內容都是以疾病為主，醫院是訓練護士場所，師資以醫院醫師為主，而不是具備護理資歷的專業人員。戰後，遠赴日本、美國、加拿大學習護理，並於學成後投入台灣護理教育，對於台灣護理專業，以及護理人員的專業認同，均有極大的影響。
20世紀初，部分來台的女宣教士具有護理人員資格，「姑娘」是當時台灣社會對未婚女傳教士的通稱，由「姑娘」擔任護理工作是那時的常態。台灣特有的殖民時期——日治時代——「看護婦」制度，護理人員在醫院內的地位仍然不清，從給醫師泡茶、奉茶，至病人的照護、伙食，包括買菜，全部包辦，彷彿是「萬能雜工」，地位僅高於雜役人員。直到二次大戰結束（1949 年），「國際衛生援助機構」是美式現代護理得以進入台灣的背後推手，透過提供獎助學金至美國進修、專家來台交流與軟硬體設備的補助，從此，台灣護理始與世界接軌。
總言之，由台灣護理師的教育史探究，可以看見台灣醫療界是根本的父權社會結構性壓迫所構成，台灣護理界一直從屬於醫療界，至今仍然是醫療界的最基層主力；而護理工作源自人類母性本能，有性別差異，而性別差異又連結宗教「犧牲」、「奉獻」，形構了台灣護理界面對不合理不公義命運。
這種性別歧視被記錄在過去所有的社會制度中，嚴重影響護理人員個人及其職業；護理史，不僅僅是護理專業發展的歷史，其面向還包含女性在歷史當中的地位、醫學及健康照護體系中的父權主義、護理人員的角色扮演是源於母性、職業與性別的緊密關連、醫護關係即一種性別關係等；而政府、社會對護理人員的刻板期待和對護理議題的冷漠態度，正是反映過去社會大眾普遍對女性存有的刻板印象。
而外婆曾遭遇到醫院內同事的刁難，正是台灣性別歧視的時代脈絡，且當時漫無目的工作讓她覺得人生了無意義，感到絕望，但外婆因有基督教作為精神支持，讓我看到作為一個長老教會基督徒的台灣護理師所展現的堅毅力，外婆已用青春歲月貢獻台灣社會，我非常以外婆為榮，所以大學也選擇護理系就讀。
文.江晨揚（國立陽明交大護理系大學生）
張天泰（教育博士、政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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