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過去三年實施防疫清零措施，加上中共中央政府為了刺激經濟而實施減稅降費政策，並對房地產開發商進行監管打壓，導致地方政府收入遭嚴重打擊，根據中國教育部發布的預算報告說，今年中國教育部高等教育預算支出較去年下降了3.7%，至1026億元人民幣（4426億台幣），但中國軍費2023年編列軍費預算為人民幣1兆5537億元（新台幣約6.86兆元），年增7.2%，但在中國受到疫情及國際局勢影響導致只有3%經濟成長的現實下，可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認為強軍優於強教育，也導致對大學院校的補貼嚴重縮水甚至中止，迫使許多中國大學院校大幅調漲學費，部分學校學費漲幅高達54%，此為對中國貧困家庭的學生不公，也為中國高教走向成菁英教育的警訊，而目前中國社會的代際流動已出現下降的趨勢，在1960年代的中國社會的代際流動就有下降的趨勢，下一代與父母教育的相關係數已達到了0.6，甚至出現了階層固化等社會現象，承上觀之，中國高教資源配置已出現問題，因高等教育經費、資源分配的不均等，讓富有階級反而透過學校獲得優勢的教育資源，但相對弱勢階層得到的教育資源卻是較少的，且中國的大學幾乎都是高度依賴國家撥款的公辦大學，爰此，筆者提出運用多元大學評鑑機制，來調整中國高等教育經費分配，筆者論述如下。

    一、不平等高教經費分配加深中國高教機會不均等

  根據中國教育部所公佈2020年的高等教育經費分配預算，北京清華大學以人民幣311億元為第一，浙江大學216億元為第二；北京大學191億元為第三。同是預算分配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間的差距已高達95億，而從另一個角度觀察，中國高等教育經費分配高低差距大，明顯東部地區高於西部， 例如在「雙一流」大學中。從地域來看，預算排名前10位的大學中，有7所在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的吉林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的經費較多，而地處西南的雲南大學預算僅13.91億元，是已出爐預算金額最少的大學。

  再從五年期的中國高等教育經費分配調查來看，在2009-2013年的五年間，全國高等院校科研經費達到2647.69億元，其中的72%被112所頂尖高校所使用，剩下的28% （700多億） 分給剩下超過2000所高校使用。至於學校方面，2013年清華大學科研經費為27.75億，相對的科研經費最高的首都醫科大學，僅有4.59億，另一方面，再從地區分佈點來分析中國高等教育經費的分配，北京是大陸大學最多的地區，上海、湖北、江蘇均是較多的省份。而北京獨佔376億中央財政撥款，而山西、內蒙古、江西、廣西、海南、貴州、雲南、西藏、青海，則是經費較少，而中國高等教育經費分配的不平衡，更加深高等教育機會的不均等。

  然而，中國高等教育經費分配集中於少數學校，造成「優者愈優、弱者愈弱」的現象，地方高校的教育資源，相較於985、211和雙一流等頂尖高校本來就比較低，在政府經費補助差距大的情況下，要得到同樣的評鑑成績已經很難，若政府又因為評鑑成績不佳而減少補助，只會讓中國高等教育已經不平衡發展的現象更為惡化。而中國高教經費太集中於少數學校，這種錦上添花的經費分配方式，造成大學發展和所得分配一樣都出現M型化趨勢，優者恆優、弱者恆弱。而現今中國高等教育經費分配政策，對於高等教育發展具有絕對性的引導作用，故針對多年來經費執行後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中國教育部應正視並進行必要的調整，而中國高等教育經費集中在少數學校的結果，雖然可以有效提高部分高校的國際排名，但卻是要付出損害整個高等教育全面發展的代價。不僅是拿不到經費的學校品質繼續低落，拿到經費的，也會因為過度依賴政府經費補助而失去自我生存能力。

  綜上所述，從最新的中國高教經費分配的五年調查、分配地區的調查，都可以見到中國高校際間資源階層化愈來愈嚴重的問題，且不平衡的中國高等教育經費分配，只會加深高教機會的不均等，也會讓教育不公平的問題繼續惡化。

二、單面向大學評鑑機制讓中國高教經費分配出現問題

  受到全球化和網際網路快速發展的影響，各國高等教育紛紛進行結構重組與績效評估，愈來愈重視辦學成效的評估，與參考國際評比指標，作為世界各大學發展改進策略，也直接影響到各國在高等教育經費分配的現實。從政策科學的角度而言，學者Salamon在2002年便指出政策工具系指「解決公共問題所有行動的集合」，政策工具的類型也十分多元，包括政府補貼、減免、課稅、保險、管制等，這些多元工具組合塑造了新的公共管理典範，而由政府發起的大學評鑑與經費分配同屬於高等教育政策工具的一環，旨在協助政府能更有效地治理大學，但政策目標能否達成，往往取決於政策工具是否適當運用。

  而學者Orr在2005年便指出，若就先進國家近年所采行的高等教育改革政策加以檢視，可發現較受政府青睞且積極落實之政策工具有二，即「品質保證工具」（instruments of quality assurance）與「經費分配工具」（instruments of funding allocation），「品質保證工具」（instruments of quality assurance）與高等教育基本規範有關，並決定高教系統的運作範疇；「經費分配工具」（instruments of funding allocation），則在大學校院實際運作過程中產生影響，品質保證工具和經費分配工具成為各國高等教育重要議題， 更彼此作用，共同形塑高等教育系統的主要架構，而世界各教育先進國家便是運用上述的兩大高等教育政策工具—「品質保證」與「競爭經費」。

  而目前世界各大教育先進國家在高教經費分配，已經從過去穩定且規律的補助轉為競爭性獎助，這種分配方式系建立在最好的計畫或最優秀的人才，方能獲得政府經費補助的假設上，亦即採取「品質至上假設」，OECD在2004年曾以會員國為對象進行研究，發現各會員國在大學經費分配上已由過去協商為主的專案列舉（line item）方式，朝向使用更透明、更合理的公式計算，其中又以績效導向的計算標準最受青睞。故許多國家政府均進一步將績效導向性的大學評鑑結果與政府經費相結合，一方面藉此彌補政府財政缺口，另方面也能讓大學機構為了爭取更多的經費而努力。

  三、中國高教資源分配的「馬太效應」

  然而，單一績效中心、單面性強的大學評鑑卻造成過度干預高教發展，也戕害大學自主與多元發展的可能，更造成加劇不同類型大學間的資源落差，因單一以績效為中心為基礎的經費分配方式，容易形成高等教育資源分配之「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所謂「馬太效應」，系由經濟學家Robert K. Merton 所提出，源自於馬太福音（The Gospel of Matthew）。用來解釋社會資源取得與分配不平均之「累積效益」（cumulative advantage）現象，亦即「富有者將會因為得到更多的施予而更富有，貧窮者則因得不到施予或甚至被剝奪而更貧窮」。

  另外，績效中心、單一性強的大學評鑑和高等教育經費分配掛勾，將會造成各大學為了競爭國家計畫資源，紛紛對一些申請經費不易，經費數額不大的弱勢學科（通常是文科類）進行裁撤和整並，例如，廣州中山大學、蘭州大學、南開大學、中國傳媒大學、山東大學，將教育學院和科系的資源，併入該校強勢學科學院，導致了大學人文主義的弱化趨勢，學科發展的不平衡，讓高教發展陷入失衡，無法達到教育公平。

  四、績效中心、單一性強大學評鑑加深中國學術不端流弊

  而績效中心、單一性強的大學評鑑和高等教育經費分配掛勾，也讓大學制定了以論文發表為中心，獨尊核心期刊的評價標準，單一性強的大學評鑑指標，也代表原先高等教育在大學精神的流失，不斷逼迫大學和教師的異化，使他們只關注論文發表數量，而不是高等教育品質和教學品質的改善，更加深學術不端等流弊，陷入另一種教育不公平，亦言之，如果運用績效中心、單面性強的大學評鑑結果，直接與政府經費分配連結，將導致經費過度集中於少數菁英大學，尤其是辦學績效卓越或聲譽卓著之大學，較易挾其過去教學或研究成果之優勢，在大學評鑑作業中獲得相對較好的成績，進而獲得更多的經費和公共資源，結果造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資源過度集中現象，強化不同類型大學之間教育資源的落差，形成加深另一種教育不公平！

  五、多元大學評鑑機制是問題解法

  高等教育的三大功能應是一個有機聯繫的統一整體，而非簡單分離和割裂，藉由三項功能的有機聯繫，才能保持三者不斷適應調整以發揮加乘效果。然而因績效中心、單一性強的大學評鑑和高等教育經費分配掛勾，高校要獲得經費，將關注焦點置於教師研究產出上，自然讓教學活動的地位與重要性受到影響，被績效中心的大學評鑑直接掛鉤的高教經費分配，必然讓經費過度集中少數大學，並導致大學出現「優者愈優、弱者愈弱」的現象，妨礙不同類型的大學進行均衡發展。而多元的大學評鑑機制在指標上，針對各大學原先所建立的特色發展，進行在評鑑指標上靈活調整，而不是讓原本各有特色的高校去迎合績效中心、單一性強的評鑒指標與既定標準，如果沒有多元的大學評鑑機制建立，將會讓原先各自有特色的高校，為了遵照現今政府設計的績效中心、單一性強的評鑑標準，會失去原先各自的大學辦校特色，例如績效中心、單一性強的評鑑標準讓各大學撰寫自評報告所提供的參考效標，造成各校競相仿效的結果，反而不利於各大學的自我定位與特色發展。有鑑於此，進行多元大學評鑑機制確立，可先讓重點大學、地方本科高校應先依照學校特色進行自我評鑑，教育部則負責後設評鑑，而政府應協助大學積極建立自我評鑑機制，讓大學能依照個校特色來進行自我定位，進一步規劃具有學校特色的內部品質管控機制，並積極將經由評鑑協助學校改進的精神內化於組織文化中，透過自我檢討達成持續進步的目的，而同時確保其教育公平。

  六、評鑑機制需要獎優與扶弱並行

  在多元大學評鑑機制確立後，針對不同地區發展的大學進行獎優與扶弱機制雙軌並進，落實全面提升大學教育品質的教育公平目標，評鑑以為大學進行體檢，協助學校改進為目的，故其後若依照評鑑結果來決定經費分配，則部分原本即資源不足、體質較弱的學校，若再因為評鑑結果不佳而被刪減經費資助，對其後續品質改善豈非雪上加霜。爰此，評鑑結果的確可作為政府經費獎助指標之一，藉以提高學校對其績效責任的重視，而面對具有不同特色的地方高校，政府應另外設立專案輔導經費，對於評鑑結果雖然不佳，但經委員評估後，認為仍具有發展特色與潛力之學校進行後續資源挹注與追蹤輔導。亦言之，在落實多元大學評鑑機制的前提上，唯有讓獎優與扶弱機制同時並進，才能真正落實中國高等教育經費透過評鑒與資源重分配，全面達成教育公平的目標。

  七、中國高教經費分配不均失敗經驗可供台灣高教政策借鑑

  目前中國高等教育經費分配不均等，主要在於雙一流政策目標在2030年時，將屈指可數的少數大學，推向能進入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學科，但卻衍生出高等教育資源的分配問題，也出現過於集中於某些大學和某些地區等現象，產生了大學貧富不均的狀況，更造成了教育不公平等連鎖問題，也會讓就讀排名較後大學的學生，因學校資源過少，無法順利脫貧，更不用說進行社會流動，筆者認為目前全球已進入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的時代，中國惟有在高教經費分配政策中，找尋造成教育資源配置不均、地區差異、貧富不均、教育機會不均等及有關配套措施不足等問題的政策解法，首要之務，筆者認為是確立多元大學評鑑機制，讓多元大學評鑒機制，去確保教育公平上的保障，才有機會建立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而不重演中國高教喊口號畫大餅的錯誤政策，甚至出現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多輸結果，中國高教經費分配不均，加深社會不公的失敗經驗，也值得台灣高教經費分配政策借鑑！

  八、習近平把文攻武嚇台灣的錢拿去救中國高教不是更好？

  最後，筆者要警告習近平，中國目前因其防疫和經濟決策錯誤，導致經濟疲弱，讓地方財政緊縮讓教育支出乏力，據報中國部分大學今年大幅提高學費，最高漲幅達54%，連過去三十年中，經濟發達的上海城市各高校從未上調過學費，但到今年四月，上海市政府組織召開了「優化公辦高校本專科學費形成機制」聽證會。教育部門提到，今年公辦高校本專科平均學費的漲幅約為33%，這對中國高教發展已是危險的訊號，將造成貧困生無法上中國大學，讓中國大學成為富有階級再製的專屬菁英教育，中國教育機會均等破滅，而長年教育不公必致使社會不公，會引起較貧困的基層中國老百姓群起反抗，掀起內部動亂，而習近平至今在維穩費上突破2000億元人民幣，增長6.4%，中國軍費6.8兆為台灣11倍較去年大增7.2％，然而，中國教育經費卻被犧牲擠壓，高等教育預算支出較去年下降了3.7%，可見習近平亂做決策未下台負責，到現在還在亂花公帑，沉迷花費大量經費在對台認知戰，每天派共機擾台，習近平如果中國教育公平不搞好，也會引起內部動亂虛耗資源，故筆者建議習近平，不要死頭殼！把持續文攻武嚇台灣的錢拿去救中國高教不是更好嗎？

文.張天泰 （教育博士、政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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