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子》（THE SON ）為來自2020年《父親》作者弗洛里安澤勒，再度親自將自己的舞台劇作品改編為電影，全片同樣瀰漫著濃郁的舞台劇氣息，《愛．子》是由三到四位核心演員在幾個場景貫串，便能看出父子情感的細密交織、各自位置微妙的內心起伏，筆者特別透過此防治青少年自殺的主題電影，來做突破台灣防治自殺政策盲點的倡議，論述如下。
一、休傑克曼轉化喪父之痛的情感詮釋父親角色
休傑克曼曾多次詮釋父親，包含「金鋼狼」時期飾演小狼女「 X-23」的父親，然而，此次《愛．子》為法國鬼才導演弗洛里安澤勒所執導，更具劇情深度和情感張力，再加上休傑克曼拍戲期間遇父親過世，但休傑克曼知道他父親絕對不會拋棄工作，也期待他會這麼堅持完成工作，於是仍忍痛拍完電影，此電影角色為極力修復親子關係的父親，而休傑克曼用了很多現實生活對父親的真實情感，來豐富這個角色的多層次，休傑克曼曾提到他跟父親的關係：「我母親在我八歲時過世，我們是我父親一手帶大的。我們的關係很好，能去看一場7小時的板球賽，縱使只聊了二十分鐘，也能很自在地坐在彼此身邊。」，在電影開拍前已有心理準備的休傑克曼，特地趕回去澳洲探望他的父親，只不過這次見面成為了他們最後一次的相聚，休傑克曼也把這樣的真實情感經驗轉移到電影角色的劇情詮釋，同樣是父子最後相聚，只不過這次是休傑克曼扮演父親，故在電影能精采詮釋籠罩在父親陰影下受煎熬但同時反抗，在兒子面前扮演一個強壯堅韌、無懼犧牲的父親，卻因愛脆弱的形象，這樣深層的多角度情感詮釋，也獲得本屆金球獎戲劇類電影最佳男主角提名的肯定。
二、休傑克曼人性化詮釋父愛不只剛強也有柔弱
此次可看到休傑克曼從多重情緒，從內心發出一層地進一層的痛苦情緒，有些是關於現在，被孩子認為休傑克曼為了新歡決定離婚，孩子認為這是拋棄自己的媽媽，傷害妻子也傷害孩子，有些是關於回憶，自己曾帶年幼孩子一起學游泳的快樂時光，為何到了青春期，眼前長高的十七歲孩子變得無法理解，這孩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休傑克曼一直反覆在問自己，我還可以為我的兒子做什麼？我不能也不想重複像我父親為了事業成功忽略家庭，成為缺席失職卻自我中心的父親，於是休傑克曼決定為了全心全意的幫助孩子，放棄原先已受邀美國參議員正式邀約，邀請其進入競選團隊的政治工作，從政原先是休傑克曼的夢想，但為了孩子我願意犧牲，但最終還是救不了孩子因憂鬱症而自盡，這樣巨大的痛苦，讓原本如山的父親形象，曾靠一己之力扭轉家境，賺錢養家同時照顧生病的母親，透過無懼強悍，奮鬥努力的成功人士，因為自責也逐漸情緒崩解，為什麼救不了我的孩子，這孩子想當作家，有獨特的寫作才華、有一般孩子沒有的敏銳感知、未來有美好的人生正等著他，這些自責聲音讓休傑克曼陷入了漩渦，包括最後孩子被心理醫師診斷有重度憂鬱症，有強烈的自殺傾向，但不願意接受心理醫師的治療程序，孩子向休傑克曼求救，休傑克曼決定相信孩子的眼神，接他回家，回家後孩子為父親泡了咖啡，當面告白發生這些事很對不起父親，我永遠愛你們，正當休傑克曼認為我的孩子回來了，可以重溫一家三口快樂時光，一切生活都將回到正軌的同時，隨著一聲槍聲，是孩子選擇自盡，原來剛剛說的「對不起、我永遠愛你」是孩子的最後遺言，休傑克曼一直在自責，是否是自己未遵照心理醫師建議害了孩子？為何我給再多的愛也挽救不了眼前的孩子，都是我的錯，我過不了這一關，這些脆弱聲音看到休傑克曼人性化的一面，真正呈現了父愛不只有剛強也有柔弱。
三、現實世界的憂鬱症痛苦常人難以理解
筆者特別關注的是，憂鬱症孩子所說的話「每時每刻對我都是痛苦，我已厭倦這樣的痛苦，但卻無法擺脫」，這並不是情緒渲染的電影台詞，而是真實寫照，筆者曾親身經歷心理憂鬱的痛苦狀態，包含憂鬱症孩子逃學不願意到學校，每天在路上不斷無意義的走著，讓筆者想起當時進入心理憂鬱的狀態，每天不斷步行到農禪寺，不斷的走著，直到看到金剛經的水月道場建築，看到牆上的文字，痛苦得以緩和一陣子，因為憂鬱症痛苦會像黑洞一樣把你吸入吞噬，周遭人難以理解會認為你玻璃心，不理解的環境反而會加速憂鬱症患者選擇自盡，因為自盡才能結束從內心深處發出源源不絕的痛苦，但筆者當時有一個信念，如果自己可以通過這關，擊退憂鬱症病魔，那就可以幫助其他重度憂鬱症、有強烈自殺傾向的憂鬱症病友，經歷這些痛苦會成為我未來的助人力量，於是發表〈防治憂鬱症三不：不貼標籤、不污名化、不責怪受害者〉，點出病理標籤化與污名化問題、以及筆者親身經驗和曾對重度憂鬱病症的康復者進行調查訪談，提到目前全球在治療憂鬱症，大多停留在身體（身）與心理（心），但卻缺少心靈或靈性（靈）的討論。開始正視「身心靈」當中「靈」的角度切入醫治，或是「身心靈」療法多管齊下，或能幫助憂鬱症的病友，使其突破疾病綑綁，得到心靈自由，最終恢復健康。
四、從《愛．子》看到台灣防治自殺政策的盲點
而筆者認為休傑克曼《愛．子》除了可看到其父愛爆棚的影帝級演出，也可以引導我們關注完善台灣自殺防治政策的政策議題，因好政策可以救人，近日，國立師範大學公館校區發生學生墜樓事件，年約20歲女子墜樓受傷，救護人員到場時，女子已無呼吸心跳，送醫搶救後晚間不治身亡；而該名學生是高關懷輔導個案，根據110年台灣全國自殺死亡人數，共3,656人，死因排名第十一位，筆者認為有效提高國民心理健康、有效降低自殺率的政策解法，最大的關鍵不是提高諮商師比重，而關鍵為研擬提升國民心理健康的跨部會連線政策，共同合作、串聯是防治工作的重要概念，因導致一個人心理健康出現問題、出現自殺傾向的因素相當複雜。沒有單一的組織可以獨自因應這些困境，這需要社政，教育，司法和內政部，警政，交通，醫療等政府部門之間的連線合作至關重要。同時，也需要法務部門、學術機構、學校、企業、職業督組，新聞記者和其他媒體的支持，筆者特別為文援引美國防治自殺的政策，並檢視台灣防治自殺政策的現況，可讓社會大眾更理解防治自殺的社會政策，可挽救更多人的寶貴生命，筆者再分述如下。
（一）、美國防治自殺政策的國際經驗
根據美國2012年提出的防治自殺政策（National strategy for suicide prevention: Goals and objectives for action），（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ffice of the Surgeon General and National Action Alliance for Suicide Prevention, 2012），其政策目標的服務對象，不僅是自殺意念者、自殺企圖者，更包含自殺死亡者的家屬及服務網絡人員，而有系統性提供所有面臨自殺威脅的人協助是這美國自殺防治政策的重要目標，而此政策服務設計亦包含「心理及情緒的福祉」、「預防自殺行為」、「無傷害和無暴力生活」、「預防藥物濫用和過量飲酒」等議題，承上美國防治自殺政策就四大防治目標來做政策切入，包含「健康，增權個人、家庭和社區」、「臨床和社區預防服務」、「治療和支持服務」、「監測、研究和評估」，分別介紹政策內容：
- 健康、增權個人、家庭和社區系統性政策
美國防治自殺政策以系統觀點的視角，串聯由小系統至大系統間可用的資源，並賦予各系統自殺防治的責任。當中有四個子目標，分別為：整合並協調多個部門和機構的自殺預防活動，實施宗旨在研究知識傳遞的效果，設計透過改變知識、態度和行為的研究以防止自殺，增加提供自殺行為保護措施、促進健康和恢復因素的認識。促進媒體報導自殺的責任。在娛樂業中對於自殺和精神疾病，以及自殺相關內容在網路的安全性能有準確描繪。
- 臨床和社區預防服務政策
此部分主要討論危機個案的發掘與服務系統介入，且如何讓有危機的自殺意念者，得以順利進入服務網絡。包括下列三類：制定、實施並監督促進健康和預防自殺相關行為的有效方案；當辨識出高危機者時，促使減少運用高自殺危機自殺方式；對社區和臨床服務者，提供預防自殺和相關行為的培訓。
- 治療和支持的服務政策
在美國的自殺防治的處遇政策中，著重醫療治療與精神科照護的合作與運用。此部分包括三個項目：醫療服務作為促進預防自殺的核心。促進並施行有效的臨床及專業練習，評估並治療那些被辨識出來、具有高自殺行為風險的人。面對自殺及具有自殺意圖的人，提供照顧和支持、傾聽，以促進復原，並實施社區處遇策略，以幫助進一步自殺者。
- 監測、研究和評估的政策
自殺防治政策並非一成不變，隨著高危險族群、自殺因素、自殺致命方式變革，自殺防治策略亦須調整、與時俱進。相關內容亦包含三個部分，分別為：（1）增加有關自殺預防國家監測系統的即時性和有效性，提高收集、分析的能力，並利用這些訊息採取行動；（2）促進和支持對自殺預防研究；（3）評估自殺防治介入的有效性、系統、綜合性與傳播結果的影響。
（二）、檢視目前台灣防治自殺政策
目前台灣自殺防治法規範的服務內容，包含「心理諮詢及轉介」、「獎勵及教育訓練」、「24小時免付費緊急諮詢電話」、「自殺防治通報系統通報及關懷訪視」、「高致命性工具管控」、「媒體管理」等部分，然而，目前台灣防治自殺政策欠缺系統性整合和專業分流，如同美國防治自殺政策的國際經驗以系統觀點的視角，串聯由小系統至大系統間可用的資源，並賦予各系統防治自殺的責任，同時，美國防治自殺政策也進行專業分流，因美國自殺個案依其職業、種族、特殊性而有不同個，例如退伍軍人、LGBT、阿拉斯加原住民、老人長者等等，則由各自的自殺防治個案管理師或專業輔導人力服務，而目前臺灣形成一個自殺個案由數名自殺防治服務人員介入的情況。除了自殺防治關懷訪視員介入以外，亦有依其職業（如學校專任輔導人力、心輔官）、或醫療狀況（如院內自殺防治關懷人員）而發展的介入服務。衛生福利部推動「社會安全網計畫」，透過各地方政府衛生局勾稽精神照護資訊管理系統、保護資訊系統與自殺防治通報系統，發現若為兒少保護、家庭暴力或性侵害合併精神疾病（含有自殺企圖）個案，衛生局即派案給心理衛生社會工作人員，提供追蹤輔導與關懷訪視、自殺風險評估及處置與轉介。故自殺個案若有上述保護性服務事由，又將有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員介入服務，綜上，在缺乏系統性整合或專業分流的現況下，在台灣防治自殺的個案需面對不同專業人員的介入，不僅使受服務對象因受到多方關懷感到疑惑，也會使自殺防治一線服務人員對彼此的角色、定位、分工不甚清楚。故目前台灣防治自殺政策，當務之急，最需要發力的是在進行系統性整合和專業分流，完善現有自殺防治服務網絡的合作，而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式增加諮商師、精神科醫師的淺碟政策。
（三）、防治自殺政策需系統性整合和專業分流
行文至此，目前國人因精神疾患就診人數逐年增加，近3年精神科就診人數，由COVID-19疫情前2019年131萬餘人，至2021年已增加至145萬餘人，再據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統計於2020年度統計年報，因精神、行為和神經發展疾患之門、住診（含急診）就醫人數統計高達288萬餘人，約人口數13％，如何有效提升國民心理健康，是政策急需聚焦之處，筆者為文援引美國防治自殺的政策，並檢視台灣防治自殺政策的現況，可讓社會大眾更理解防治自殺的社會政策，可挽救更多人的寶貴生命，而筆者特別以美國官方曾以一首詩作為防治自殺政策的專業精神，提醒台灣防治自殺政策的立法制定者：「給那些自殺失去生命的人、給那些與自殺意念拚搏的人、給那些已經對自己的生活盡力嚐試的人、給那些對於生活而奮鬥者給予關心的人、給那些自殺死亡後留下的遺族、給那些在恢復、所有那些努力不懈、在我們的國家防止自殺和自殺未遂的人」。
（四）、做好防治自殺政策需立法委員的關注介入
最後，防治自殺政策需重視系統性整合和專業分流，而非淺碟式頭痛醫頭、缺乏政策邏輯的口號，因防治自殺政策服務的對象，不只是自殺意念者、自殺企圖者，更包含自殺死亡者的家屬及服務網絡人員，這個重大政策議題需更多立法委員的關注和介入，總言之，防治自殺政策為挽救台灣人民生命的政策工作，不可掉以輕心，一個政策輕忽，損失是用金錢換不回來、不可恢復的寶貴人命！
文.張天泰 （教育博士、政治工作者）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