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先生,請立刻停止重複你2003年無知、愚蠢抗SARS錯誤示範

馬英九先生,請停止重複2003年無知、愚蠢抗SARS錯誤示範

高志文

醫學大學教師

 

  2020農曆過年期間,馬前總統指責蔡總統與中央執政團隊沒戴上口罩,韓國瑜市長則在毫無根據與風險評估的科學事實下,跟著戴起口罩上電視。本人萬萬沒想到,馬英九先生毫無記取其2003 市長任內,無知、愚蠢失敗的抗SARS慘痛經驗,繼續膝反射做出錯誤示範,激化民眾恐慌。特分享本人於2003年由玉山社出版的『恐慌!在政治瘟疫蔓延時一書』…,期待台灣社會能信任台灣第一線的優秀、認真的防疫醫衛人員,用正確、科學的方式來攔阻2019 武漢肺炎的傳播,避免發生2003年SARS來襲時,台灣社會因政治人物的無知激化集體高度恐慌,進而造成社會各種集體失序、恐慌,失控,進而完全癱瘓當時醫療衛生體系運作及損耗數千億社會經濟成本的不幸悲劇…

摘錄  玉山社出版的『恐慌!在政治瘟疫蔓延時 -2003 馬市府抗SARS實錄』 第三章 全球SARS社會集體恐慌最佳製造團隊 - 台北市政府

全球獨一無二的抗SARS蒙面團 - 台北市政府馬團隊

整個2003SARS戰役,台灣民眾幾乎看不到台北市政府抗SARS領導者的臉,他們到哪都帶著口罩,表示是抗SARS的需要…..

邱淑媞局長當時成了全世界絕無僅有的“戴口罩抗SARS衛生首長 指責中央抗SARS『半調子』;市府新聞局吳育昇局長專業的SARS防治戰役中,成了全世界SARS流行城市中絕無僅有的『戴口罩發言人』嗆聲中央:「一旦SARS疫情擴大,當然是中央的責任」。。 這些北市抗SARS要角在SARS流行時戴著N95口罩發言,或許遮住了他們部分的SARS政治口水,但此舉卻對全國人民做了最不專業、最錯誤的示範。

相較之下,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總理Ernie Eves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Eves總理在訪視完醫院後,在醫院門口接受記者訪問時將口罩拉下到脖子上忘了全部取下來(不是戴在臉上)。 安大略總理脖子掛著口罩的畫面被加拿大媒體大幅報導,所有媒體一致責怪Eves省長製造不必要的SARS恐慌,而那個口罩只不過是被剛走出醫院的他順勢拉到脖子上而已。   Eves不斷澄清他從來沒有在公共場所戴過口罩,希望民眾不要誤解;他也一再強調一點也不擔心一般公共場有任何染上SARS的問題,也不認為民眾會被他驚嚇而開始在公共場所戴上口罩[1]

相較之下,北市在當時邱淑媞吳育昇馬英九市長的錯誤示範,使台灣在SARS流行期間成為“口罩搶購共和國”。

國人有所不知的是,早在SARS流行初期,所有受SARS影響國家的衛生官員都“一再”表示,一般民眾在醫院以外及沒有呼吸道症狀下,在公共場所戴口罩是沒有必要且會激發無謂恐慌的行為。各地衛生官員也規勸民眾,不要跟醫療人員搶購口罩

當一群以馬英九市長為首的大小官員,集體戴上口罩在市府大廳一字排開召開SARS記者會時,當台北市民沒戴口罩不能進市府辦公時;世界衛生組織(WHO)的發言人Dick Thompson其實早時就警告過大家:“「一般大眾購買口罩,可能引起口罩短缺,讓真正需要的人-「病人與照護他們的人」反而買不到口罩,人們買口罩以求在搭地鐵(捷運)時感到舒服是沒什麼意義的。Thompson說:我們不會鼓勵愚蠢行為(silliness)因為我們不要見到口罩短缺。」(We're just not going to encourage silliness because we don't want to see a shortage of masks.")[2]

回頭看看我們的台北市政府,沒有像各國衛生官員與專家預先阻止民眾從事集體“愚蠢”搶購口罩的行為也就罷了(愚蠢兩個字,是借用WHO發言人的比喻);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他們竟然在社會處於高度危機時,帶頭透過他們最擅長的媒體表演政治“強力示範”,甚至“強制規定”大家集體戴上口罩這種SARS流行期間完全沒有必要的民眾恐慌激化行為。

市府抗SARS蒙面團所引發的全台口罩大危機

群眾集體在非醫院空間戴上專業用口罩、對日常人際互動的恐懼與排斥;社會經濟活動癱瘓、中斷」,就在這群市府菁英,以定期的市府記者會,有如八點檔連續劇般的非專業防疫表演秀中被激發到最高點。

整個台灣抗SARS戰役中,“理論上”應該最專業的市府衛生首長邱淑媞女士;應該是最能起安定人心的台灣政治超級巨星馬英九市長,卻在瘟疫來襲時大開科學防疫倒車、盡情地帶頭進行專業錯誤示範,高度誇張SARS傳染風險與途徑;危險化SARS病人與其接觸者;然後在民眾巨大的集體恐慌進而期待政府採取極端手段的集體情緒中,大演政治媒體防疫秀,因此耗用大量社會資源與社會各部門力量進行一連串沒有根據的抗SARS措施不說,甚至一度危及以流行病學為基礎的科學抗SARS正常運作。

市府領導團隊當時明顯的恐慌與失措,加上長久以來以維護、塑造馬英九市長完美卻虛幻形象為最優先施政考量的思維下,將本該是專業的新興傳染病防治工作,扭曲成了一場拙劣、驚悚的SARS政治、媒體、社會動員秀。

SARS流行期間,除了台北市首長們,全世界沒有任何一位防SARS領導者在面對媒體與民眾時成天戴著口罩。市府抗SARS領導者面對新興傳染疾病不知快速地與國際專業同儕交流學習也就算了;連中央衛生署的國內外專家學者、從CDC與後來的WHO來台專家沒有半個人這麼做,竟然也喚不醒他們停止愚蠢、輕易激發SARS恐慌行為且有害防SARS的媒體秀。整個台灣抗SARS戰役全程,台灣人民幾乎看不到這些市府“抗SARS"要角的臉,他們成了令人感到驚悚與困惑,全世界獨一無二的「SARS蒙面團」。主持SARS會議、在市府大廳開記者會、在戶外接受記者採訪、到電視台上節目…,連續幾個月,民眾看不到這些市府官員的臉,為了讓民眾知道他們很努力在抗SARS,他們要辛苦的成為“抗SARS蒙面俠”。

台北市政府“專業(?)”與“政治”人物自認“必要”的演出,拉高了台灣民眾對SARS的集體恐慌。他們認為的抗SARS“必要”,不僅沒有出現在任何一位國外領導人身上,這種行為在SARS受影響國,甚至被斥為不專業的笑柄與誤導群眾之舉。

當全世界沒有一位衛生專業者認為他們需要成為「口罩蒙面俠」才能在他們國家成功抗SARS時,我們台北市政府要員,集體、劃一地在市府大廳坐成一排,戴著令人感到驚悚的口罩,預防著他們“想像中”而非流行病學發現為基礎的SARS風險。

他們這樣做時,透過媒體,一切盡在不言中地與廣大的台灣民眾進行錯誤的SARS風險溝通,這些高傲卻無知的市府行政首長完全不知道什麼是當代社會危機中的風險溝通與治理。

抗SARS不需全民戴口罩,這麼一個簡單的事實,市政府抗SARS首長恐怕是等到新任衛生局長張珩長去了星、港、越南等地加坡考察SARS措施後才了解。張衍局長表示:「參考他人抗煞的經驗之後,未來如何拿捏防疫的強度,避免引起民眾的恐慌,值得深思。舉例來說,其他國家對於全民戴口罩的措施,不以為然,認為此舉會引發不必要的恐慌,這也讓他思考,在下一波SARS來臨之前,要如何用合理的方式來對抗[3]」。

但筆者看到北市新聞處的這份出國考察SARS報告,真是感到謝天謝地,台北市政府首長們總算有一個頭腦清楚的抗SARS新領導,在下一波SARS來臨時不會再領導當愚蠢的「SARS蒙面團」,不會再無知的激起社會恐慌,任由不專業又不用腦袋的市府首長們再以媒體與政治導向來指導抗SARS了。

SARS流行期間,台灣出現難以置信的社會脫序與偏差現象,原因並不是一般知識份子或道德家所想當然耳的原因-「台灣人心出了問題」;也絕不是衛生署或疾病管制局的防疫政策有何重大錯誤,更不是我們的衛生防疫人員素質與品德比國外差,而是與流行病學事實不符,巨大莫名的社會恐慌被激起;專業冷靜的抗疫努力與基礎條件被社會集體恐慌所造成的混亂給吞沒、癱瘓

當成群的市府口罩團,以恐慌與誇張的口吻警告市民防SARS時;當這個高度戲劇性畫面在電視反覆播出時,筆者想到多年前人類對抗傳染病那段無知、恐慌所堆積出來的陰暗歷史。

人類的疾病史很清楚地告訴我們,假如人類要失去對抗一場疾病的戰爭,要為一種傳染病付出高昂代價,就是不根據邏輯與科學觀察,卻去誇張它想像中的恐怖性與感染性;就是輕率動員、激發整個社會,進行引發集體恐慌與跋扈自私行為的非專業措施。因為沒有什麼可以比污名化、妖魔化一個自然疾病風險,更能讓一種傳染病在陰暗角落盛行下去的方法了。

人類奮戰千年的肺結核,近年來捲土重來且來勢洶洶;最初被視為無可救藥的世紀黑死病 - 愛滋病,都告訴我們一個同樣的故事 - 社會精英及統治者對一種自然疾病誇張的詮釋與錯誤的疾病意像形塑,其殺傷力不亞於疾病本身對人類身體與心靈的傷害。

從肺結核、愛滋病到最近的SARS流行,我們清楚見到部分人士依然在重蹈著歷史覆轍 - 激化不必要、沒有幫助的社會恐慌與歧視,進而付出驚人代價與令人痛心的生命損失。

台北市政府在此次SARS疫情,更是創造出這種恐慌化、污名化一種自然疾病後產生巨大負面效應的驚人典範。 我們就看看台北市政府如何一步步創造出這樣一個當代新興傳染病恐慌激化後的黑色恐慌典範。

口罩共和國?? 強制一般民眾戴上口罩,全球獨一無二的土法鍊鋼抗SARS法

自從北市府強制搭乘捷運戴口罩,原本每日搭乘捷運的筆者就拒絕搭乘,這是對自己專業尊重的問題,筆者就是在專業上無法接受這種反智、愚蠢的行為。

北市府抗SARS明星們三月起在記者會上戴起的口罩的效應,就是全台灣2300萬人民開始狂買口罩,口罩當時缺貨很正常,全台灣民眾忽然一起買葡式蛋塔,也會讓蛋塔缺貨,等到大家對蛋塔沒興趣蛋塔就跌價,接者然後就很多蛋塔店就關門,這是市場原則,再簡單不過的道理。

自由市場需要時間反應,非常短時間的大量需求無法以市場機制來供給,當時連走在路上連小朋友都戴著N95口罩,這種天下奇觀現象。

筆者過去四年在紐約讀書攻讀博士學位,親眼目睹911恐怖攻擊與後911紐約下曼哈頓的重建工作,從來沒有見過一位紐約領導官員在危機時不僅沒有啟穩定人心作用,還帶頭激化恐懼、製造恐慌混亂局面。

衛生署在抗SARS最危急的時候,花了極大的精力與人力在口罩的全國調度上,衛生署告訴民眾日常生活中不需戴口罩,但北市政府卻唱反調,傳遞出的SARS基本風險形象卻是個大錯誤,民眾的集體恐慌與集體採購口罩反應又有何奇怪?

口罩越缺貨又進一步推高了需求與供給的惜售心理,一為集體心理,因為假如大家都這樣做,一定有理由如此,跟著做就對了;即使錯了,也是大家一起錯。民眾瞬間瘋狂搶購,口罩當然買不到?

北市發動與SARS風險所在不對稱,前所未見的全市大動員,如漂白水大消毒、強制計程車司機、捷運族及進市府大廳戴上口罩防SARS,…,恐慌逐漸累積、非理性反應,逐漸淹沒正確的防SARS訊息的傳播。

當時因SARS風險被誇張誤導,從政府與民間協調採購、徵用與受贈的數量來看,台灣成為全球民眾搶購口罩最激烈的地區。

當時台北市政府等於在戴口罩的立場上與中央正面槓上。

衛生署SARS記者會沒有官員戴上口罩;市政府大小官員則驚悚地全員戴起口罩,這個意象透過邱局長與馬市長超人氣媒體效應,激起了社會恐慌與口罩搶購;也反應在醫療院隔離病房開始收進了大量發燒病人(多數不是SARS病人)。

抗SARS期間,馬市府超人氣的媒體效應,將當時衛生署涂醒哲署長、副署長李龍騰、疾管局陳再晉局長及前副署長黃富源等中央專業抗SARS領導人多次呼籲一般民眾不需要戴口罩,不要跟醫療人員搶購口罩的正確聲音完全壓住,種下後來整個衛生署為了口罩問題搞的心力交瘁,焦頭爛耳的後果,但這些辛苦卻與擊退SARS無關,因為全民戴上專業用口罩對SARS防治有害無益。

當時整個衛生署與國民健康局等單位,成了超級口罩供應調配中心,採購、徵用幾千萬個口罩、數百萬件的防護衣等防疫物資,筆者認為這可能是人類有史以來,短時間內、針對單一傳染病爆發,最大規模的防疫物資調度之舉。

台灣在抗SARS期間,因為民眾與醫療院所搶購口罩,中央單位包括衛生署承受巨大壓力,被逼著必須負起滿足全台灣一般民眾與醫療院所忽然間對口罩的大量需求。這個艱難任務雖然順利完成,實際上卻無助於SARS防治任務(全民戴上口罩對SARS控制沒有實質幫助,有的只是集體恐慌被激起後的心理安慰作用)。

這種現象十分不可思議,SARS危機來臨時,沒有人會說中央與地方衛生官員不辛苦、不認真,但無數的政府資源與人力卻投入到跟疾病控制無關的措施上。

當時部分不肖民代與部分口罩(奸)商聯手大發國難財。這些口罩奸商囤積哄抬口罩價格,將口罩存在海關不去提領,直到政院表示要徵用才一夕提空。根據衛生署官員的說法,三黨立委都涉及關說衛生署以過高的價格購買口罩,來“滿足民眾對口罩的需要”其中以國民黨最多。

國內當時的口罩狂熱一罩難求的奇景連國外都曉得,很感謝但也很驚訝地,SARS流行期間從世界各地,國際友邦、海外僑胞、駐台使節團捐到台灣的口罩竟然就高達470萬多只,還包括26萬件防護衣與數萬計的鞋套隔離帽等[4]

這其中令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捐贈我國的10萬只N95口罩的新加坡政府。

新加坡政府當時自己身陷SARS危機時,因處理社會恐慌得宜,衛生單位與醫療院所(簡單說就是陳篤生紀念醫院)只需專注於抗SARS,而不像台灣政府是在對抗整個被激起的全社會恐慌與失序及醫療機構癱瘓與避戰。

小小的新加坡自己面對SARS危機時,不僅沒有防疫物資短缺的問題,竟然可以在5月21日行有餘力慷慨捐贈台灣十萬件防護衣、十萬只N95口罩、與十萬只外科手術口罩及十五萬組SARS檢驗劑,還借台灣兩組機場使用的熱感應掃描器[5]

當台灣與新加坡共同面對重大危機時,集體恐慌有沒有被無知的政治與專業人物激起的差別竟然是如此巨大。

當在野立委嚴詞批判政府在SARS來襲時,連小小的口罩都無法充分供應,這個指控無疑是強而有力的,連口罩都搞不好還執什麼政?

一般人不了解的是,不只口罩,市場上沒有任何一種商品可以經的起短期間內全社會的瘋狂集體購買,這是短期供給-需求失調的市場問題,短時間內神仙也沒辦法解決。

何況部分“口罩奸商”與立委聯手在SARS期間大發國難財。這些口罩奸商與SARS期間贈送台灣五百萬只口罩的海內外善心人士有如天使與魔鬼之別。

筆者期待監察院能進一步調查這些口罩奸商與口罩立委在瘟疫來臨時的惡行。

這個口罩熱消退後,口罩供給過多連找囤積空間都會出現問題則完全是在預料中。

就像當時的葡式蛋塔熱,流行時一家家開,不久便一家家關門大吉。

口罩荒的情況到了五月多就已經倒轉過來,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各醫院已經不再需要衛生署所準備的N95口罩(他們可以買到更便宜的口罩),當時部分醫院畏戰,以沒有口罩與病床問題推託避戰,了解內情的人都知道,口罩與病房從來也不是醫院無法抗SARS的原因,不知情的中央則拼命加蓋病床,採購口罩,盡做一些全世界受SARS影響地區的政府沒有在做的事情。

離譜的是教育部也跟人家採購了19萬個N95口罩給各級學校(不知道學生要N95口罩作什麼?)最後當然發生發不出去的窘境,教育部採購剩下的15萬個N95口罩不知如何處理,還必須給同樣面臨口罩囤積發不出去的疾病管制局來處理。

國外媒體看馬市府的恐慌製造能力 

台北市政府一些非常不專業的抗SARS措施,連外國媒體也察覺到。

在澳洲報紙一篇「台灣極端防疫手段造成群眾恐慌」(Taiwan’s extreme measures feed public fear)的報導中,明明白白指出:「馬市長提出任何發燒到37.5C症狀的人自動隔離三天的措施造成民眾恐慌」[6]

SARS在台灣造成民眾瘋狂配戴口罩的舉動也上了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六月二十紐約時報以口罩成為灣的必須(強制)用品(must-have)走私與價格欺騙為標題,說3M比Nike耐吉還熱,台灣全國興起口罩狂(mask-mad) [7]

台灣民眾對SARS的高度集體恐慌是不是由市府不專業、錯誤的防疫秀所引起實在十分清楚,連國外媒體都洞悉出來。

以台北市實施發燒37.5°C度就隔離三天這個不專業的抗SARS措施來說,中央抗SARS領導人很難回應北市單方面不斷拉高SARS戰線的挑戰,因為恐慌與過激的SARS形象行成後,很難跟民眾解釋哪些措施是沒有專業基礎。

「一個擦身而過的人可能讓你感染上SARS」…  馬英九抗SARS名言

 SARS流行期間幾乎各國衛生官員都向大眾一再強調:「你不會莫名奇妙得到SARS,你在路上得到SARS的機會比被車子撞到的機會少馬市長竟告訴全國人民:「一個擦身而過的人可能讓你感染上SARS[8]

SARS流行時,相關受影響國家都出現一定程度的社會集体焦慮。但經過國際比較發現,像台灣出現如此大規模的集體恐慌與社會脫序行為,如醫療院所連“發燒"病人都拒看、大規模醫護人員拒絕照顧SARS病人,甚至集體請辭、全民口罩大搶購V.S.政府口罩大搜購、大配給、學童戴著N95口罩走在街上、民眾不願鄰近醫院接受SARS病人或設立SARS專門醫院、地方首長失去理智帶頭阻擋人命關天的救護車進入醫院(如同失火時在火災現場阻擋救火車救火的驚人行為)、一般民眾視正常人際互動為畏途,大型活動紛紛取消等等誇張、離譜,令人覺得人心不古的現象卻只發生在台灣。

當時,台北市長與衛生首長公開在記者會戴口罩防SARS、和平醫院員工跳窗脫逃、整個捷運車站人人戴上口罩等鏡頭被各國媒體大量採用,讓台灣國際形象大受影響,也間接讓許多歐美的亞洲移民因此受到歧視與標籤化[9]

我們必須嚴肅的問? 這些SARS危機時的脫序行為背後出了什麼問題? 到底反應著何種更根本的台灣政治與社會文化問題?

筆者認為,台灣民眾在這次SARS戰役中出現的非理性恐慌與脫序現象,是媒體與政治導向的防疫措施、指標性衛生與政治專業人士錯誤示範,及台灣表演政治文化下的必然產物。

整個抗SARS過程中,台北市政府刻意挑戰中央、搶佔媒體,過程中持續灌輸台灣民眾一個嚴重失真的SARS風險認知。

宛如每日抗SARS一絕招,不少卻是沒有公共衛生根據的動作,讓民眾感受詮釋出一個全然被誇張的SARS風險,認為SARS必定是風吹草偃,催枯拉朽,否則為何邱淑媞局長會如此恐懼地連在市府大廳都戴上口罩防SARS?

從3月25日台北市政府以法定傳染病砲轟中央後,後來台灣防SARS戰役有如三流肥皂劇每天上演,北市與中央對抗成為SARS疫情的主要戲碼之ㄧ;當前衛生署長涂醒哲被中央下令封口後,台北市政府幾個抗SARS領導人與其說是防疫專業人員,不如說是三流的防疫演員。

媒體與政治形象維護思量下的防疫策略與錯誤示範屢出,自己恐慌不說、還不遺餘力的激化全民恐慌。

這種激化恐慌驚嚇民眾非常有用,卻嚴重違反WHO等國內外衛生專業者所稱:「SARS是一種近距離密切接觸或直接接觸SARS病患(有症狀)之呼吸道飛沫(或體液)才可能感染的疾病」的事實[10],絕不像馬英九市長所言:“擦身而過的人”都可能讓你染上SARS。

馬市長這種沒有專業甚至沒有常識的說法與「一台擦身而過的汽車都可能讓你發生車禍」有何不同? 從風險機率來說,走在路上被車撞到的機率,還是走在路上染SARS的好幾百倍以上(註:台灣每年有四千多人死於交通意外,而與醫院感染無關的SARS犧牲者卻屈指可數)。

馬市長的文章還繼續寫道: 「SARS在掠奪我們的生命之前,它早就偷走了我們內心的和平,摧殘了我們的人際關係,腐蝕了社會共生共榮的基礎,這才是SARS最可怕的地方」。

他盲目地完全不知道,這些SARS脫序的社會反應,完全不是因為SARS或是台灣人心出了問題,而是他領導的市府團隊從頭到尾以「媒體與政治」導向、錯誤失真與激化SARS風險所引發社會集體恐慌的必然結果。

試問,假如民眾都相信在市府大樓很危險,因此市長與衛生局長必須戴上口罩預防感染SARS;整個台灣都像馬英九市長所說:「一個擦身而過的人可能讓你感染上SARS」,人際關係因此被摧殘又有何奇怪之處?

強制住院隔離“健康的接觸者”?

像是嚐到政治甜頭,北市在SARS戰役中持續挑戰中央疾管局。

台北市衛生局堅持疾管局四名員工接觸過勤姓台商之子,有罹患SARS之虞需要“強制住院隔離”;疾病管制局則認為居家追蹤觀察已經是非常小心且妥當的安全防疫措施了。

市府再次挑戰中央的這個防疫要求,再次突顯其抗SARS專業的不足,完全無視當初WHO對全世界SARS防治的專業建議。

所謂SARS的密切接觸者是指:「曾照顧SARS疑似或可能個案或與其共同居住、或曾經直接接觸其呼吸道分泌物或體液的人[11]

我們不知道4位勤性台商之子的同事是否直接接觸其呼吸道分泌物或體液,但從SARS流行開始到目前的暫時結束,從沒有任何一國家要求SARS的一般接觸者「強制住院隔離」。在防疫實務上也不可能如此奢侈,因為醫療衛生資源處理“已出現SARS症狀”的病人已經是一大挑戰了。

市府衛生首長竟連沒有症狀的健康者不需要住院隔離(hospital isolation),最多最多只需要居家檢疫(home quarantine)這個基本概念都沒有。

市府當時認為防疫要全民總動員,要讓民眾有高度警覺。市府衛生局當時還真是不食人間煙火,就在那時候民間搶購口罩已搶成一團了,從對口罩的搶購風潮,竟然還看不出台灣民眾對SARS的警覺(恐慌)已經“有過之而無不及”?

市府衛生局沒有當代新興傳染病防治的概念,大眾過度恐慌,會使傳染病控制變得更棘手複雜。但類似市府所挑起的防疫爭端,中央疾管局是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清,因為被激化恐慌的民眾,會盲目支持所有極端的防疫手段,市府衛生局簡言之,就是挾民眾集體恐慌挑戰中央疾病管制局,並因此取得政治形象利益。

北市衛生局不斷砲轟中央的防疫政策,一般民眾對SARS疫情不了解,莫名的恐懼纏身,只要事不關己,沒人會反對“對別人”採取“無限上綱”的方式來防疫,即便它們都是多餘且排擠掉其他更重要的SARS防疫工作的無效措施,反正也沒有人知道。

但市府這種作法,讓專業防疫工作被政治力扭曲,中央防疫專業人員的辛勞被抹煞與甚至羞辱,並埋下往後台灣抗SARS的雙頭馬車,衛生署與疾管局面對政治與SARS疫情兩面煎熬的困境。

激發對居家隔離(檢疫)者的恐懼

隔離英文是Isolation,是針對有傳染力的病人的進行的“傳染控制”措施;檢疫,英文是Quarantine ,是針對健康沒病的人進行的“健康狀況觀察”措施,這兩著有極大的差異。有傳染性的人才需要隔離,這是一個基本原則,否則恐慌被激化下,很多違背人權,沒有專業必要的防疫措施會受到大眾支持(直到這個措施落到自己身上為止),這時候就看一個執政者有沒有專業知識與施政智慧與勇氣。

 所有當初稱使用「居家隔離」這個詞,在專業上不夠精準,應該使用「自我健康檢疫」。 與SARS病人僅有一般接觸(非密切接觸)的人,不僅自己罹患SARS的機會極低,沒有症狀前更沒有傳染他人的危險(即使有症狀的前24小時傳染力也非常低)。

 「檢疫」的目的,不是因為這些人已經有傳染他人的風險(因此理論上不需要強制隔離),而是在檢疫期間進行自我健康觀察,若出現症狀可縮短進入醫療系統的時間,因為這些人密切注意自己健康十天,若出現症狀就可以馬上處理,不會延遲進入防疫體系的時間。從SARS的流行與臨床特徵來看,“鼓勵與支持性的志願性在家檢疫,有條件的行動自由”對管理SARS一般接觸者的風險已經足夠,結果因為非理性恐慌被激起,在台灣我們竟然把15萬個一般接觸者都當成SARS病患,已經有SARS傳染性的防疫規模在對待,花了十幾億經費與無數的人力不說,整個社會資源沒有真正對焦於SARS的真正風險。

香港政府甚至在直到4月11日,SARS流行已經一個多月後,才開始實施居家隔離(檢疫)措施。這表示之前發現的好幾百位SARS病人的接觸者都沒有進行居家隔離。4月11日開始實施後,其隔離對象主要是SARS病患的家人而不是無限上綱所有一般接觸者通通捉起來。

在那幾天香港新發現的近80個SARS病人中,只有約150位家人受影響收到「家居隔離令」。 當時香港的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在記者會上強調,根據威爾斯親王醫院的經驗,和SARS病人有「緊密接觸 close contact」的人受感染的機會率只是5%(醫院的SARS密切接觸者風險較高,因為會到醫院的時候,SARS病情已重,且醫護人員常需進行SARS病人插管等高危險動作),他們本身和居所不會構成「明顯及即時危險」[12]

台灣則因為SARS極度恐慌,市府將一般SARS接觸者描述的如瘟神一般,以至於接觸者在台灣被極度擴大,我們總共隔離了16萬多人,平均每發現一位SARS可能病患我們隔離兩百多人,創下世界紀錄,且遙遙領先第二名的新加坡好幾十倍。

步步危機,全市SARS大消毒?SARS危機還是生態危機?

台北市進行徹底的全市瘋狂大消毒,由市府提供大量免費的漂白水到全市各里。

這可能是有史以來,台北市最徹底的漂白水濫用運動。這也是北台灣的一場生態災難,但可笑的是,這個全市消毒運動跟SARS防治是一點科學關係也沒有?

過量使用漂白水除了可能腐蝕水管,也可能將一些原本在二級汙水處理用來殺菌的有益細菌也殺掉。漂白水含氯,若過份使用(例如未能稀釋足夠或直接倒到馬桶) 會在水中產化學反應,有毒物質將停留在環境一段很長的時間,也可能隨著魚類海產等留在食物鏈中。

所有SARS流行病學的資料顯示,SARS是與病患的接觸所感染。只有會感染人的SARS病人,SARS病毒絕不會莫名奇妙出現在你家的電視機或電腦鍵盤上。

筆者陪同美國CDC來台協助抗SARS的專家明白的表示,這種全市大消毒是一種feel good(只是感覺舒服)的工作與真正的防SARS無關。他有興趣的是希望可以拍到台北市政府請求國防部化學兵在市區到處噴灑消毒水的照片,當做來台協助抗SARS的紀念品(souvenir)。

台灣初期SARS病患都是由境外移入及零星幾個醫院內感染,即便少數找不到感染源,快速發現SARS病人並隔離治療的原則並沒有不同, 全世界的研究也都指出SARS是人與人近距離接觸感染,發起全民全市的消毒運動,沒有防疫的實質成效、沒有流行病學的根據,民眾的詮釋卻是台北市步步危機。

激化SARS恐慌到所有公共場所

市政府連基本SARS戰場在那都搞不太清楚,輕易地將SARS的恐慌極大化到所有公共場所,市政府在5月4日索性發佈命令,強制市民在公共場所量體溫。馬市長則說:「市府於五月四日發布命令表示,公共場所凡在一百人以上、停留時間超過一小時以上,未落實者可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加以裁罰,也歡迎市民檢舉;因為健康是大家的,不是市府的[13]」。

後來SARS疫情趨緩,民眾開始覺得捷運戴口罩是過度防禦而逐漸不耐。取消強制戴口罩的聲音逐漸浮現。

結果搭捷運要不要繼續強制戴口罩,馬市府竟然需要中央替它決定[14]?。

馬市長完全忘了捷運的管理單位是台北市捷運局,一個首都的市長,竟然連轄下的捷運搭乘是否要繼續帶口罩都無法決定而需要由中央來決定?

當取消強制捷運族戴口罩措施,這個市府首長因專業性不夠而認為有風險時,市府選擇由中央來決定;當盲目擴大SARS戰線,迎合恐慌中的民意時(如強制民眾戴口罩),市府則選擇獨自召開記者會進行媒體秀。

假如市府可以“自己決定擴大防疫戰線的措施,體溫減半度到37.5C、居間隔離多中央四天、強制搭捷運戴口罩等措施,爲什麼取消這些“過度防疫造成恐慌的決定”就需要中央來“一併辦理”?

試問天底下還有哪個施政團隊,可以演出比這個更好的偽善、沒有擔當的“趨吉避凶政治術”。筆者就是無法想像多倫多市長 Mel Lastman會去等加拿大中央政府,來決定要不要解除戴口罩這件小事。不過這個蠢問題根本不會發生,因為多倫多市長 Lastman很努力鼓勵市民不要戴口罩上街或搭車,並以身作則希望市民保持日常生活,多到多倫多市中心去消費。

 台灣在SARS期間時,各種正常社會活動被取消,像下面這種公告---  全運裁判講習會『延至8月1.2.3日』舉辦。 原訂於92年5月24日至26日,『九十二年全國運動會暨國際環台賽裁判職前講習會』,因SARS疫情蔓延,為避免學員處於密閉式空間三天,造成感染機會增加,故講習會被迫延期舉辦,以確保各位的健康,不便之處,尚祈見諒!(自由車協會) 不知道有多少,與其他受SARS影響城市鼓勵正常生活完全不同,說整個社會壟罩在不必要的SARS恐慌,社會被誇大的風險完全擊敗並不誇張。

台灣首例SARS病患的發現始末 

衛生署在3月14日證實,一位2月底從廣東經香港返回台灣的台商及   照顧他的太太接連因非典型肺炎住進台大醫院。

比較不尋常的是,這兩起SARS疑似案例,並非由台大院方主動通報,反而是由病患的一位親屬懷疑這兩位病人可能是遭到香港、越南非典型肺炎疫情波及,而主動與衛生署聯絡。這是極不尋常的情況,一般民眾難得有這麼高的傳染病防治警覺性,甚至比臺大醫院反應更快速。

謎底後來揭曉,這位敲響台灣近年來最大一場傳染病戰役的人,是勤姓台商之兒子,本人後來證實也受到SARS感染,是台灣CDC的一名員工。這個病例經過美國CDC傳染病防治專家與國內多名專家確認為SARS,認為國內3名病例與發生在香港、越南等地區的肺炎可能是相同的!對於這個結果,當時衛生署長涂醒哲表示:「經過專家們的討論,初步確認發生在我國的非典型肺炎病例與世界衛生組織要求通報的標準看來「症狀相似」;過去台灣每年有幾十萬的肺炎病例,「所有的肺炎症狀都很相似」。只是對防疫工作,要「寧可信其有」,因此要求各轄區醫院,提高警戒」。

涂醒哲並呼籲國人,最近盡量不要去中國、香港、越南三地,若到這些地區務必少接觸動物(當時就懷疑SARS可能是由動物感染至人類)或探視病人。返國後如有呼吸道症狀,應趕緊就醫,病人自己及醫師都應主動通報。

涂醒哲在3月17號,台灣僅有3名SARS病例的談話,事實上道出SARS戰役中未來最艱辛的一面。SARS當時病因不明,其臨床症狀又與其他非典型甚至一般肺炎相差有限,這對SARS疫情通報與防治當然是極大的挑戰。如何從眾多每日發生的呼吸道病人中快速發現可疑的SARS病人,卻不被眾多一般呼吸道病人因恐慌而輕易衝進所部署的SARS防疫網,因而複雜化與困難化SARS防疫工作。

其中最重要的關鍵當然是與國際衛生單位密切合作,以最新的SARS流行病學發現為基礎,進行對抗SARS的專業防疫佈局。可惜的是,台灣最後卻發生專業不足的地方衛生首長,將流行病學知識擺一旁,媒體與政治作秀擺中間,在恐慌被激化及處罰醫療人員隱匿SARS疫情等措施下,使SARS通報病例急速暴增,而,不少SARS通報案例的審查與判定也幾乎是看到“肺炎"兩個字就自動升級為SARS可能病例。

 各地醫療衛生單位未盡責地以臨床可資鑑別的SARS特徵,例如肺炎是否急性進展快速(SARS中的A就是Acute 急性的意思)、是否有顯著呼吸窘迫、以傳統治療肺炎如抗生素是否有改善病情等臨床訊息來篩檢掉非SARS的一般肺炎病人…,SARS通報資料不全難以進行病例判定,這讓抗SARS領導與疾病管制工作人員陷入前所未見的困難與挑戰。

 3月17日,台灣在知道SARS已經入侵本地的同時,亞洲各國則持續傳出醫護人員感染SARS的新聞。香港共有47名醫護人員入院治療,比3月15日增加4人;有肺炎病症者高達37人,比原本多了8人。越南衛生官員也在3月15日證實,河內法國醫院附近的另外一家醫院,亦傳出有10為醫療人員感染非典型肺炎,使得當地感染總人數達41人。河內法國醫院的醫生則說,該院一名護士因感染此病死亡。此外,新加坡則再添7例非典型肺炎病例,受感染總人數達16例。

以上這些數字都一再顯示:「醫療院所是SARS的主要戰場」,不需要大張旗鼓進行社區式、激起民眾恐慌的媒體導向式防疫措施,最緊急的是扎實地做好各地醫院感控才是當務之急。

當時台灣CDC局長陳再晉對媒體的說法十分中肯,也符合當時流行病學的發現。他強調:「雖然國人要提高警覺防範這一波不明病因的非典型肺炎感染,但是也無須過度恐慌,因為國內外的資料都顯示,感染者都是與患者有近距離的密切接觸,這次引起各國關注的病例就是因為致病原不明,且重症比例相當高,但是以台灣的醫療技術也不必過度擔憂[15]」。

陳再晉前局長這個說法很平實正確的說明SARS真正的風險,他大概也感受到民眾開始緊張而試著呼籲民眾不需恐慌。他領導下的CDC也正確專業的往前追溯自2月下旬以來,台灣疫情監測系統是否有接獲的流感重症與呼吸道症候群通報案例異常現象,但並發現並無任何異狀。台大醫院倒是嚴陣以待,啟動第三級防護措施。此時防疫體系已經開始動起來,各地醫院的感控措施是否落實,其實是當時台灣是否可以安然渡過SARS挑戰的重要關鍵。

 回顧台灣第一例SARS - 勤姓台商幾乎被媒體呼之欲出之事,事實上是不尊重人權與隱私的錯誤範例。

 在加拿大掀起SARS風暴的香港移民-關姓華裔老婦人與兒子的姓也遭部分媒體公佈,加拿大的人權團體馬上對此加以譴責。常常地,人權與個人基本隱私在防疫與公共安全的大旗下被輕易犧牲,假如細究這些侵犯人權的防疫動作,幾乎都跟防疫無關,只突顯主政者與所謂專家的人文深度與對維護人權尊嚴的堅持,台灣在這方面無疑是需要加強。

 從本土首例勤姓台商SARS案例,透露出什麼樣的SARS流行病學訊息

 研究方法學是有兩個常見的推演謬誤,一個就是試圖“以個案推估群體現象”時所可能發生的原子謬誤(atomic fallacy);及以“群體現象試圖推估個案”的生態謬誤(ecological fallacy)。但在新興傳染病流行病學上,少數最早期病例的發病史卻經常提供快速且有價值的流行訊息供快速的防疫決策參考。

 這裡我們來看看勤姓台商的發病過程與就醫史以了解一些SARS早期的面目。勤姓台商在2月25日發病,2月底從大陸返台,3月8日下午至台大掛急診,10日因出現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而轉入加護病房,從SARS症狀出現到入院隔離治療至少花了2週的時間。

 對傳染病流行病學有概念的人,可以從勤姓台商身上獲得到一些SARS的流行病學知識。勤姓台商住進醫院隔離前有兩週的傳染散播期。這兩週的時間中,從2月25日出現症狀直到3月8日台大急診,3月10日出現ARDS(呼吸窘迫)轉到到加護病房,他看了至少三家醫院,包含與醫師有近距離接觸的耳鼻喉科診所,但除了他的太太與小孩及一位為其插管的台大醫師受到感染外,與他搭乘飛機回台的眾多旅客、去過的所有醫院、及所有2月底到3月8日他所有接觸的人,在街上,大眾運輸工具等,都沒有人因為勤姓台商感染SARS。勤姓台商是到了病情已經很重了,才陸續將SARS傳給兩位家人,之前症狀輕微時並沒有傳染給其他人,一位醫師則是因為勤情姓家人進行風險更高的插管動作時受感染。

台灣首例SARS病例,其流行病學特徵也符合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流行情況,SARS是與出現SARS明顯症狀者密切接觸而感染,什麼防疫工作都不做,讓SARS病人生病自動到醫療院所,每位SARS病人到醫院時約感染兩到三個人[16][17]

這點其實是SARS防治的基調的認知,絕大多數的SARS防疫戰役也應該由此基礎來佈局,即:”醫療院所為頭號戰場,首號防線”。因為最危險的SARS將會“自動地”匯集到醫院來,群聚感染更是SARS的重要特徵之ㄧ。當時台灣CDC正確地按WHO的要求,立刻向WHO通報可能與港、越等地發生「不明病原非典型肺炎」具有關聯性的個案,並將相關檢體送往美國CDC疾病管制局協助鑑定,這些動作都顯示台灣CDC在狀況內,也試圖將台灣納進了WHO領導下全球對WHO監測防治的國際系統中。

幾乎所有風險溝通與風險管理的專家都同意,社會集體恐慌與脫序行為並非社會危機時的“當然副產品”。

北市府媒體導向驚悚式與中央政治較量的抗SARS策略,則激起了巨大的社會恐慌不說,也癱瘓了遠本足以抗SARS的台灣衛生醫療體系。其具體嚴重的失誤,更展現在其市立醫院系統的感控無法面對SARS挑戰,頻頻失守的事實上。 對社會危機的研究發現,民眾對社會危機的恐慌可被專業、自信的政治與專業領導人所緩解(我們可以看到李明亮總指揮及陳水扁總統都嚐試如此做);但更可輕易的被低度專業,取寵、媒體作秀導向的政治人物所培養與激化(邱淑媞局長與馬英九市長成功的做到此點)。可惜的是,在社會危機時,激化民眾恐慌遠比舒緩恐慌容易且討好許多,因為民眾會認為激化恐慌的人好像比較把社會危機當作一回事。 SARS流行時台北市政府對SARS群眾集體恐慌的火上添油作為,明顯抵銷了衛生署與疾管局試圖以專業手段抗疫的企圖與平息社會集體恐慌及恢復社會正常運作的努力。

 民眾看不到微小只有80-160奈米 (nanometer十億分之一公尺)的SARS冠狀病毒,其對SARS的風險認知,完全來自像馬英九這樣指標性政治明星,如演出八點檔連續劇的防SARS示範與誇張錯誤的宣示(馬市長說一個擦身而過的人可能讓你感染上SARS)[18]。台灣對SARS罕見的集體恐慌,甚至影響到醫護人員對SARS的客觀風險評估。就這樣,將SARS,一個可以從流行病學角度與臨床醫學進行科學診治與防治的傳染病,戲劇化與恐慌化成為醫療院所避之唯恐不及,眾多第一線的醫療人員不願意面對學習處置與控制的嚴重國家防疫困境。

台灣當時的防疫困境,在於第一線衛生醫療人員面對這個從未見過的新興傳染病,跳過一段學習診斷面對它的必經過程;跳過學習如何從臨床上將SARS與其他類似的疾病作區別的過程,索性以異常寬鬆的標準將病人往上通報為SARS,反正通報錯沒關係,延誤通報卻可能被罰、被譴責甚至被吊銷執照。SARS被北市府誇張成如超級流感般的可怕,連健康、沒有任何症狀的一般接觸者都被如瘟神般的對待,醫院一傳出有SARS病人生意馬上遭殃,台灣醫療人員似乎完全跳過學習診斷治療SARS的新興傳染病處理必經過程,一有懷疑就往衛生單位報,把病人往外推,台灣SARS的統計數目有段時間增加的驚人,而其中絕大多數根本不是SARS病人,這種通報上的誇張效應造成的後果非常驚人,一來台灣的SARS疫情被嚴重高估,整個防疫體系未能精準的對抗SARS,防疫體系不斷擴大卻未施力再最重要的醫院感控上,反而嚐試在社區中而亂槍打鳥驚嚇民眾。

有段時間疾病管制局累積一大堆所謂SARS待審病例(pending cases),其中雖大多不是SARS,但醫院送上來的病歷資料不足,根本無法判定是否為SARS,這又讓相關傳染病控制工作無法根據這些調查迅速正確的執行,整個防疫體系運作的非常不順暢。

 

誇張社區大眾風險輕忽醫院重大挑戰 

台北市衛生局長邱淑媞表示,種種跡象顯示社區感染的可能性已經出現,最近幾天的通報案例中,許多都是與和平、仁濟、中興醫院有關,也還有許多與這幾個醫院無關,顯示社區感染有可能產生[19]。筆者當時看到這則新聞,真的對邱局長的專業水準感到難過,更讓台灣是被這種人在領導抗SARS感到遺憾。

 幾例與醫院無關的SARS通報案例,就顯示社區感染可能產生?  整場SARS戰役從3月10日到7月15日,台灣通報了3367名SARS通報案例,其中檢測PCR呈現陽性者(檢測到SARS病毒)只有259例[20],不到8%,五月份整個通報病例中病毒檢驗呈現陽性更低至到2%,98%的SARS通報病例都檢驗不到SARS病毒。幾例SARS恐慌被激起下,隨意通報上來的SARS通報案例,連確認都還沒確認就可以讓她說成SARS社區感染可能產生? 有這種水準的衛生局長,台灣整個抗SARS過程當初會成為一齣恐怖片也不足為奇了。

 早在3月21日(2003),WHO的流行病學週刊MMWR的編輯部就表示,基於相關資料(指到過SARS相關地區的國際旅遊人數)及必需的非確切的病例定義(SARS),多數在美國及全球各地符合SARS病例定義將預期是與SARS無關(On the basis of these data and the broad and necessarily nonspecific case definition, cases meeting the criteria for SARS are anticipated worldwide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most of the anticipated cases are expected to be unrelated to the current outbreak.)[21]。連有旅遊史且符合WHO定義的SARS病例,大部分都可能與SARS無關,這是專業人士在三月份就知道的事情。

 想想看,光2000年就有8300百萬(非中國居民)旅客抵達中國旅遊經商,香港也有1300萬旅客,台灣每年從中國、香港、越南、新加坡與加拿大等地回來的人也高達五百萬人上,這些人在SARS流行期間假如發生感冒或肺炎,而有剛好有一半的肺炎本來就是早不到致病因子(無法藉此排除SARS可能),就非常可能符合WHO的SARS定義。「出現肺炎卻找不到原因」不是什麼新鮮事,美國的研究也指出,有一半以上的社區感染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檢驗不出原因[22]。邱局長完全搞不清楚當時台灣醫界通報沒有SARS流行病學暴露(她所謂與醫院無關)的病例的原因與動機;被她延遲通報的恐嚇與恐慌影響、不願照顧SARS病人而輕率通報不是SARS病人,先用這些人把病床佔滿後再不接真的SARS…,

 有這點專業上的認識是十分重要的。

 以美國的例子,每年因肺炎住院的人高達50萬,其中25萬人是找不到病因的[23],基於這些防疫專業與國際旅遊常識了解,及WHO訂出的一個特異性不是很高的監測目的SARS定義,多數零星符合WHO定義的SARS病例其實不是SARS,除非是由已知的SARS病人所散播開來的醫院群聚感染。筆者真希望3月時,在她挑起法定傳染病之爭前及誇張社區感染時,就有人可以提供這份CDC報告給邱淑緹局長。

最明顯、離譜激化社區SARS恐慌例子的是台北市政府發言人吳育昇。在亟需以專業嚴謹態度處理SARS新興傳染病危機時,卻無俚頭地製造像「社區水源受SARS病毒污染」的消息給媒體,報紙頭版頭條的方式出現,造成民眾恐慌不已。台北市政府官員在社會危機時期反覆以政治媒體導向的方式,激化社會集體恐慌的做法,連當時溫文儒雅的台灣抗SARS總指揮李明亮教授也忍不住生氣痛批。

北市啟動校園防煞機制?

北市一有SARS病人就往醫學中心丟?

市府在沒有必要上緊發條的地方如校園、社區,對外表示要啟動一些不甚相甘的系統來所謂防治SARS,對SARS真正的決戰場,甚至幾乎可以說唯一的戰場 一  醫療院所,從各國“早先已發生過”SARS“”更是“”的事實,一路由越南法國醫院、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沙田威爾斯醫院、新加坡陳篤生醫院、加拿大Scarborough Grace 醫院最寶貴也最令人不忍的教訓,衛生局稍有點專業知識就知道應該緊捉醫院感控,而不是成天面對記者與跟民眾喊話;,這是一場專業的新興傳染病戰爭都看不出來,硬把它坳成社會動員與民粹式的媒體與民眾抗SARS驚悚肥皂劇。台灣百分之90%以上的SARS病人都跟醫院有關[24](世界各地也是),換句話說,只要把醫院守好就可以堵住SARS散播。然而台北市立醫院系統,有超過一百張以上的呼吸道隔離病房位,邱淑堤局長卻要轄下市立醫療院所,一遇到疑似感染SArs的病患,就往台大等醫學中心送[25]。事實上,這是導致台大醫院後來急診處SARS感染的主因,因為太多發燒病人被送到台大醫院,絕大多數的病人都是一般發燒,但因為過多病人的被聯想成SARS擠到或轉診到台大急診處,發燒病人擠爆台大急診處,過度的負荷讓院方無法處理,快速分辨出真正的SARS病人並進行隔離,極少數的SARS病人,因為百密一疏,感染其他已經在生病抵抗力弱的病人的事情因此發生。

 還有其他如派X光巡迴車到社區做SARS篩檢,更是只能用荒腔走板來形容了。因為,WHO與國內專家都同意,連SARS病患初期都未必在X光上顯示肺炎跡象,一整個大樓的健康居民毫無症狀卻接受X照射,這實在是SARS防疫的國際笑話,這麼多人就莫名其妙接受有害的x光輻射暴露。衛生局長邱淑緹還像在校閱她的抗SARS私人軍隊,刻意通知媒體下,邱淑緹與她抗SARS禁衛軍 -- 衛生所公衛護士在禮堂上集體戴上口罩。唯一沒有戴上口罩的馬市長坐在那,如總校閱官校閱一批連敵人都搞不清楚在哪的恐慌戰士。

市府衛生局還在沒有任何證據下,就向媒體透露台灣出現第一例疑似空服員感染SARS的新聞,殊不知空服員受SARS感染是SARS是流行病學的重要指標,這代表飛機內感染(in flight transmission),可是該名地方官員卻連飛機是否從香港與中國等疫區來都不知道。這種SARS通報是由中央專家小組統一判定再由衛生署每天的記者會公佈,提供正確資料給媒體與大眾。地方政府在衛生署專家還未判定的情形下,就私下透露給媒體,造成民眾恐慌,這種做秀的防疫心態非常不可取也犯下風險社會的大忌。 筆者在美國的經驗,中央防疫單位的權威性非常重要,防疫團隊的合作更是一等大事。市府當時這些不專業、有意無意挑戰中央以吸引媒體注意的防疫手段,不僅導致的大眾恐慌,也讓台灣被國際人士視為SARS重大疫區,平常承受不必要的社會與經濟損失。

 [1] Premier accused of raising SARS fears poses for pictures in public: Eves defends wearing protective fear while on hospital grounds. canada.com

[2]Most don’t need masks to stave off SARS, by Tom Cohen, Associated Press Fri, Apr. 11, 2003

[3] 豐富之旅 台北市政府防疫考察團返國 他山之石 首長分享港、越、星考察心得  2003/8/8 台北市政府新聞處

[4] 行政院SARS防治及紓困委員會分組檢討報告 (外事組) 外交部 92-8.2

[5] 同68

[6] Taiwan’s extreme measures feed public fear, Sydney Morning Herdle May 23 2003

[7] Masks Become a Taiwan Must-Have, With Bootlegging and Price Gouging  ByDONALD G. McNEILJ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2, 2003, Thursday, Late Edition

[8]馬英九:這場災難,是每個人的事 小馬發聲 SARS風暴/聯合報/A7版//2003-05-01

 [9] How popular perceptions of risk from SARS are fermenting discrimination BMJ 2003; 326:939(26 April)

[10] SARS Epidemiology to date 11 April, 2003 Communicable Disease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WHO http://www.who.int/csr/sars/epi2003_04_11/en/

[11] Case Definition for Surveillance of SARS, WHO. http://www.who.int/csr/sars/casedefinition/en/

[12]  肺炎襲港.家居隔離防擴散靠自律 文匯報 (2003-04-11)

 [13]台北市政府新聞稿 發稿單位:新聞處第四科 發稿日期:九十二年五月四日

[14]捷運族何時取消戴口罩規定必須配合中央一併辦理台北市政府新聞稿 九十二年六月二日

[15] 台灣第三例 宜蘭現蹤 自由時報 2003 03 16

[16] 同23

[17] 同24

[18]同77

[19] 北縣市中正、萬華、板橋、三重嚴防社區感染 自由時報 2003 5月 3日

[20]台灣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防疫專刊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出版 2003

[21] Outbreak of Sever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World Wide, 2003, March 21,2003/52(11); 226-228 

[22] Martson BJ, Plouffe JF, File TM, et al. Incidence of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requiring hospitalization: results of a population-based active surveillance study in Ohio. Arch Intern Med 1997;157:1709--18.

[23]Marrie TJ, Durant H, Yates L.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requiring hospitalization: 5-year prospective study. Rev Infect Dis 1989;11:586--98.

[24] 同67

[25] 北市府某一衛生主管與筆者談話時不經意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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