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性人物：Miep Gies
關鍵人物不必然是叱吒風雲的人，反倒常常是有偉大氣質的平凡人物。所謂平凡，指的是人之常情與普遍性；偉大氣質是經歷特殊過程所散發出來的人格與胸懷。
大家都知道安‧法蘭克與她的日記，不過不一定知道蜜普‧吉斯。當法蘭克一家人與其他四人躲藏在奧圖‧法蘭克(Otto Frank)公司樓上隱藏的四個房間時，就是Miep Gies帶給他們食物、書、消息。上班日每天早上她到隱藏樓層拿購菜清單，下午就把所採買的送上去，並稍做停留與他們話家常。理解到處在密閉空間的焦慮、恐懼與苦悶，她只對他們報喜不報憂，只讓他們看到她喜悅的臉。如此日復一日，持續25個月(1942-1944)，直到他們遭密報被捕。
在她的書Anne Frank Remembered前言，Miep第一句話是：I’m not a hero。並謙遜毫不虛矯說，在成千上萬個幫忙藏匿猶太人的荷蘭人裡她列名最後，她只是甘心全力以赴做她幫得上忙的事。
寫書也不是為了凸顯自己（就像陳樹菊女士出書也不是為了膨脹自我），而是在眾人敦促下，為見證這段歷史而寫，同時希望全世界與她同是平凡的眾生不要再看到這樣慘絕人寰的歷史重演。
她是如何與法蘭克一家人熟識的？1933年她應徵Otto Frank開設的果膠公司的臨時工作，因表現優異不久就晉升為秘書。所有員工都愛戴Otto Frank，不過1941那年當Otto準備躲藏時，他求助的對象是Miep，問她：「在我們藏匿期間，妳願意扛起照顧我們的責任嗎？」Miep回答：Of course。
Miep是奧地利人，1909年出生於維也納，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戰後的極度貧窮與匱乏，嚴重營養不良，於是她的父母讓她與其他受飢挨餓的兒童在救助機構的安排下，一同坐火車到阿姆斯特丹，接受寄養家庭的照料。頸上掛著名牌，她在火車站安靜坐著等待。一位看來結實的中年男子走過來，端詳她的名牌，然後堅定地說了一聲Ja，就用他的大手牽起Miep的小手，不多話，就是直接的溫暖。
寄養家庭所有大小成員都歡迎她，對她善意又細心，而她在學校裡，同學皆主動給予協助，所有這些對她的人格產生正面的影響。她說，當時孤苦無依的她，最需要的是仁心善意。
或許是這樣的經驗讓她有深厚的同理心與具現此同理心的行動力。她不僅幫助躲藏的8人，還窮其所能幫助其他猶太人，不過仍然痛心無法幫助所有她看到、遇到受難的人。在此期間，她同時代理法蘭克先生的職務，讓公司得以持續營運。
Miep的先生Jan Gies也是一位具有偉大氣質的平凡人。他在政府部門工作，擔任社工，並加入反抗軍，以他的工作做掩護，拯救了許多人，在幾次的行動裡曾險些喪命。他們的共通氣質是，不居功、不自我、不多話，就是做事、助人、救人，也不好奇不該好奇的事。兩人對彼此的感情堅定，至死不渝。不過他對參與地下反抗軍的工作內容保密之極致，就連在過世前都未全部透露給Miep與Miep在40歲才生下的兒子Paul知道。
Miep的勇氣與擔當也表現在便衣警察拿著手槍前來捉人的時刻，那天是1944年8月4日。當時她既未驚慌失措也未趁機逃跑。在這樣全然絕望的時刻，她機智地創造一線生機。就在她認出指揮的警察說著帶有獨特維也納腔的德語時，她直視他的眼睛，用德語說，「你是維也納人，我也來自維也納。」這話一出，那個警察像是被射中般無法動彈，不久才回過神對她猛烈咆哮，但Miep依舊站得直挺挺，不對這些咆哮做任何反應。結果那個警察竟不知所措地在房間踱起步來，然後突然停住，探詢般地問Miep：「我該拿妳怎麼辦？」
就在這個時刻，Miep開始感到漸漸控制局面，那人也稍微安靜下來，臉也變得比較有人性，當他再次打量Miep後，對她說，「基於個人的同情，我的同情，妳可以留下來。不過妳若逃跑，我們就捉妳先生。」他命令Miep坐在辦公室不要動。不久，Miep聽到她的朋友們從木樓梯走下來的腳步聲。他們全被帶走。
趁著他們留下來的東西尚未被充公前，Miep快速搶救Anne Frank的日記與散了一地的手稿，整理好，完全不看，收進她辦公桌的抽屜。
Miep在2009年過世，享年100歲。
中譯《安妮日記》我是在國一時看的。那時由於班級過多，教室不夠，我們最後一班就在圖書室隔出來的空間上課。這讓我有些興奮，因為下課就可翻閱讀者文摘或找書借閱，我借的第一本書就是《安妮日記》。
Anne與姊姊Margot被送到Bergen-Belson集中營，兩人在1945年的春天相繼死於當時肆虐該集中營的傷寒。這個集中營在2007年成為紀念館區，我在2009年夏天與布來梅歌德學院的一群同學前去參觀憑弔。這是學校的課外活動之一，自由參加。我們A1初級德語老師Trudi鼓勵大家前往，她不躲避德國曾犯下的滔天罪行。
紀念館區有史料中心、永久陳列館、沈默之屋，與一大片佔地廣大的墓地。怎麼說我在館區的感覺？照片中的屍骨Anne會不會是其中之一？可是在我腦中她一直是活生生的啊！她的話語是那樣對人、對事、對生命的好奇與探問！而那一大片的墓地，每一處都曾躺著屍骨，真的讓人很沈重，但我走很遠。
知恥有良心的德國人也努力著避免這樣泯滅人性的屠殺再度發生。前不久看到一則新聞，報導一位住在柏林的退休女士，Irmela Schramm，25年來總是手拿噴漆、刮刀、塑膠袋，噴掉新納粹牆上、電線桿上的塗鴉、納粹的十字記號，刮掉他們的便利貼，把刮下來的垃圾放進塑膠袋。她這樣做是緣於25年前在一次搭公車時看到新納粹的宣傳便利貼，她覺得很噁心，但未採取行動將它撕掉。回家後整天想著為何沒去撕它，10小時後帶著一大串鑰匙出門，跑去把它刮掉。她說，「你若不做，誰做？不採取行動，就無所得…這些人應該要知道他們在寫什麼。」(The Hate Destroyer: Retired Woman Defaces Neo-Nazi Graffiti)
深具文學厚度、血淚也難以形容的集中營回憶錄《夜》（Night）的作者Elie Wiesel，在英譯本的前言說，「遺忘是危險的，更是冒犯，遺忘死者，猶如二度殘殺他們。」記憶屠殺是身體屠殺外的再一次毀滅文明特質的精神屠殺：澈底遺忘。關鍵性人物像Miep Gies或Elie Wiesel就是歷經危難後拿起筆來，讓人類的黑暗時刻淘煉出精神意涵，也像Irmela Schramm女士，以公民行動盡其在我地維護與潔淨文明的基本理性。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