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美琇

 

「我是政治犯，不是貪污犯。」一月八日，前交通部長郭瑤琪入獄前嚴正控訴司法迫害。她說：「我八年牢獄結束後，願台灣的子孫不再承擔這樣的苦痛。」

 

 

郭瑤琪在聲明中說：「我入獄後，社會大眾一定會淡忘這個案子，我也沒有任何奢求大家必須記得這個案子。然而郭瑤琪的案子可以忘記，但是我必須懇求大家不能忘記台灣司法制度的改革。因為我絕對不是第一個冤案；未來只要持續這樣的司法制度，一定會有比我更冤屈的案子發生！」

 

粗糙辦案草菅人命

 

或許有人仍不太相信郭瑤琪案是否真是冤案？讓我們一起重新檢視這個案子，也許我們才能更看清楚究竟司法已經爛到什麼程度，以及社會還要忍受這種司法到幾時。

 

一、恐嚇審問取供：開羈押庭時檢察官對郭瑤琪說：「我到過你家，看到你父母年紀都很大了，你一定要承認有收賄，如果你承認了，我就放你回去；如果你不承認，我就當庭把你收押。你今天就回不去看你的父母了。」在審問同時，檢調單位對媒體放話：「郭瑤琪已經承認收賄。」用媒體全面抹黑且未審先判。

 

往人性弱點逼供，取「口供」論罪，而不是以「證據」論罪，這是台灣檢調辦案的「標準手法」。這種恐嚇取供的手法，在扁「二次金改案」開庭時元大證券前董事杜麗萍也曾公開指出，檢察官越方如恐嚇她不能說給扁的兩億元是政治獻金，要她咬扁涉案，否則就羈押她。檢調「恐嚇取供」的惡習，讓我們合理懷疑：他們在審問郭案的證人時，難道不會如法炮製要證人配合提供偽證並以此將郭瑤琪定罪？

 

二、「口供筆錄」可以「修到滿意為止」：郭瑤琪的律師申請原始審問證人的光碟始終遭到拒絕，直到一年後才拿到，比對原始審問光碟和後來的起訴筆錄才赫然發現證人的證詞「經過更改變造」。從原來的茶葉罐是「圓形鐵罐兩個」、「塑膠袋包著」、「大概是藍色、綠色之類」等，經郭瑤琪主動提供茶葉罐後（郭自認坦蕩蕩而主動交給檢察官），檢察官在後來審問證人李宗賢時，就以此茶葉罐誘導證人更改說詞為：「應該是一個茶葉罐」、「絲質的袋子」、「紅色」、「厚紙罐包裝」等。

 

這種「口供筆錄修改到滿意為止」的辦案手法同樣出現在吳明敏案。他的案子也是調出調查員的原始審問光碟後，發現與後來起訴的筆錄出入很大，明顯經過更改變造。吳明敏即時提出「新證據」後才獲判無罪。然而，郭案中的更一審、更二審法官和最高院法官卻對此證據「視而不見」。修改變造的筆錄，最後成為將郭瑤琪定罪的「證據」。

 

三、只需「推想」即認定有罪，不需要「證據」：本案的更一、更二審和最高院法官「一致推想」認定郭有收賄，唯一證據是證人的「口供」和竊聽的「對話」。即廠商李清波打電話給兒子李宗賢要其代為墊錢送兩萬美元給郭，並放在茶葉罐裡；後來又打電話問郭有無收到茶葉？郭回說：有收到，謝謝。

 

郭堅稱：「只收到茶葉，罐內沒有裝錢。」檢察官查遍所有郭和親友的帳戶都沒有發現可疑的金錢異動，在她家翻箱倒櫃搜到的美金（郭說是國外旅行所剩的零錢）也都是號碼不連貫的零鈔。如此沒有證據力的「證據」，如何佐證「郭有收賄」？最後法官仍以「推想」認定郭收賄而判以重刑。

 

司法成為民主殺手

 

我們查看美國刑案法官的判決書，沒有形容詞等曖昧用語，只有平實的敘述並以「諸多證據」佐證說明；可是台灣的法官判決書和檢察官的起訴書，從頭到尾充斥著形容詞和臆測、推想用語，簡直是在寫一部可能「合情合理」卻「缺乏證據」的「推理小說」。這種草菅人命的司法制度，依然存在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請大家把這幾位檢察官、法官的名字記下來，做為日後追訴烏龍審判的紀錄。郭案檢察官：莊俊仁；更一審法官：周盈文、詹駿鴻、林海祥；更二審法官：陳明富、賴邦元、陳明珠；最高院法官：謝俊雄、魏新和、吳信銘、蔡國卿、徐文亮。其中最高院的五位法官曾是判決兒童遭性侵無罪的恐龍法官，同時也是判決扁龍潭案有罪的同庭法官。日後這些人是否會因「政治審判」有功而逐步升官？我們等著看。

 

既然法官可以用「推想」定罪，我們也可以合理「推想」：在如此野蠻粗暴的司法制度下，台灣監獄中的冤案不知有多少？如果，我們縱容這種司法繼續下去，司法永遠不會是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恐怕只會是人民最大的威脅和民主最可怕的殺手吧。

 

為了司法的重生，請把「這種司法」埋葬掉！否則，你我的自由和人權肯定會被「這種司法」徹底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