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LIN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日前跟朋友餐敘，聊到一個事情。想想還是把這個陳年老事給記錄下來。因為這兩件都跟扁案或多或少有關；也都發生在2002年6月阿扁出訪時，後門沒關好有關。 1. 余政憲帶微風老董廖偉志去官邸： 當時大老闆出訪，老闆娘一個人在官邸。因為內政部剛開完記者會，6月某一天下午約6點，正好碰到部長余政憲下樓；怎麼公務車沒來，一個人在等車。就順便跟他隨便打屁。過了快5分鐘，才看到一輛賓士500開過來。一個人從前座跑出來，原來是那時很紅、剛開幕沒多久的微風老董廖偉志。旁邊也跑出一個人，當時不認識，2005年後才被挖出來，原來是捲入高捷案的陳敏賢。只看到廖偉志一面跟余政憲聊天，三個人一面把後座的十幾包禮物搬到後車廂。從廖問說，「等一下怎麼進去？」余答說「已經跟警衛說好了」。我判斷，一定是趁老闆不在家，跑去找老闆娘。且廖偉志、陳敏賢兩人顯然之前一定沒去過官邸。 後來，這張照片有被壹週刊拍到。四個人裡，有個傻瓜背著電腦包的就是阿北。 2. 呂副帶大家去搭空軍一號： 也是大老闆不在家。呂副要趁機討好大老闆與小記者，帶著大家一起搭空軍一號到南科與高雄視察。一上空軍一號，半個小時不到就到台南機場。比起一般民航機要空管，快上許多。下了機場，坐上遊覽車，一旁的又是當時當紅的廣達老闆林百里。其實是一整天都跟他坐在一起。 林百里的仕女圖我是不懂，他有幾P，阿北也聊不上來。但當時廣達是全世界NB最大廠。政院討論要不要讓NB到中國設廠。上車當然就趁機問他這個。大老闆跟小記者說，其實他也不一定要去。但廣達訂單太多，要擴充生產線，要有土地，但竹科土地不足，如果沒土地，他們只好去中國。大老闆說，對廣達講，兩岸薪資差異不是問題，問題在有沒有土地設廠。然後，他就一一講起廣達找土地的辛酸，而宏碁的土地太貴等等等...，其中當然也有講起大老闆跟蓮花座的關係等等。 大老闆跟小記者吐辛酸，一講好幾個小時。當然後來並沒發這個稿子。 幾個月後，政院敲定要買辜成允的土地，且也不開放NB到中國設廠等等。 當然，一個既定的政策隨後執行有沒有人上下其手是一回事，但當時政院的政策的確是要幫廣達找土地，宏碁土地也太貴，不適合買。買了，恐怕又是另一個扁案。 意外的行程，總是有意外的收穫。過了好幾年，看到檢方的起訴書，想起幾年前聽林百里說過的話，覺得很荒謬。 好了，過幾天要去看哈比人的意外行程二了。

好罷，先表明這是「抱怨文」，過年期間不想看了受氣，趕快離開。     最近收到簡訊，你的機車駕照、行照過期了。請到監理所更換。     趁著今天輪休，補洗幾張1吋照片，中午前殺到監理所換照。     一進一樓大門，看到換駕照地方，按例，先抽號碼牌。嗯，要等個10來號。好罷，反正現在是行動上網時代，拿起手機當低頭族，也不會等的不耐煩。     十分鐘不到，輪到我了。啥，櫃臺小姐說，這裡僅換駕照、不換行照。行照現在不換了。（OS：不換，用簡訊通知我幹嘛？回家上網一查，喔！「便民」咧，今年元旦起，不換汽機車行照。）     櫃臺小姐好心提醒：你的住址有變，要去查一下，行照上的住址是不是跟戶籍住址一樣？不然會收不到燃料稅、牌照稅通知單。行照住址更替要到二樓辦。     咦，上次換戶籍時，不是有填寫戶籍住址與汽機車駕照、行照一致化單子嗎？     我就問，你這裡不能幫我查一下嗎？   小姐兩手一攤說，你要到隔壁服務台查。我這裡只能查駕照。   沒耐性的我，心裡開始滴咕了。     到了服務台。替代役男拿起你的汽機車行照輸入說，你的住址是xxxxx，跟你的現址yyyy不一樣。叫你填了二張申請單（汽機車各一）說，要到隔壁查詢有無交通罰款、汽燃料稅有無繳清？     好了，換第三個櫃臺。這時好幾個開始排隊。過了快十分鐘，輪到了。滴滴答答鍵盤輸入後，抬頭告訴你，你沒有欠款。拿起章蓋了下去：到二樓換行照！   我的臉開始臭起來說，你這裡不能換嗎？ 不能，二樓。 那這裡主要幹什麼？ 查你有無積欠罰款、汽燃料、牌照稅。 那如果我一開始沒來這裡查積欠款，直接上二樓換照，不行嗎？會不給我換嗎？ 小姐臉也臭起來說：如果有欠款，不會給你換！ 我沒欠款，也得先來這裡給你蓋著章嗎？ 小姐臉更臭，眼睛瞪大大的….     好罷，上二樓去。   又要抽號碼牌，又等了十來個，又過了十來分。   滴滴答答，鍵盤聲，2、3分鐘過去。兩張行照的住址都更正好了。   小姐，先前我變更住址時，不是有填寫戶籍、汽機車通訊住址同一的表格。怎麼行照、駕照上住址會跟戶籍不一樣？ 小姐看我一眼，不打算回答。 好，再問一次。小姐…… 如果戶政事務所沒把資料送來，我們這裡不會變更。變更，那是他們後端的事情，我不知道。 那剛剛為什麼一定要我到一樓去查汽燃料稅、交通罰款有沒有繳，不能到你這裡直接辦裡？你這裡不能直接查嗎？如果你這裡不能查，怎麼知道我有欠款？ 我這裡只能看到你沒繳的紀錄，看不到欠多少錢。（只看到她有點防禦心，身體往前傾擋掉螢幕，怕我頭斜過去看螢幕的資料） 你跟樓下應該是同個監理所單位罷，怎麼她看得到欠稅多少錢，你的電腦只看得到欠款，看不到多少錢？ 不同單位，他們是燃料科，我是行照科。 那不都是同個監理所？然後低頭看到這一張：牌照稅、燃料稅請到幾號櫃臺、交通罰款請到幾號櫃臺。接著問，不能把這幾個櫃臺給整合成同一個嗎？ 交通罰款是裁決所的，跟我們監理所不一樣。他們是來這裡設櫃的。（開始有，死老百姓，給你方便，你當隨便的口氣了） 那你們為什麼不能整合成一個櫃臺，統一辦理。 如果我這裡要繳款，還要印稅單，我這裡哪有空間放印表機？（口氣開始加快，一口氣念下來，看我跟不上，就吵不下去了） 小姐，我該不是第一個跟你反映這件事情的人罷？你都不想跟上面建議嗎？ 只看到又一個眼睛瞪大大的（：當老娘第一次碰到你這種刁民嗎？）     下樓時，順手把大廳的這張各樓層索引圖拍下來。   想想，共花了45分鐘辦理，換機車駕照、變更行駕照住址，碰到3位小姐、1位替代役男。   我猜，再一段時間，替代役男會退伍。但再十年，那3位小姐往後坐、升上主管、科長了。這個行政流程簡化成單一窗口的可能性大概也是近乎零。     這是幾乎僵屍化的官僚體系。二樓小姐跟我說的，她看得到欠款，但看不到欠款數字多少，可能真的沒錯。     要改，可能還得照政府採購法編列預算，上網招標請外面公司來改。不過，你還得先填需求表，外面公司才記得會幫你改這些。但會去沒事找事做嗎？人家是行照科，沒事去管燃料科的業務幹什麼？你還以為你會升上交通部長啊？     不要跟我說，我們政府沒有冗員。今天上午就看到很多冗員了。他們有的忙得很，不一定都在看報紙、喝茶。但無效能的行政措施與流程，消耗多少社會資源？     幾年前，台灣健保、勞保常出現高薪低報情形。奇怪，各公司行號不是都把員工的薪資資料報到國稅局去，怎麼還會出現高薪低報呢？原來是這是三個不同的電腦系統，而且搞了十多年後，國稅局的資料才跟健保局的保險資料給勾緝起來。但勞工的勞保資料則還沒勾緝起來。所以，現在健保保費不太會有高薪低報現象，但勞保這個問題還是很嚴重。     你應該跟我一樣想不懂，才二套電腦程式，怎麼要花十幾年才整合起來？而且，可以搞定健保，怎麼不連勞保一起搞定？     現在，健保又搞起1.5代補充保費。奇怪，現行的所得稅制，不就是家戶總所得嗎？就在所得稅基礎上課徵健保費即可，幹嘛重新搞個按源稽徵、可以拆單的補充保費呢？     可以想像，這早晚會變成歷史共業。一堆人漏稅，然後，政府與民間又聘僱一堆人來幹這無聊、重複的稽核、補稅工作。     補充保費一年多徵收1百億元，但這個政府可能得多請1千人來幹這些事情。麻煩的是，除了多請今天上午碰到的這3位櫃臺小姐、與未來可能多增加的1千個健保局成員外，他們退休後，我們還得用18趴，養他們一生一世咧。

 淑玫走了。走的安詳、寧靜。三天前，琦凰來信告知，淑玫快走了。實在很難接受，尤其是長鎮與淑玫是那麼一對充滿理想、堅持的couple，老天爺怎麼老是這樣捉弄人呢？長鎮又怎麼那麼「ㄍ一ㄥ」，把苦難、悲痛藏在自己心裡，不讓老朋友知道呢？ 2004年守護台灣活動時，長鎮負責看守故鄉苗栗那一段。看到淑玫時，她很開心的對我說，朝億，你知道「客兄」的相對詞罷？就是「福佬婆」。原來帶有歧視意涵的語彙，在他們這對進步的夫婦成為有趣的親密用語。   記得去過長鎮的苗栗老家。當時改成可以嘗試手工製紙的文史工作室，希望幫客家文化保持多盡一分力。長鎮長年在民進黨族群/客家事務部工作，不過，一開始注意到長鎮對於族群議題的用心，其實是90年代後期，他對於原住民土地運動的堅持。當時，他在綠黨主持一個原住民土地法、財產規範的讀書會。旁聽幾次後，覺得他真是一個結合智識、理念、運動於一身的秀異份子。   同時間，也結識了在綠黨幫忙的淑玫。96年高怪找淑玫到她故鄉三重參選國代。短短二個星期多，淑玫拿下了一萬三千多票。除了當時借牌的高孟定外，淑玫創下了綠黨成立以來得票最高的紀錄。   隨後，淑玫要到Cornell讀書，長鎮也要跟著去伴讀。除了介紹怡忠接機外，很高興長鎮能陪著淑玫去。一來，人生總是要有個leisure，到Ithaca這個風光明媚的地方走走，留下一些永恆的紀念。二來、Ithaca旁的Onondaga是美國第一個原住民國度與研究重鎮。對於長鎮這位關心族群議題的老友，必然可以提供不同的視野與觀點。   最近，吳乃德老師批評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時寫過一篇文章。我最喜歡的部分是乃德在談參選對於年輕政治人物的磨練等等。看到這段，我心中常常浮起的兩個人，一個是長年從事社區運動的歐巴馬，另一個就是90年代就在苗栗故鄉經營的楊長鎮。   要在苗栗這個地區當選，對於長鎮而言，是多麼難。但認識他以來，他從來都沒有放棄過，不管是以文史工作方式，或社區經營，或去年大埔農地事件，長鎮總是抱持著一副回故鄉經營的決心。因為對他來說，光是搞好中央的政治，地方政治的根如果還是爛掉的話，民主深化是不可能的。   我不知道，這麼素樸的思維，是因為他們兩人信奉綠色政治的草根民主，還是這本來就是一個民主政治非常簡單的道理，還是說他們兩人本來就是素樸的人種。淑玫，妳走得這麼快，讓我們來不及多分享妳的美麗與才華。也讓我這個以從事記載人事物的文字工作者，常常懊惱不已。周遭有這麼漂亮的人時，怎麼來不及把你們值得留念的那一面給記錄下來呢？

2011年 06月15日 是的，我當過跟蹤蔡英文的狗仔。那是2000年9月底的下午，無意間得知民進黨團幹部被通知到某個地點集合，且不要被外界知道。不久，就看到他們低調地坐進了一輛停在立法院中興大樓前廂型車。等到了那時還叫做來來飯店的17樓後，不久，我看到陸委會主委蔡英文頭低低地走進去跟他們密會。   會面後，電話打一輪得知，原來蔡主委是跟他們報告前幾天她與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會談內容。隔天報紙刊出，《中國時報》、《聯合報》同業馬上跟進，蔡英文跟在野黨立委報告的內容也一五一十地刊在報紙上。回顧當時社會氛圍，朝野領袖紛紛晉見李光耀，出來後不發一語，不對國人說明，一副台灣又回到了密室政治的時代。   我必須坦承，一開始跟蹤民進黨立委與蔡英文時，純出於新聞記者的好奇心與第六感，沒有什麼「正當理由」。比照2008年《蘋果日報》記者跟蹤受訪者被台北市警察局中山分局處罰為例，我是得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二款規定，無正當理由跟蹤他人，經勸阻不聽，被罰3千元的。幸好大法官會議已經受理《蘋果日報》記者提出的釋憲申請，並打算在6月16日召開憲法法庭進行言詞辯論。除了將討論新聞自由與隱私權的關係外，也讓我們得以審視這個違警罰法被宣告違憲後，拼拼湊湊修改而來的《社維法》的現時性與妥當性。   新聞採訪就是這麼一回事。像個偏執狂一樣，隨時隨地懷疑新聞對象有什麼不軌之事，或又對你隱瞞了哪些事情。但這樣的假設，十個有九個摃龜。既然摃龜了，對於多數人而言，當然就難以構成所謂的「正當理由」。但沒有所謂的正當理由，並不就代表沒有公共利益。因為，這個公共利益其實很大一部分是植基於替公共人物卸妝，或是凸顯他們言行不一的本質。   多只刊強者聲音   這些年從事新聞工作下來，我們必須坦言，由於媒體產業需要龐大的資本投入，以及社會本來就存在著不平等的現象，說媒體是為民喉舌，是言過其實。即便再怎麼高舉公眾對媒體的親近權，多數版面刊登著只是強者的聲音而已。尤其是為了取得這些強者的信任與信息，搶到獨家，多數的記者其實不太願意跟自己的消息來源對抗。久而久之下，「公眾人物的利益」就會被當作是「公共利益」了。 其實，「公眾人物的利益」有時候是跟「公共的利益」衝突的，甚至是可能反民主的。要打破這種「公眾人物的利益」的結構，除了媒體人必須自我反思外，也必須磨練出不同方式取得訊息的技巧。這其中除了類似歐美的《資訊自由法》透過司法訴訟逼迫官方揭露隱匿資料外，跟監新聞當事者也是不該被排除的方法之一。   法令竟成保護傘   不幸地，我們卻驚覺原來用來保護夜歸婦女不被宵小跟蹤的《社維法》第89條第二款，居然也被拿來箝制記者的採訪權利。一條保護弱勢的法令居然被拿來當強勢者的保護傘，不禁令人膽寒。我們承認，任何文明社會總是該有個機制防止受到他人無謂的騷擾。以較文明的《家暴法》為例，要禁止有施暴紀錄的人接近被害者的保護令，都還需經法院審理，但《社維法》卻任意授權警察機關只要接獲當事者檢舉，告稱「勸阻不聽」後即可裁罰，未免授予警察太大的權力吧？   筆者作為新聞工作者當然會比較站在主張新聞自由的立場上講話。因此，如果有人批評記者總是把自己採訪權益無限上綱，忽略了受採訪者的個人隱私；對此，我們願意虛心接受。只是作為關心台灣自由民主發展的一位公民，我們希望在平衡這種新聞自由與隱私權爭議中，是否應該有更文明、更進步的方式呢？也就是，一、除非牽涉到保障兒少、身障者等弱勢者權益外，關於《社維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制止令，都應經由法院審理；二、除非跟蹤者再度違反法院制止令，否則要處罰跟蹤者時，法院也應科以原告必須提出確有因跟蹤行為而導致身體或精神上損害之舉證責任才對。  

 我們的同業黃哲斌以無法忍受「業配」（或「置入性行銷」）為由，發表「乘著噴射機，我離開《中國時報》」一文後，離開了工作16年的《中國時報》。為了支持這位中年失業老公的壯志，他的太太把放在銀行的定存解約拿來充當臨時家計之用。 短短幾天，黃哲斌的部落格點閱數衝上十餘萬。不少人留言加油、打氣。無可諱言，當然也看得到少數幾篇酸酸的留言。這個不令人意外，畢竟在民主社會裡，記者的社會評價大概只能跟政客們相提並論吧？而且難免有種聲音：就是你們把台灣搞得這麼糟的，你們自己不先自清，憑什麼要別人挺你們呢？ 沒錯，作為媒體從業者之一，不管你處的位置是報老闆、或只是一個小記者，都只能默默接受這個「共業」（或責難）。但是如果我們社會對於所有看不下去的事情都抱持著「那是你家的事」時，那麼就只會剩下「無力感」與「憤世嫉俗」這兩個兄弟與我們為伍了。 在野約束制衡執政 馬蕭當選總統後，回了台灣記協與媒改團體一個親筆函：「承諾政府不得進行政治目的的置入性行銷」。二年過去了，他的政府擺明了不打算履行承諾，約束自己團隊不得為惡，反而掰出了立法規範民間媒體的理由。還好台灣還有民主機制可以治得了這種流氓行徑。我們可以先要求最大的在野黨民進黨後，再逼著國民黨不得不跟進。 也許民進黨會覺得無辜，為什麼國民黨做惡，他們要先被打屁股呢？理由很簡單：首先，置入性行銷是民進黨政府在2003年先提出的，如果民進黨想要再度執政，那麼先針對當年他們做的惡道歉吧；其次、不管是現在民進黨的執政縣市首長或這次五都選舉的部分市長候選人，還是有人偷偷摸摸地在媒體裡搞這種把戲。 換句話說，如果民進黨願意承認當年提出置入性行銷是個不對的政策，願意承諾選舉時及執政後都不會搞置入性行銷，以及會以黨紀約束所屬地方首長不得用人民的錢洗人民的腦時，那麼壓力自然就會轉到國民黨身上了。 （後記：本文登於2010年12月17日的蘋果日報，原標題為「至少民進黨可以先對自己開第一槍」）

 1994年TVBS開播，尤其是「2100全民開講」帶動了台灣有線電視台政論節目風潮。一開始，這個節目雖然著重於對執政黨的批評，但也兼顧新聞與受邀來賓的平衡性，成為隨後相關節目的模仿範例。但是十幾年過去了，除了公視的「有話好說」還維持應有的新聞專業外，可以說幾乎每個帶狀政論性節目都已經成為政黨的啦啦隊。說是政論節目，不如講已經成為了「政治綜藝性節目」，接通告的來賓比的不是他們對於政治評論的見解與分析，反而是如何刻薄言論，帶動觀眾情緒，拉高收視率。   要說明這個轉變，還是得回到領頭羊TVBS「2100全民開講」（以下簡稱「2100」）在2005年的轉變。或許是因為當年TVBS的資本結構改變，從港台合資變成單獨港資，面臨了違反有線電視法規問題；或許是節目主持人個人的政治偏好；在高雄捷運外勞因受到不當待遇爆發衝突後，「2100」花了將近半年時間集中批判高捷弊端。這也是國內第一個政論節目首次放棄其他可能跟公眾相關的政治議題，從單一議題進行評論或批判的濫觴。   不過，要瞭解TVBS為何會這樣轉變，有其困難。認真來說，媒體的公信力除了除了公正報導他人外，主要還是要建立在「我們也會報導對自己不利的事情」上。也就是說，媒體間的相互監督、媒體內部的透明化機制與自我批判更正，才是媒體真正的防腐劑。但是，就這點而言，國內媒體是不及格的。他們不僅不會報導不利於自家老闆的新聞，對於某些同業間的共同利益，例如媒體內部的勞資衝突，多半也都站在守護老闆利益的一方，忽略不報。   也因此，媒體高層裡的黑盒子，有時候比起政府決策高層還難滲透，更何況同業之間都是靠探新聞過活的，因此更知道如何防堵別人挖新聞，如何應付外界的追問，這也讓有心者要去還原媒體內部事件時，多了許多難度。幸好，2006年所發生的李慧芬「國務機要費發票事件」，讓外界有了切入的空間，得以看得到媒體人如何虛構新聞消息。而由於整個事件爭議太大，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所發行的第54期「目擊者雜誌」也花了相當多的功夫還原當時的新聞脈絡。   國務機要費發票案的濫觴   2006年6月6日，立委邱毅首次在TVBS「2100全民開講」指控，「SOGO禮券貴夫人案」裡，總統夫人吳淑珍透過貴夫人李碧君收集發票，核銷國務機要費。而爆料的「深喉嚨」在新聞剛發生的那幾天內，還被新聞操弄成是一位「層級非常非常高」、具相當高「隱身技巧」的人士。   到了6月8日，李濤還跟邱毅在節目還有一段精彩的對話。李濤問邱毅，「你已經（把貴婦人資料）完全交給調查局？」「調查局在過去沒有這份資料？」邱毅說「對」。整個對話呈現的過程，讓觀眾覺得李濤只是一個主持人、訪問者，一切消息都是邱毅所提供的？   但是隨後，6月11日，自由時報踢爆，爆料者是李濤的一名親戚，只因為李濤是主持人，加上為避免親戚因此曝光，因此委由邱毅爆料。雖然，自由時報報導隨後在枝節上有些出入，但是整個結構基本正確，也就是這是一個經過巧妙安排的爆料大戲。而爆料者也被查出來是「貴夫人」李碧君的堂妹、「台灣紅」負責人李慧芬。同時，李碧君、李慧芬這對堂姊妹間也存在著一些外人難以論斷的財務糾紛。而李濤也隱瞞了他與李慧芬、李碧君關係，並將李慧芬訊息轉給邱毅後在自己節目爆料。   蘇拾瑩出面踢爆李濤   踢爆這個「內銷轉外銷」的人，就是與李慧芬相當熟、也曾擔任記者的作家蘇拾瑩。當時，為了查證整個訊息流動的環節，「目擊者雜誌」當時也訪問了蘇拾瑩。她說，第一次與李慧芬見面是2006年的1月11日，由宗才怡介紹的。兩人這半年來見面將近十次。李慧芬除了跟蘇拾瑩抱怨與夫家關係不好，要打離婚官司，金錢上有壓力，想要自殺等等，第一次見面就提到她的堂姐李碧君當總統夫人吳淑珍的白手套。   對於她姊姊李碧君當扁嫂白手套一事，蘇拾瑩表示，李慧芬常常跟別人講，她就聽過好幾次了，但是以前都沒有特別留意。但是第一次認真聽，則是6月4日，李慧芬跟他丈夫（邱達偉）衝突後的隔天，6月5日，李慧芬從澳洲打電話給蘇拾瑩時才特別注意此事。當時，李慧芬告訴她，「她的先生（邱達偉）跟她先生助理如何好敢、好敢喔，『想要害死我。李濤打電話給我，這件事情就這幾天要爆了。我們的股東要爆了』。」蘇拾瑩問，「什麼股東？」李慧芬則是說，「就是我們股東，林千鶴與王吳麗燕都有買SOGO禮券。是我送去的，我的司機送去的。」   隨後，蘇拾瑩就打電話給李碧君。李碧君告訴她，李慧芬也來電講到此事。對於李濤如何得知此事，蘇拾瑩指出，她覺得李慧芬一定是之前就跟許多人講過，而李濤也是她的好朋友。果然，隔天邱毅就在電視裡提及此事，李碧君的相片也跟著登出來，所以，一想就想到是李慧芬爆的料。   蘇拾瑩回憶說，李濤跟李碧君非常熟，比跟李慧芬還熟。李濤都是直接叫李碧君大姊的，連姓都不必稱呼。6月10日李碧君打電話給李濤，跟李濤提及這「是我妹妹講的」。   但是，6月11日李碧君則告訴蘇拾瑩說，李濤10日否認，「李慧芬沒有跟他講。」李碧君難過地告訴蘇拾瑩說，「我們就知道李濤在說謊」，「他怎麼會相信我妹妹，不相信我呢？」   6月14日，自由時報則以「貴夫人禮券案，大烏龍」的頭版頭顯著標題報導，引用作家蘇拾瑩說法，爆料的「深喉嚨」就是僑居澳洲的台灣紅董事長李慧芬。李慧芬患有憂鬱症，加上創辦的台灣紅公司不斷虧損，股東們又陸續撤股不再支持，所以才想報復。   蘇拾瑩還透露，李濤、李豔秋夫婦與李慧芬熟識，兩人赴澳旅遊時，曾四度住在李慧芬家中。蘇拾瑩又說，她日前曾去電李濤，向他表示李慧芬現在的精神狀況，但李濤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敷衍一下就不了了之。蘇拾瑩指出，李慧芬是深喉嚨一事，至少有十幾二十位友人可以證明，「這件事情，不是秘密。」   當天，排山倒海的壓力立刻就湧向了TVBS。上午，民進黨立委賴清德召開記者會嚴詞痛批「2100」主持人李濤，就是邱毅爆料的「幕後藏鏡人」，他認為李濤夫婦的做法已經超越新聞自由範疇，「是製造新聞而非報導」，其政治操作的手法嚴重影響政局。   但是，李濤卻發出聲明，稱：「全民開講開播至今12年，節目始終秉持媒體監督政府、追求真相的天職，非針對任何特定政黨及個人，願接受社會檢驗，但絕不接受政治人物的扭曲、抹黑。」   到了晚間，5點51分，TVBS-News獨家訪問邱毅時，邱毅還堅持，李濤不是深喉嚨，「我的深喉嚨，當然不是李濤，民進黨、自由時報的話，可以聽嗎？自由時報捏造過多少新聞？民進黨說了多少謊！」   李濤坦承消息是他給邱毅的   只不過邱毅的堅忍，撐不了幾個小時，晚間「2100」，李濤首度坦承，邱毅的貴夫人名單的確由他提供，不過早在這份消息曝光前，他已經跟調查局報備過了。檢調要查清楚，如果節目內容有錯，他本人願意道歉。「我跟李慧芬女士非常熟，我跟李慧芬的堂姐，李碧君女士也非常熟，而且都是在十幾年以上的交情，但是有沒有去過澳洲4次，我只說去過澳洲2次，（外傳）去她（李慧芬）家住了4次，我只到她家拜訪1次，並沒有住在她家裡，我沒有住在別人家裡的習慣。」這份貴夫人名單，就是自己提供給邱毅的。「我親自告訴了邱毅委員，我們過去的慣例，請邱毅委員，親自來做一些查證的工作」，「6月5日，2100節目向調查局報備有第一夫人有人集資購買禮券的名單，調查局表示偵查不公開，如果有名單公開出來，調查局可立即偵辦。」   但是如果真如6月14日李濤所說的，真的只是請邱毅查證，為什麼在6月8日的節目裡，還要跟邱毅一搭一唱說，「你已經（把貴婦人資料）完全交給調查局？」「調查局在過去沒有這份資料？」這段話呢？   匿名報導是新聞寫作不得以的作法。但是誤導新聞來源，除非有相當重大的正當理由，否則應被視為重大違背新聞專業的事件。李濤有何不得以的苦衷要去保護李慧芬，或重大正當理由要去誤導外界對於這個訊息的流程，到現在他還沒有公開說明。當時，「目擊者雜誌」用各種方式聯絡李濤，打電話給她的秘書、直接打手機給李濤，十多次，李濤都不回應。因此，合理推論，這應該是主持人為了拉高自己節目收視率，製造「深喉嚨」的懸疑劇情下，所採取的「套招」手法。   如果李濤僅是TVBS電台裡一個外包節目的主持人，或許他所犯下來的錯還不那麼大？不幸地，他也是這個電台的總經理。等於說，他一方面領自己電台節目的高額主持費，一方面又領高級主管的薪酬，當節目的收視率拉高有利於李濤的主持費的代價，犧牲的卻是整個公司的新聞專業時，這就可能涉及了同一個人處在不同職位的利益衝突了。   NCC：新聞台總經理不宜主持節目   舉例來說，2007年TVBS發生周政保擁槍影帶是TVBS駐地記者史鎮康協助拍攝的的事件。TVBS事後調查說這是「隱瞞新聞來源真相之行為，致使TVBS新聞部未能於第一時間判斷播出此一新聞之合適性。TVBS公司除感痛心，實難辭其咎」。最後，在外界的壓力下李濤請辭總經理職務。同時，國家通訊委員會也做成決議，新聞台總經理不宜自行主持相關評論性節目以免危及新聞專業。   為什麼節目主持人又兼任新聞台總經理可能危及新聞專業？這可由2006年「目擊者雜誌」訪問時任TVBS副總經理、督導新聞部的李四端來進一步說明：   李四端的訪談   問：6月14日，李濤在承認將資料交給邱毅後，外界開始質疑李濤的新聞倫理。作為新聞部的主管，如果你的同仁比照辦理，得知新聞後，自己不處理，把消息轉給友台、其他政治人物去報，是不是符合新聞倫理？   李四端：記者同仁到底是不是要把訊息傳遞給公司？因為我覺得那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我不知道要怎麼處理。比如說，我家附近失火，我會去打電話給TVBS。（但是）我朋友有什麼特別的事情，或是與我相關有什麼特別的事情，在他沒有選擇做什麼之前，我不會選擇去把我們私生活的東西，去跟媒體講。   問：如果李濤的位子換成你，其他客觀的條件都不變，你會把訊息給公司同仁還是立委？   李四端：你要問他（李濤）。他給不給我們，可能有他個人的考慮罷，在我的生命中，我有一些我知道的訊息，並沒有大方交給我的媒體。反正我就是case by case。   問：李濤已經坦承，在6月5日即已將李慧芬資料交給調查局，卻還在6月8日與邱毅一問一答，詢問邱毅是否已經把資料給調查局了沒？讓人有套招之嫌。   李四端：我們並沒有把李濤當成總經理來看。有沒有追根究底去推敲李濤與邱毅那個事情，也許在各位眼中會認為追蹤的不夠？也許可能有。   問：問題是你們就在同一棟大樓，有這個優勢，可以直接訪問李濤啊？   李四端：那可能我蠻愚笨，沒掌握這個優勢。   問：還是說，其實你們是處於劣勢，有上下隸屬關係，才不去調查？   李四端：李濤是這家公司的總經理，是我們的直屬長官。我覺得沒有任何偏坦、討好他。至於有沒有什麼瑕疵、缺點，我相信一定有，大家可以來看。   問：那有沒有試圖去訪問李濤？   李四端：他每天晚上講兩個鐘頭還不夠嗎？我個人並沒有想去訪問他。我工作20年下來，從來沒有訪問過我公司任何一個同仁。   問：但是當年薛凱莉、潘彥妃事件，就是TVBS獨家專訪自己人啊？   李四端：我沒有這個經驗。 整個訪談下來，看得出來，連李四端這樣一哥級的新聞檯面人物碰到他的長官疑似犯下違背新聞專業的錯誤，也不敢追究。所以，當年薛凱莉、潘彥妃事件時，TVBS新聞部可以專訪當事人，因為她們只是隨時可以替換的小主播，但是碰到了頂頭上司，職場的顧忌就壓過了新聞的追求了。   追求當下認定為真的新聞   新聞是一件追求真實的志業。但是記者每天報新聞，限於截稿的壓力、受制於新聞消息者的想要操弄的利害，常常來不及多方查證。有時候，過了一段時間才發現自己被人所利用，而懊惱不已。但是，不管如何，在下筆的當時，每個記者所接受的新聞倫理都是一樣的，也就是當下認為是真的，才會去報導。這也是這個行業的行規，如果發現報導方向有錯，錯殺當事者，一致的作法就是停機、挖版，寧可不用。   這與其他娛樂性、綜藝性節目有所不同。娛樂性節目強調高潮迭起，所以一笑一瞥、一哭一鬧間，甚至聲音、表情、台步都常套招，以求緊緊抓住觀眾的眼球。李濤什麼時候開始在「2100」運用娛樂性節目的手法，外界不得而知，但是起碼從李慧芬事件裡，看得出這種手路。   事實上，如果以把娛樂性節目常用的手法拿來對比，就可以看得出這幾年國內評論性節目的製作模式了。由於已經淪為政治動員，成為不同政黨立場者晚間休閒、喘口氣、宣洩政治仇恨的管道，因此來賓一面倒的傾向某一陣營立場。而為了避免冷場，甚至連邀請一個不同立場的來賓接受大家凌遲的假戲也常常都免了。   為了製造節目效果，因此，主要來賓都是那幾個默契十足的常客。一方面除了可以跟主持人一搭一唱外，一旦發現主持人在某些新聞事件專業不足，不小心講錯話、尷尬時，也可以適時發揮掩護、緩言的功能。   更重要的是，當大家都是靠接幾乎同一個節目（或電台）的通告費、主持費謀生、或換取政治曝光度時，這群人的政治、金錢利益不僅被綁在一起，也被更進一步深化下，換句話說，這已經是幫派化的節目，而不具有真正的公共性格。至於新聞所追求的知識性（informative），評論節目所要求的是公共性（public），為了節目的娛樂性（entertainment）與收視率，當然就可以犧牲掉了。這也是現在台灣政治評論節目的核心問題，因為大家製作的都已經是「政治性的綜藝節目」了。   後記：這一篇文章是今年7月應當代雜誌總編輯金恆煒老師要求寫的文章。主要的材料是根據2006年訪問TVBS等高層而來的。因為剛剛收到當代雜誌email通知，希望提供匯款資料，所以想起來乾脆就把這篇文章post在網站上囉。   長期以來，我一直覺得有效監督媒體的方式，就是媒體間相互吐嘈。這是個健康的方式。但是台灣媒體除非涉及強烈的門戶之私，否則是很少做這樣事情的。可惜的是有真正做這個事情的其實來說只有記協底下的目擊者雜誌罷了。

退伍後再度回到學校，那是參加傅正（中梅）老師的追悼會，台上正在致詞的，是繆紀虎老師。繆老師是東吳政治系第一屆校友，一九八五年後回到東吳政治系擔任國際法的教授。傅老師則是老政治犯，一九六○年因「自由中國雜誌案」，與雷震一同入獄，被判感化管束三年、再三年。傅正老師是台灣唯一一位歷經兩次組黨的政治人物，他在學校從來不談論現今的政治時事，唯一的機會會與傅老師「巧遇」的，就是在當時黨外的群眾場合上。去年，在翻到柏楊的回憶錄時正好又看到了傅老師另一面的生活，感觸良多。   在一九八四年進入東吳政治系的前一年，東吳政治系才剛發生黃爾璇教授解聘事件，東吳政治系從兩班減為一班，情治系統大量進駐東吳大學進行整肅，東吳政治系也進行人事重組。台灣的校園與社會同處於高壓、沉伏、與不安的後美麗島時期。校園外零零星星爆發的遊行、抗爭活動，吸引著部分在校園內感到枯澀、無趣的學子投入。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一日上午第二節到第三節課休息時間，四年級的學長宋秉忠聽到了同學陳永銘被系教官江潤之抓到總教官室，從二樓衝到一樓，一腳踢開總教官室的門，大聲喊「教官，你怎麼可以抓人？」「陳永銘，你有沒有事？」總教官、系教官都愣住了，宋秉忠學長繼續說，「教官，陳永銘可以走了吧？」一手就把陳永銘給拉出來。這時候，我在三樓才聽到學弟匆匆忙忙來告知此事，從三樓趕到一、二樓樓梯間與陳永銘、宋秉忠相遇。   聽學弟轉述整個事情經過，上午第一、二節的課是劉必榮老師國際政治的課，這堂課我也有上，劉老師在課堂上評論昨天（十一月三十日）所發生的許信良闖關的中正機場事件。劉老師的論點大略與當時國民黨的主流媒體批評「暴民」的論調相似。昨天陳永銘與我才從中正機場回來，聽到了劉老師與今天上午媒體一面倒批評黨外、民進黨的說法後，在下課後休息期間，陳永銘就走到講台上，跟同學說「各位同學，其實昨天中正機場的事情，並非如劉老師所說，昨天我有到中正機場，親眼看到一些與媒體報導不一樣的事情，我在這裡提供我所看所得，供同學參考˙˙˙」   這時候，我已經走到三樓準備上另一節的課，聽二年級的學弟轉述，陳永銘在說話時，就看到班上另一位學妹，匆匆忙忙的跑出教室往教官室跑，不到一、二分鐘，系教官就氣急敗壞跑進來，拉住陳永銘，「陳永銘，你、你、你在說什麼？」，一把就把陳永銘拉到總教官室。   陳永銘與我是在校外租房子的室友，十一月二十九日我們得知，隔天，流亡海外的許信良要從中正機場闖關，我們都決定要到機場去迎接他，並目睹歷史現場。當時我們想，到機場的高速公路上一定會被攔阻下來，要就要進到機場大廳內才看得到東西，所以三十日上午六點左右，陳永銘與我就到松山機場搭乘前往桃園機場的直達中興號。之前中正機場我去過好幾次，可是當天約七點十分左右，中興號客車到達機場前，就在高速公路的支道上被攔下來了，前方佈滿了鋼架、拒馬、鐵絲網、數千名憲兵與鎮暴警察，機場旁還看到了從來沒有見過的裝甲坦克車，鎮暴警察與憲兵要上車來一一檢查。許多趕飛機班次的旅客紛紛抱怨，說這會害了他們趕不上飛機。軍警人員看眾怒難犯，隨即放行。陳永銘與我也就隨著大家混進了機場大廳。   到了機場大廳後，我帶著陳永銘到地下一樓要吃早餐。哪知道，一到地下室餐廳門口前，看到了一隊一隊稚嫩臉孔的軍人們穿著警察的制服坐在地上，佔滿了整個地下一樓，算一算至少有一萬名以上。我們只好回到大廳坐在圓山飯店在中正機場經營的櫃檯上吃一些三明治與咖啡。時間一小時、一小時的過，大廳內陸陸續續有人用不同的方式混進來，兩位東吳政治系畢業的學長也溜了進來。算一算，在這些約莫一百多位群眾裡，東吳政治畢業的比例還真的很高。大多數的人多坐在櫃檯前，一面享受美食，一面討論局勢。整個大廳內約莫有三、四百人左右。一百位左右的國內外記者、一百位黨外群眾、與一百多位「爪拔仔」。到了十點左右，前任立委康寧祥也進來了，他說，從桃園出發的群眾已經到了鎮暴警察前了，正在與警察僵持。過了半個小時左右，只看到當時的監察委員尤清，戴著像唐老鴨一樣的黃色安全帽，與另外一位支持者騎著50 C.C. 機車進來，滿臉眼淚與催淚瓦斯的味道，全身濕荅荅。他一到就跟這位支持者跑到廁所，要擦乾身體。尤清一面擦一面提醒這位載他進來的支持者，千萬不要用水去洗眼睛，這些催淚瓦斯有腐蝕性。十多年前，國民黨在群眾場合為了方便標誌抓人，水槍所噴出去的水，都是驂有特殊腐蝕性與顏色的藥水，噴到了身上，除了有顏色外，也會發癢。尤清對我們說，外面發生了嚴重衝突，警察開始噴水打人。群眾也回丟石頭回去。已經有一位群眾被霹靂警察抓進去了，要康寧祥趕快救人。   只看到康寧祥與尤清一直打電話給北區的警備司令，我就站在公共電話後面，一面聽一面從口袋裡拿零錢給他們。但是警備總部不是否認有抓到人，就是說這個人沒有被刑求，不願意讓律師、立委、監委前往探視。隨著時間過去，外面的衝突也慢慢的冷下來。到了下午四點左右，聽說外面的衝突又起來了，有警車被翻過來燒掉。詳細情況一時無法知道。到了晚上十點左右，得知國泰航空在日本拒絕許信良登機，許信良確定當天無法回國。群眾慢慢散去。我們這些原本站在第一線要觀察歷史現場的人，無緣看到在第二線（機場入口的高速公路上）的衝突，也隨著大家撤離。   夜色黯淡，在路上看到了之前衝突的現場。一輛輛警車，不是被翻過來燒掉、就是車窗被打破。沿路算一算，這一共三十一輛警車，是下午四點左右，載著大約一百名警察前來「支援」的。聽留在現場群眾們回述，在已經有數萬名鎮暴警察部署的情況下，這三十一輛警車緩緩的從台北開車下來，開到十萬多名群眾裡面。衝突一發生，就有一些不知到從哪裡來的人衝到前面翻車、燒車，黨外的糾察隊們要制止他們都制止不了。當時閃過我腦海裡的第一個念頭，就是這是一個設計好的「圈套」。   與陳永銘回到了台北，已經是晚上十二點過後了，轉開了收音機，只聽到中廣電台大力抨擊這些「暴民」。有的「旅客」宣稱，這些暴民佔據著機場大廳，對著他們叫囂；有的暴民躺在地上，口嚼檳榔，檳榔汁吐著滿地；有的警察、憲兵受傷。整個報導中好像這些「暴民」們，每個人都政恭康泰、身強體健，沒人受傷。種種報導中「旅客」、記者所見、所聞都與我們這些人親眼目睹的不同。對以前曾經經歷過十多場的群眾遊行聚會的我來說，這是第一次讓我深深地感受到，對於「媒體暴力」的憤怒。   十二月一日，自立晚報總編顏文閂堅持登出不同於國民黨的中正機場事件報導。三日，民進黨拿到了英國BBC電視台所提供的另一面衝突的錄影帶，陳永銘與我從謝長廷手中拿到錄影帶後，趕快拿到內湖一家錄影帶店裡跟老闆一起看。老闆求我們把錄影帶留給他，他還要複製放給其他人看。十二月六日立委大選，民進黨提名立委在各地紛紛以第一高票當選。從當年九月二十八日黨外組黨、金華國中演講、中正機場事件、國泰航空抗議事件，立委改選，台灣的民主政治在蔣經國的「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的演講中，走入了另一頁。   （這是一篇應老友曾建元幾年前要求寫的舊文，曾po在媒抗上）

 高中聯考（喔，現在叫基本學力測驗）各校可能錄取分數公佈。超級名校建中、北一女都高達406分。夭壽，加作文下去滿分也才412分，要考上建中，五科只能錯三題。而第二志願師大附中也得402分以上。PR值相當恐怖，前者是99，後者則是98。雖然我是師大附中的老學長，現在再去考，以現在競爭的激烈程度，也應該考不上前三志願的。   分數公佈後，輿論出現許多評論。大多繞著明星學校效應，希望提早實施九年國教等等。說真的，這些說法也不一定有錯。只是都是抓小放大，見樹不見林。或者說，這些論述其實都故意看不見某個東西後在東扯西扯，誤導人民，故意不去碰觸真正的問題。   其實，多數家長都知道，為什麼要叫子女考上比較好的學校。也就是，他們希望能到好高中後，讓子女可以順利考上好大學。高中只是一個過渡的階段罷了，源頭還是在大學體制與大學資源分配不均下所延伸的問題罷了。   這20年來，台灣的大學教育體制起了很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就是從當年我們大學錄取率約百分之三十不到，急速擴充到近乎百分之百。這個變化除了普設私立大學外，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就是多數有學齡兒童的家庭，都得準備一筆其實負擔不算小的大學學費。   幾年前，教育部曾做一個統計說，其實，這二十年來，大學學費上漲的比例不如國民所得。也就是高學費不應該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不過，這樣的統計也是隨便說說的。因為，根據駱明慶教授對之前大學學生與家庭收入的研究，好的學校例如台清交的家庭多數來自於收入較高以及軍公教家庭（政府全額補助其學雜費），而這些學校也獲得比較多的教育預算；而私立學校的學生則必須負擔比較高的學費，但是他們的家庭社經地位卻是普遍來的比較低。駱明慶的結論是：低學費其實真正幫助到的是高收入家庭，不利於資源重分配政策。   這個現象，現在還是存在。但是隨著教育窄門變寬後，過去本來沒錢讓小孩讀書的低收入家庭，由於他們的小孩們多數已經可以考上大學了。換句話說，他們得多準備一筆相當額度的錢給小孩讀書。也就是說，以平均國民所得來看，教育部說20年來學雜費負擔並沒有提高；但是以較低收入家庭來看，他們的負擔卻是加重許多了。   以辦得比較好、有口碑的私立學校淡江大學為例，2008年一年34億的學校支出，七成左右是靠學雜費收入（24億左右）。分配到2萬7千多個學生上，每人分到的教育資源約是12萬6千元，而每年的學雜費用則約是9萬元左右（這還不計入一些亂七八糟的雜項費用）。 （淡江大學2007-08學雜費統計）   但是如果小孩考進的是國立大學呢？以台大為例，平均學費約不到六萬。也就是降了三萬多元。但是重點還不在這裡，因為台大一年的總收入（與支出相當）則高達150億左右（我不知道這個統計有沒有包括約末50億元左右，由國科會以老師個別申請的研究計畫補助給台大的老師們）。 （2008年台大教務基金年度決算：第52頁）   我曾用一個簡單的說法告訴我家現在讀國中的小孩：現在叫你認真讀書，除了要讓你學習面對壓力外，等於說也是叫你提早打工）。三萬個台大學生每年每人分到的教育資源約是50萬（如果是理工科，那就更高了），但是學費只收6萬元。等於說淨分配額是44萬元。而淡江的淨分配額則是3萬元上下。換句話說，如果小孩進的是好的公立大學，等於每年多得到40多萬元教育資源。四年下來，就是160萬。如果加上2年研究所，那就是240萬。好了，就算以大學或碩士畢業起薪3萬來算，等於說，要花4-6年的薪資總所得去負擔這筆差額。（如果以教育部的22K來算，那就更久了）。   所以，現在小孩被逼的認真讀書，說真的，效果就等於說讓小孩提早去打工。希望他們透過國中、高中這幾年讀書，或是失去的童年與青春來預繳這筆教育資源的差額。   其實，這個道理很多家長都知道。也大概都用不同的方式跟小孩說過類似的講法了。只是這些所謂的家庭對話，並沒有形成公共議題，逼著政府去面對這樣資源分配錯置的情形。   或著說，其實這個問題之所以不容易被提出來跟整個教育資源，特別是高等教育資源還是被既得階級掌握著有關。也就是這些執政集團，多數是由已經享受較多教育資源的人掌握住。   十幾年前，有一次跟綠黨的一位領導人聊到教改時，這位台大教授突然說到，對於大學聯招要不要廢，這裡面分成兩派。其中支持不廢的，有蠻多就是家裡還有小孩的台大教授們。仔細觀察，這個說法還真的蠻貼近事實。   但是，也是會有人說，私校辦學本來就該自負籌措資源的責任，怎麼可以靠政府補助呢？這句話說的對極了。其實，要政府持續補助私人興學，本來就有高道德風險。所以，真正可行是，應該要政府普設公立大學，並把本來集中給予少數明星公立大學的資源，平均分配給其他較普通的公立大學。也就是說，唯有以國民教育精神去經營公立大學（美法的公立大學，其實都是走這個路線的），才可能解決我們青少年提早被納入教育童工的命運。 

阿嬤（我是跟著兒子叫的）今年86歲。4月中，她的失智症逐漸惡化。有時候會開始把我給認錯，將我認成我的大哥。單獨出門時，5、6次就可能會有一次認不出回家路的機會。   前一陣子，有個警察來家拜訪。我板起那一副看到警察就臭的臉問，「什麼事？」警察說，「上次阿嬤路上迷路了，我們帶她回來，現在來做訪視啦。」臭臉馬上尷尬地變笑臉，「謝謝、謝謝。」   就像多數家裡的老人一樣，老人家總是喜歡碎碎念、談過去的事情。失智加重後的阿嬤，這個情形更嚴重。阿嬤有7個兄弟姊妹，她排行第七，上面有5個哥哥、一個姐姐；下面一個少她一歲的弟弟。罹患癌症多年的五舅，去年年底過世了。身體還很健壯的五嬸，被兒子接去一起住。有時候，阿嬤會突然問起，「阿南仔何時過世，我怎麼不知道？」我就會回答說，「媽，跟你說幾百遍了，是你忘掉了。」「啊，我那為什麼記憶變得這麼差？」這樣的對話，每天總是會出現個好幾次。   五舅、五嬸之前是住在大肚台地蔗部老家。一座三合院老式建築。今年清明回去掃墓，順道繞過去看，東廂土角厝已經崩落了一大片。過去這是三嬸住的地方。高齡可能快近百的三嬸，也被兒子接去住好幾年了。阿嬤說，這間土角庄當年是她與她的哥哥們用泥土磚一塊一塊蓋起來的。如果阿嬤的記憶沒錯，那這個時間應該是在太平洋戰爭初期罷？   陳柔縉在她的「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書裡提到，應該好好記錄上一代人的日本經驗。我深深認同，但是就是一個字懶，即使自己的工作就是敘述他人的生活、意見等等，但是或許是士大夫的傲慢與悲戚，總是忽略了周遭人的歷史記憶。沒有好好把阿嬤她們那一代人的記憶給保留下來。   阿嬤其實是一個記憶力相當好的人。她雖然罹患失智症快三年了，九九乘法慢慢背，還能背個六、七成。幼稚園時，我的九九乘法就是阿嬤教的。   其實，她跟我父親一樣，同個庄頭長大，同年齡，同個國小，阿嬤日本公學畢業、我父親公學沒畢業就被阿公抓去工作，賣布、賣雜貨等。父親十二年前已經過世。記憶裡，他中文報紙大概能讀個六、七成懂，北京話卻僅能聽懂不到五成。從一個日本公學沒畢業、再也沒有受過任何中文正式教育的人來說，這並不簡單。但也相當淒涼，因為，他們之所以變成了半文盲，其實是政治因素造成了。也就是國民黨政府來台後，斷然禁絕日語、日本報紙、廣播後，讓他們成為一群被官方資訊體制拒絕的世代。   父親的記憶力大概是我認識的親戚裡最好的人之一。從小做生意，他多把帳記在腦袋裡。也許是因為小時候就得批發布料到各地去賣，台灣大大小小的鄉鎮，多有他的足跡。有一次我在大坪頂當兵，父親還能憑記憶講就出兵營外的路況與建築。   蔗部是他們老家。失智後的阿嬤有時候常常會以為她昨天才剛從蔗部上來台北而已。這是一個海拔百來公尺的黃土台地，水井是挖不到水，只能種甘蔗與蕃薯。阿嬤最喜歡談的記憶之一，就是她們到山下龍井，挑水走山路的往事。   附近唯一一座的日本公學則是位於一、二公里外、當年也是貧瘠農村的「新庄仔」。昨天，我問阿嬤，第一次看電影是什麼時候？阿嬤興高采烈地說，「小時候，國校時，到國校去看」。電影演什麼、台語還是日語發音，阿嬤已經不記得了。只知道當時大家都很高興，結伴一起去看，「要播電影了」。露天的，在小學裡，晚上播出。「是公所來放的」。看多少次，阿嬤也不太記得。不過從她的語氣來看，應該也不算少。   「媽，你什麼時候第一次喝到牛奶？」也是小學時，阿嬤說著說著，這段喝牛奶的經驗。原來她說的是吃迴蟲藥的經驗。阿嬤常常念，小時候身體很差，精神不濟。當時喝的，一大鍋放在鍋子煮的。別人都是喝一碗，但是小學老師對她特別好，特地要她喝好幾碗。喝完後身體就好很多了。阿嬤是1925年出生的。算一算，這個時間點，應該約在1930年代中期。   接著問了好幾遍，阿嬤總算記起第一次喝牛奶的經驗。「那是罐頭，打一個洞，牛奶漿」。喔，原來是煉乳。是舅舅買來的，加水煮熱。阿嬤說，甜甜的，很好喝。   為什麼我會問喝牛奶經驗呢？因為，老家的牛，我的印象裡是不生產牛奶的。   蔗部的牛是黃牛，在旱田耕種的。小時候，我總覺得那個大大隻的黃牛才算是牛，黑黑的水牛則不算是牛。（這就是幼年經驗，也許哪天我也失智了，我就會開始說，水牛不是牛，黃牛才是牛）過去受國民黨教育影響，我以為農村社會是不吃牛的。後來才知道，原來父親、阿嬤他們這一代受太平洋戰爭物資稀少影響，他們還是會把耕田的老牛殺來吃的。也因此，阿嬤對於牛肉是沒有禁忌的。   太平洋戰爭末期，物資管制，鄉公所開始徵收民間物資。阿嬤家裡的一頭耕田黃牛也被指定納入公糧徵收之列。阿嬤說，那頭牛好像知道自己要被拖去殺了，看著阿嬤家人一直流眼淚。阿嬤的媽媽（我的外祖母）不捨，拿了錢，買頭小牛頂替。大舅知道後，很生氣，他覺得已經答應人家的，怎麼可以反悔。兩人就起了衝突。   阿嬤老是喜歡說這一段，一面說、兩隻手高高舉起來一面表演。大舅把還在襁褓中的二兒子舉起來，重重地摔了下來。外祖母則是大罵，「你是要死了喔，囝仔還那麼小，你要把阮孫摔死啊？」   父親當過日本軍伕。不過，由於當時美軍已經封鎖台灣，父親跟他們的部隊被困在高雄港不能出海。父親年輕時喜歡吹噓說，他常常捧日本軍官卵葩。所以就做了他們那一班的班長。這也許是他們那一代面對威權政權自保之的生活哲學罷？   阿嬤的兄弟裡，只有五舅有下南洋當過軍伕。阿嬤說，那是因為得罪了村長。所以，村長說，「你們李家一定要有個人去當兵」。最樸實的五舅，剛結婚不久，還沒生小孩，就代替全家去當兵了。   當時，五舅是到海南島當軍伕。當了好幾年。每次都是央人寫信回來報平安。外祖母也是一面請人讀信，一面哭。「我那個南仔，怎麼那麼歹命啊！」金紙一爐一爐的燒，希望他能平安回來。   終戰後，五舅並沒有立刻回來。照阿嬤說，是等了好幾年才回來的。也許阿嬤記錯了（問她是二二八前回來的，還是二二八後回來的，阿嬤說不記得了）。外祖母每次想起來就哭。有一天，五舅回來了，從山下走到山上，全身黑透透。外祖母嚇了一跳，還以為是五舅的鬼回來了。定了神，才高興地說，「阮南仔回來了」。   蔗部有座姑娘王爺老廟。網路查到好像拜的就是「紫府姑娘」。今年回去掃墓時，特地帶阿嬤去看了一下。十多年前，老廟改建，但是可能是經濟不景氣，最近才剛蓋好。四層樓的廟，還有電梯，我們就是搭電梯上去的。樓上看出去，正好可以看到大肚河口。（最近阿嬤失智嚴重了，過去她會說電梯，現在已經改說流籠了，也許這是童年的詞彙替代作用罷）   阿嬤喜歡講的空襲片段就是，防空洞是三舅挖的（還是五舅挖的？）。空襲警報一響，大家都跑去躲到防空洞裡。當時美軍空襲時，別的庄頭都有被砲彈炸到，只有蔗部「姑娘」把她的裙子拉起來，把炸彈都接到群襬裡。所以只有蔗部沒有被砲彈炸到。   最近跟兒子看HBO的太平洋戰爭時，兒子問到，如果當年美軍登陸台灣的話，也許國民黨就不會來了。不過，我告訴兒子，如果照琉球戰爭雙方死傷慘烈情形來看，美軍若登陸台灣，也許每個台灣人都得被動員去打仗，到時候台灣會死傷的人數恐怕就會很驚人。太多的也許，太多的假設，想一想，兒子大一點的話，要教他看一下George Kerr的 Formosa Betraye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