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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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書從刺客到人權行者──《風吹》讓我們重新認識黃文雄
去年看完紀錄片《春雨424》,讓我重新理解1970年震撼國際的「四二四刺蔣案」;今年7月18日晚間,我又在濟南教會觀賞李惠仁導演耗時七年拍攝完成的紀錄片《風吹》(Breaking The Wall),心中的感受更加深刻。這部片不只是重述一段歷史,更像是一場跨越半世紀的生命對話,讓觀眾看見一位曾被貼上「刺客」標籤的人,如何走過流亡、返鄉,最終成為台灣人權運動的重要實踐者。過去曾與前輩廖為民先生聊天,他提到「黃文雄」時,我一度疑惑是哪一位黃文雄。他笑著說:「是日本拿筆的黃文雄,不是美國拿槍的黃文雄。」這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也讓我對這位「拿槍的黃文雄」始終停留在刺蔣案的歷史印象。直到看完《風吹》,我才真正認識這位年近九旬的黃文雄,以及他豐富而堅定的一生。《風吹》沒有急著歌頌黃文雄,而是讓觀眾看見他最真實的日常。他會忘記事情、需要服藥、做復健運動,也會因珍藏多年的資料遭祝融吞噬而流露不捨。然而,當鏡頭談到民主、人權與台灣時,他的眼神依舊堅定,令人感受到歲月可以削弱身體,卻沒有動搖他的信念。本片真正打動我的,不是那場失敗的刺蔣行動,而是黃文雄此後半個多世紀的人生。許多人知道1970年紐約廣場飯店前那場震驚世界的刺蔣案,卻未必知道事件之後的黃文雄。流亡海外二十餘年,他從事木工、種菜,也曾受邀授課、教人製作風箏;返台後,他沒有追逐權位,而是投入人權運動,擔任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推動兩公約國內法化,更透過司法途徑促成大法官釋字第五五八號解釋,終結《國家安全法》黑名單制度。後來,即使已年逾七旬,他仍站上苗栗大埔事件抗爭第一線,始終相信人民的權利需要有人守護。片名《風吹》,其實也是一種隱喻。風箏之所以能飛,不只是因為有風,更因為有人始終握著那條線。自由與民主亦然,它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在一次次拉扯與堅持中逐步建立。黃文雄的人生,正如風箏,即使逆風,也始終沒有放棄飛翔。更令人動容的是,黃文雄不喜歡別人稱他為英雄。或許正因如此,更讓人看見他的可貴。他從未把自己放在歷史高處,他認為自己只是做了應該做的事。這樣的態度,反而讓人更能理解何謂真正的信念。真正的理想,不是追求掌聲,而是在沒有掌聲時,依然願意付出。民主與自由在今日台灣已成為許多人習以為常的日常,但越是如此,越容易忘記它們曾經得來不易。這也是《風吹》最珍貴之處,它不是要求觀眾認同黃文雄人生中的每一個決定,而是邀請我們重新理解,一位歷史人物不能只用一個事件、一個標籤來定義,而應放在他漫長的一生中加以理解。如果《春雨424》讓人理解刺蔣案發生的歷史背景,那麼《風吹》則讓人真正認識黃文雄這個人。這部紀錄片不只記錄了一位重要的台灣人,它更讓我們重新思考:在民主社會中,什麼是勇氣?什麼是信念?而我們,又該如何承接前人努力留下來的自由與人權。或許,這正是《風吹》真正留下的,不是一個標準答案,而是一個值得每一位台灣人持續思索的問題。(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留言0喜歡1投書經濟識讀不該淪為單一敘事:從台美關稅論述談起
連克近年台美經貿與關稅議題的公共論述,逐漸形成一種固定敘事:以「避免最壞情境」作為起點,再以單一結果作為政策成功依據,最後上升為「經濟識讀」的示範。然而,這種論述看似理性務實,實則將複雜的國際經貿問題過度簡化,並壓縮公共討論應有的多元比較空間。首先,關稅談判並非單一數字的比較問題。實務上涉及產品分類、例外條款、非關稅障礙、供應鏈調整與原產地規則等多重制度安排。若僅以「可能面臨高關稅」與「最終較低稅率」作為對照基準,而未揭示完整協議內容與制度細節,所謂政策成效的判斷基礎便難以被充分檢驗。其次,將貿易順差直接轉化為談判壓力來源,也存在過度簡化的問題。台灣對美貿易順差主要集中於資通訊與半導體產業,反映的是全球供應鏈分工與產業競爭優勢,而非單純失衡結構。然而,在部分論述中,順差被直接視為「必然承壓」的理由,進而推導出台灣只能接受既定條件的結論,忽略國際經貿中高度互賴的現實。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政策論述長期以「避免最壞情境」作為主要正當性來源時,公共政策的比較基礎便可能被弱化。因為只要預設情境足夠極端,任何非惡化結果都能被包裝為成功。這種論證方式雖具說服力,卻也可能使政策評估失去應有的檢驗功能,進而降低民主監督的深度。此外,關稅政策本身具有高度分配性,但在總體敘事中往往被淡化。不同產業、企業規模與勞動群體所承受的影響並不相同,出口導向產業與傳統製造業之間存在明顯落差。若公共討論僅停留在整體競爭力或總體結果的描述,而未進一步檢視內部分配效果,將難以完整呈現政策對社會的實際影響。同時,近期經貿政策討論過程中,亦出現部分說法在不同場域間不一致的情況,使外界對政策敘事的一致性與可驗證性產生疑慮。這並非單一事件問題,而是反映出一個更根本的課題:當政策論述過度依賴敘事穩定性,而非資訊透明與制度揭露時,其公共信任基礎便容易受到挑戰。從這個角度來看,經濟識讀不應只是學會接受某種「合理解釋」,而應培養辨識能力:哪些論述建立在完整資訊之上?哪些則依賴選擇性呈現與情境假設?若公共討論只允許單一敘事持續強化,而缺乏替代方案與制度比較,那麼所謂經濟識讀,將可能淪為對既定結論的再確認。總體而言,台美關稅議題的複雜性,正凸顯公共政策討論的基本要求:不能以單一結果取代制度分析,也不能以最壞情境替代政策比較。唯有在資訊充分揭露與多元觀點並存的前提下,經濟識讀才可能真正成為公民理解國際經貿現實的工具,而非單一敘事的延伸。(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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