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當政府高分貝宣示 2050 淨零排放路徑，並將「資源循環、零廢棄」列為能源轉型的關鍵戰略時，走進台灣中南部的農村與工業區，卻會發現一幅極度矛盾的現實圖像。 一邊，是 SRF（固體再生燃料）電廠因入園標準混亂、燃料來源控管失序，被地方質疑「垃圾假冒綠能」，引爆一波又一波民怨與抗爭；另一邊，則是具備穩定基載、兼顧廢棄物處理與減碳效益的沼氣發電，長期在政策邊緣苦撐，始終難以規模化推動。 這種「重風光、輕循環」的跛腳轉型，不僅讓能源政策失衡，更暴露出台灣在淨零路徑上，欠缺實事求是的制度設計與執行決心。 長期以來，政府對生質能的想像過於浪漫，彷彿只要給予躉購費率補貼，農民就能自發性地把「豬糞變綠金」。但現實是，台灣畜牧業以中小型場為主，動輒數千萬元的厭氧消化與發電設備，早已超出多數農民的融資能力與風險承擔範圍。 更關鍵的是，農民還必須在缺乏完整專業維運體系的情況下，獨自面對高腐蝕性、高維修門檻的沼氣機組。這種將「公共基礎建設」責任轉嫁給基層農民的政策邏輯，正是沼氣發電在台灣推動數十年，進度仍如牛步的核心原因。 諷刺的是，當台電為基載電力焦頭爛額之際，最穩定、最具系統價值的生質綠能，卻因行政分工破碎與制度惰性，被長期擋在電網與市場之外。 更令人憂心的是，近期 SRF 焚燒發電引發的爭議，正連帶侵蝕整體生質能的社會信任基礎。當主管機關對燃料分級、料源追溯與空污排放標準顯得寬鬆，讓「資源循環」在民眾心中逐漸等同於「低標焚化」，真正具備環境效益的沼氣發電，也被一併貼上汙名化標籤。 若政府無法在源頭建立嚴格的燃料分級與用途區隔，並將生質能政策從單純的「農業補助思維」，提升為「國家級能源與產業戰略」，那麼循環經濟終究只會淪為財團換取綠電憑證的數字遊戲，與基層農民無關。 要打破僵局，政府不能再以「農業部管豬糞、經濟部管發電」為由，逃避跨部會整合的政治責任。現行推動的「區域集中處理中心」方向雖然正確，卻長期卡在地方政府消極應對與鄰避效應的夾縫中，進退失據。 中央政府不應只是坐在辦公室撥算盤、發公文，而必須主動承擔選址與制度設計責任，將沼氣處理中心視為與變電所同等重要的能源基礎設施，並同步建構完善的碳權、減量認證與收益分配機制，讓農民每一度減碳電力都能實質變現。 當歐洲早已將沼氣純化為生物甲烷，直接併入天然氣管網，成為能源轉型的重要支柱之一；台灣卻仍卡在行政程序、地方政治與部會本位中原地踏步。這不只是效率問題，而是治理決心的問題。 淨零轉型，不該只是「在農地上種電」，更不該淪為口號治國的政治修辭。若執政團隊真想證明其具備解決結構性難題的行動力，就必須正視生質能這塊被長期忽略的拼圖。 唯有當政策誘因真正落實到基層、專業維運不再成為農民的噩夢、法規門檻不再層層疊床架屋，台灣的能源轉型，才能從「吹風、曬太陽」的單一想像，走向真正紮根土地、兼顧減碳與產業韌性的循環力量。

台灣眷村不僅是一段屬於特定族群的記憶，更是人類近代史上規模最宏大、情感最深刻的遷徙見證。這份源自戰爭動盪、卻在和平中開花的文化形態，具備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定義無形文化資產的普世價值。主管單位不應僅將其視為地方性的文史保存，而應展現更高的格局與野心，由國防部主導並結合文化部專業，主動推動眷村文化申請聯合國無形文化遺產。這不僅是為了在歷史長河中為眷村定錨，更是要透過文化軟實力，讓台灣以另一種形態、更具尊嚴地走進國際社會。​在具體的申請論述上，應聚焦於「族群融合下的飲食重塑」與「共生社區的社會實踐」兩大核心。眷村廚房是人類文明中最生動的文化熔爐，在那方寸之地的爐灶上，大江南北的鹹甜辛辣與台灣在地的食材調味產生了深度交融。這種由物資匱乏激發出的創意，演化出了如紅燒牛肉麵、各類麵點與醃漬技藝等具有高度識別度的「新傳統」，它不僅是舌尖上的鄉愁，更是移民群體在異地落地生根的生存意志。這種持續演進且具備高度認同感的飲食實踐，完全符合國際對於「活態文化」的嚴格定義。​此外，眷村特有的「鄰里互助共同體」更是全球罕見的社會文化景觀。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空下，原本素昧平生、語言不通的各省軍民，在封閉的聚落中建立起一套超越血緣的社會支持體系。這種從「異鄉人」轉變為「一家人」的過程，記錄了人類在極端環境下如何重建社會契約與心理認同。這份無形的精神資產，與有形的建築遺構相互輝映，建構出一套完整的近代移民生命敘事，其保存的價值早已跨越國界，足以列入全人類共同守護的文明清單。​目前行政實務上，國防部應擺脫「土地開發商」的封閉邏輯，轉而承擔起文化主體的責任。國防部擁有土地權屬與最完整的軍眷歷史檔案，應主動啟動國家級的文化普查與敘事建構；文化部則應發揮其在文產論述、國際接軌與申遺技術層面的專業，輔佐國防部建構符合國際標準的計畫書。這種以國防部為主、文化部為輔的跨部會合作，能有效整合資源，讓眷村文化的保存具備更強大的行政執行力與國際說服力。​將眷村文化推向申遺，是台灣在國際困境下的重要外交突圍。透過述說這段由戰爭流亡到落地生根的過程，台灣展現的不再僅是地緣政治的張力，而是對人類共同記憶的守護。當國際社會看見台灣如何將一段苦難的軍事史，轉化為促進族群理解、飲食共融與社區共生的普世遺產時，台灣便能以「文化大國」的身分，繞過外交圍牆，在聯合國的文化框架中取得一席之地。這是主管機關的時代使命，更是台灣邁向世界文化地圖的關鍵一步。

在烏俄戰爭與地緣政治風險持續升高的情勢下，無人載具早已不再只是科技愛好者的玩具，而是成為不對稱作戰與國防韌性的重要戰力。隨著戰場高度數位化，圍繞無人機控制軟體的資安疑慮也同步浮上檯面。近期在產業界與政策討論中，逐漸出現「全面自主開發、排除開源軟體」的主張，並被視為捍衛國安、確保數位主權的必要方向。然而，這樣的政策思維，究竟是務實的安全升級，還是可能讓產業陷入效率低落、重複造輪子的科技鎖國，值得社會冷靜檢視。支持去開源化的論點，核心訴求在於「資安主權」。長期以來，全球無人機飛控系統高度依賴 PX4、ArduPilot 等開源架構。對軍事或高階工業應用而言，原始碼公開確實存在風險——系統架構攤在陽光下，代表敵對勢力可更有效率地進行漏洞分析與滲透測試。再加上近年頻傳的供應鏈攻擊事件，部分開源套件遭植入惡意後門，更加深了「唯有完全自研才能確保安全」的直覺判斷。但問題在於，這樣的直覺，並不完全符合技術現實。現代無人載具控制系統高度複雜，涵蓋飛行控制、導航融合、避障判斷、通訊協定與加密機制，程式碼規模動輒數十萬、甚至上百萬行。若全面捨棄既有開源基礎、從零開始重建，不僅需要龐大的工程人力，更將使研發時程從「以月計」拉長至「以年計」。在國際競逐高度激烈的此刻，當他國已完成多次實測與改版，我們卻仍困在底層通訊與姿態控制的除錯階段，競爭風險不言可喻。更值得警惕的是，封閉並不等於更安全。開源軟體的價值，從來不只在於成本，而在於長期累積的大規模驗證。全球數以萬計的開發者與使用者，已在各種環境條件下反覆測試、修正錯誤。相較之下，完全自研、卻缺乏足夠飛行時數與實務驗證的系統，反而更可能在關鍵任務中發生失效。對無人載具而言，一次軟體錯誤，代價不只是設備損失，更可能導致任務中斷，甚至影響整體作戰判斷。因此，真正的關鍵不在於「開源或閉源」的二分法，而在於是否具備「可控性」。放眼國際軍工產業，多數國家與系統整合商早已採取折衷策略：底層系統善用成熟開源架構，但不等於全面開放。透過內部版本分支、版本凍結、切斷未經授權的外部更新，並進行完整的程式碼安全稽核，確保系統行為可預測、可掌握。同時，將真正具有戰略價值的核心能力——例如抗干擾導航演算法、任務控制邏輯、跳頻與加密通訊——牢牢掌握在自主研發、封閉模組之中，形成人才與技術的實質護城河。這樣的模式，才是真正兼顧研發效率、系統穩定與國安需求的「戰略自主」。在無人機國家隊加速推進、政策資源快速到位的關鍵時刻，台灣需要的是冷靜、務實的科技戰略，而非情緒化的純血論述。無人載具的競爭戰場在實際運用與作戰環境，而不是實驗室裡的意識形態辯論。若為了追求名義上的百分之百國產軟體，卻讓產業陷入低效率開發與技術封閉，不僅浪費有限資源，更可能削弱整體國防與產業競爭力。真正的課題，不是要不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是能否在其之上，打造一顆真正屬於台灣、無法被取代的關鍵大腦。

台灣廚餘轉型政策已進入倒數計時。面對非洲豬瘟威脅，政府提出2027年全面禁養、2028年設施就位的時程表，展現決心。然而，龐大的處理缺口與地方抗爭現實告訴我們，單靠「禁止」與「宣導」，轉型恐難落地。若要讓政策真正生效，政府必須從法規鬆綁、分級補貼與產業鏈媒合三方面同步推進，並借鑑地方實務經驗。 讓黑水虻走出實驗室，加速飼料鏈整合在多元廚餘去化路徑中，黑水虻轉化廚餘的潛力最大，但現行環保法規與農政法規的交叉限制，使民間投資卻步。黑水虻不僅能快速轉化廚餘為高蛋白蟲粉，也能減少廚餘進入焚化或堆肥的壓力，符合循環經濟邏輯。政策上，農業部應放寬黑水虻轉化蟲蛋白應用範圍，從觀賞魚、禽鳥擴大至一般畜產飼料。建立「廚餘再製飼料」認證標章（如日本ECO-FEED模式），提供產品市場認可與商業價值。 建立「能資源中心」，化解社區抗拒大型厭氧發酵或堆肥場常因「鄰避效應」卡關，單靠回饋金安撫居民效果有限。微型、分布式處理設施可降低社區阻力，並將廚餘轉化效益直接回饋居民。在政策建議推動微型、分布式廚餘處理站，替代傳統大型集中廠。設計「能源回饋」機制，例如廠房餘熱供應社區溫水游泳池，或沼氣發電優先回饋社區，將「鄰避設施」轉型為「社區能資源中心」。 實施綠色處理標章，運用差別費率引導市場目前廚餘處理成本多由政府承擔，但「污染者付費」與「循環經濟」原則呼喚更精準的激勵機制。透過差別費率與市場導向標章，可引導廚餘流向高價值循環管道。應在政策進行規劃，建立「廚餘去向分級標章」，鼓勵大型商辦、百貨、餐廳將廚餘交由能源化或肥料化業者處理。提供減稅或處理費減免作為激勵；若混入垃圾焚化，則課徵高額「碳足跡懲罰費」，形成市場導向的自律機制。廚餘禁養豬不是單一行政命令能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場涉及法規、技術與社區共識的系統工程。借鑑桃園與台中經驗，結合法規擬定修正、綠色補貼與市場機制，才能從「防堵」走向「再生」，讓台灣的廚餘轉型真正落地，建立可持續的循環經濟模式。 

近年來，「國防自主」已成為台灣安全政策的核心關鍵字。從潛艦國造、國機國造，到無人機國家隊的快速成形，政府與產業界不斷對外展示研發成果、產能規模與交機速度，彷彿只要「做得出來」，戰力就自然成立。 然而，這樣的想像，正掩蓋一個長期被低估、卻足以決定戰爭成敗的結構性問題—原物料的源頭規範與溯源管理。如果國防自主只停留在設計與組裝層次，卻未能掌握最上游的材料品質與供應安全，那麼再亮眼的裝備數量，最終都可能淪為帳面戰力。 妥善率不是維修問題，而是材料問題。國防裝備與一般民用產品最大的差異，在於其必須長時間承受極端環境考驗，包括高壓、高鹽分、劇烈溫差與長期疲勞負載。在這些條件下，真正決定裝備壽命與可靠度的，往往不是設計圖紙，而是材料本身的微觀品質。 以航太鋁合金、特種鋼材或複合材料為例，只要化學成分或製程控制出現極小偏差，短期內仍可能通過驗收；但在實際運作中，微裂紋生成、腐蝕速度加快，將直接拉低整體妥善率。平時，這些問題是維修預算的無底洞；戰時，則可能成為關鍵裝備在最需要時失效的致命弱點。當我們只追求交機數字，卻忽視材料本質，妥善率終將成為被粉飾的統計指標，而非真正可靠的戰力。 近年多起區域衝突已反覆證明，現代戰爭的消耗，並非只發生在戰場正面，而是更早地出現在供應鏈的斷點上。當衝突進入長期化階段，裝備能否持續運作，取決的不只是初期庫存數量，而是材料、零組件與替換件，是否能在高壓與封鎖環境下穩定取得。 部分國家在戰事推進過程中，逐漸暴露出裝備壽命縮短、維修週期拉長、可用率快速下滑的問題。表面上看似後勤負擔加重，實際上卻往往回溯到更早之前的制度選擇—對原物料來源與製程一致性的低估。  供應鏈安全不是戰後才補救的後勤議題，而是戰前就必須完成的戰略準備。在這一點上，美國國防部的制度設計，提供了清楚而現實的對照。美軍在《國防聯邦採購規範補充條款》中，對特殊金屬與關鍵材料設下嚴格規定，甚至要求必須追溯至最初的熔煉來源，並附完整的磨坊測試報告。這些規範的核心，並不只是品質管理，而是安全管理。美軍清楚意識到，國防體系一旦建立在潛在對手的供應鏈之上，戰力就已在無形中被削弱。 相較之下，台灣的國防採購制度，長期偏重成品驗收與交付進度，對二、三級供應鏈的原物料來源與規格要求相對寬鬆。這使得原物料混用、來源不明，甚至透過第三方轉手的風險，始終存在於制度縫隙之中。若「去紅供應鏈」只停留在系統整合與零組件層級，而未能真正落實到原材料與關鍵化學品源頭，那麼所謂的風險控管，終究只是形式上的去風險。 要建立真正具備韌性的國防產業體系，政策視角必須從研發與製造，進一步上移至材料主權。這包括建立具國安層級的原物料規格與清單，要求承攬國防標案者具備穿透式供應鏈治理能力，並以軍規高標準，帶動國內材料產業向高階製程升級。 國防自主，不能只停留在研發與組裝的表象，更不能只看交機數字。真正的戰力，是從最源頭的材料主權開始建立。每一顆螺絲、每一批鋼材、每一道製程，都可能在戰時決定生死。 忽視原物料溯源，就是在和平時期透支戰力；重視原物料規範，就是在為未來可能的危機築起鋼鐵般的防線。唯有掌握材料源頭的安全，台灣的國防自主才能從「組裝大國」邁向「戰略強國」，在危機來臨時，盾堅不可摧、劍銳無比。 

針對近日馬防部相關案件，國防部迅速對外宣布拔官處分，強調嚴正軍紀、展現究責決心。然而，從已揭露的資訊與媒體報導來看，此案並非突發個案，而是歷經一段時間累積而成的結構性問題。在此情況下，僅以拔除一名現任幹部作為交代，不僅無法回應社會對真相的期待，更暴露出國防部長期以來「只處理結果、不檢視過程」的問責盲點。 依新聞內容顯示，相關問題早在現任主官上任前即已存在，卻未見國防部清楚說明事件的起始時間點，也未交代在問題發生、延宕乃至擴大期間，歷任指揮職、參謀職與政戰系統主官，是否曾掌握狀況、提出警示或採取必要處置。這樣的懲處方式，形同在輿論壓力下，急於找出一名「可以被看見的責任者」，卻刻意避開對整體指揮與管理體系的全面檢視。 軍隊是一個高度層級分工、責任明確的組織。指揮官負有決策與督導之責，參謀體系負有分析研判與建議責任，政戰系統更肩負掌握人員狀況、預警風險與穩定部隊的關鍵功能。若一個問題能在單位內長時間存在，甚至演變為必須拔官處理的重大事件，顯然不可能只是單一主官的失誤，而是多層級、多任期未能及時發揮功能的結果。 令人擔憂的是，國防部若持續以「止血式」懲處回應爭議，卻不回頭檢討制度與管理流程，將對國軍內部文化造成長遠傷害。當官兵看到，歷任高層可以全身而退，最終卻由某一人概括承受所有責任，只會助長保守、噤聲與避責的風氣。長此以往，沒有人敢提早揭露問題，更沒有人願意承擔改革風險，真正的問題反而被埋得更深。 國防改革的核心，從來不只是懲處個人，而是建立一套能夠「及早發現、即時修正、責任分明」的治理機制。對於馬防部事件，國防部真正該做的，不是止於拔官交代，而是回到事件源頭，全面檢視自問題發生至今，所有相關指揮職、參謀職與政戰主官是否有失職、怠惰或制度失靈之處，並對外清楚說明。 否則，今天是馬防部，明天可能換成其他單位；今日被推上前線承擔的，是某一位主官，明日也可能是另一個「被選中的人」。如果問責文化仍停留在找待罪羔羊，而非正視結構性問題，那麼真正需要被改革的，恐怕正是國防部自己。

馬祖防衛指揮部近日爆發多名官兵出租金融帳戶供詐騙集團使用，涉案人數超過一個連級，時間更綿延近兩年。這不僅是一起單純的軍紀案件，更是一面照妖鏡，映照出國軍在內控、保防與紀律教育上的結構性問題。國防部迅速調職馬防部指揮官劉慎謨中將，外界普遍解讀為高層急於止血、展現究責態度。然而，隨著案情逐步曝光，另一個更令人不安的問題浮現：軍中長年負責保防與軍紀教育的政戰系統，為何至今彷彿「置身事外」？依檢警初步偵辦，涉案官兵疑因每月三、五千元的金錢利誘，出借帳戶給不法人士，甚至在同袍間相互介紹，逐漸形成「部隊內循環」。如此規模、如此長時間的違法行為，竟能在偏遠外島持續發生，顯示問題恐怕不只是個人操守，而是制度性的失靈。眾所周知，官兵財務異常、交友情形、接觸可疑對象，本就屬於政戰與保防體系應高度關注的風險指標。若相關預警機制真有落實，是否不該等到檢警介入、社會譁然，問題才一次爆開？指揮官固然負有統御責任，但系統若未能及早示警，只換一個人，真的能治本嗎？更值得深思的是，政戰教育多年來被批評流於形式，法紀宣導成了例行公事，卻難以讓基層官兵真正理解違法的實際風險與後果。此次案件正說明，當紀律教育失去現實感，防線便會一點一滴鬆動。國防部目前僅以「靜待調查結果」回應政戰系統是否需要究責，態度顯得保留。對照指揮官第一時間被拔官，兩者之間的落差，難免引發外界質疑：究竟是全面檢討，還是選擇性承擔？馬祖涉詐案的影響，早已超越司法層次。它關乎國軍形象、軍紀文化，更牽動社會對國安治理的信任。如果最終只以人事調整草草收場，卻未清楚交代政戰與保防體系的責任歸屬與改革方向，恐怕難以服眾，也可能讓基層官兵對紀律標準產生混淆。調查仍在進行，但社會期待的，不只是「等結果」，而是一個清楚的態度：國軍是否願意正視制度漏洞，讓該負責的單位一併面對？政戰與保防若真是軍紀的最後防線，就不該在風暴中成為最安靜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