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榮捷

投書反毒靠政策，選戰靠讀心？蔣萬安與殷瑋的推論跳了幾步

反毒靠政策，選戰靠讀心？蔣萬安與殷瑋的推論跳了幾步文／蔡榮捷看到蔣萬安與殷瑋追打沈伯洋的毒品論述，我最在意的是：兩位有責任向市民說清楚政策的公職人員，為什麼把可以查證的公共議題，講成無從驗證的心理測驗？殷瑋根據沈伯洋過去文章的一段條件句，認定他心中比較傾向毒品除罪化。問題就在這裡：一句提出較溫和方案的話，究竟能不能證明作者心中最想採取的政策？一、提出替代方案，不能直接證明內心偏好假設有人說：「如果你覺得全面廢除考試太激進，那至少可以減少考試次數。」我們可以追問，他為什麼把廢除考試列入討論，也可以要求他說明減少考試的理由。但光憑這句話，無法斷定他最希望全面廢除考試。這種表述可能出於妥協，也可能是為了向立場不同的人提出可接受的方案。要判斷作者支持什麼，必須看全文及其他明確表態。殷瑋卻把這段推論省略了，直接宣布對方的「內心傾向」。這個結論比證據走得更遠。更麻煩的是，當指控轉向內心，當事人的任何回答都可能被說成掩飾。如此一來，指控者便不必提出足以推翻或驗證的證據。政治攻防只剩一句：你怎麼說都沒用，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二、舊文可以檢驗，但不能替它補寫政見沈伯洋的舊文並非毫無爭議。2014年那篇文章批評以懲罰為主的毒品政策，對協助使用者的方向給予肯定，也提出由社區中心提供物質與清潔針具、結合社工的構想。這些文字具有政策倡議的成分，不能一律用「只是研究」帶過。原文沒有明寫美沙冬，也應由沈伯洋說明當時指的是什麼。但合理追問有其界線。蔣萬安10月4日直接問沈伯洋要在哪裡設置發放毒品的社區中心，等於在問題裡先塞進一個尚待證明的前提：沈伯洋現在準備推動這項措施。十二年前的倡議與今天的政見，必須分別查證。若要指控沈伯洋現在打算在社區發放毒品，就應拿出目前的政策文件或明確承諾。把舊文改寫成現行計畫，再要求對方交代地點，已經超出文本檢驗的範圍。沈伯洋10月6日公開表示：「我不主張毒品除罪化。」這項表態無法自動消除舊文的疑問，卻是判斷他目前立場必須納入的證據。蔣萬安與殷瑋若仍有質疑，就應指出具體矛盾，不能繼續用內心揣測代替論證。三、支持減害，就有責任把界線講清楚蔣萬安表示，自己支持美沙冬與清潔針具政策。既然如此，他就應該知道，反毒工作包含醫療處遇，不能只靠「提供毒品」幾個字製造恐懼。疾管署將替代治療與清潔針具列入藥癮愛滋減害措施。美沙冬屬於第二級管制藥品，在醫療監督下用於鴉片類藥癮治療。這些措施有明確的醫療目的與執行條件。當然，這不能反過來證明沈伯洋舊文所指的必然就是美沙冬。正因為不同措施有不同界線，辯論才應問清楚：提供的是什麼？由誰管理？適用哪些對象？殷瑋若認為沈伯洋混淆概念，就逐項指出混淆之處。蔣萬安若認為某種方案不可行，就說明風險。把不同措施壓成一句「社區發毒品」，方便選戰傳播，卻讓市民更難理解政策。四、研考會主委應拿出分析，市長應交代成效殷瑋擔任研考會主委，市民有理由期待他能區分證據與推測。辯論技巧再熟練，也不能讓缺少前提的結論變得可靠。蔣萬安則應說明台北市的防毒工作到底改善了什麼。查獲案件增加，可能反映執法更積極，也可能與毒品流通變化有關；單靠數量，無法直接證明防毒成效。戒治後是否持續接受治療、校園介入有沒有減少傷害，都值得市府交代。我曾任國小校長，知道保護學生需要具體作法。拿孩子的安全當攻擊口號很容易，讓需要協助的學生願意求助，才是學校每天要面對的難題。沈伯洋有責任解釋舊文。蔣萬安與殷瑋同樣有責任證明自己的指控。舊文哪一句有問題，就指出哪一句；現行政見哪一項有風險，就檢驗哪一項。至於沈伯洋心裡想什麼，殷瑋的推測不能當成證據。作者：蔡榮捷中社顧問；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二水教會長老[email protected]

投書「前綠營」為什麼比藍營更好用？從美國政治極化看沈富雄、郭正亮現象

「前綠營」為什麼比藍營更好用？從美國政治極化看沈富雄、郭正亮現象文/蔡榮捷 美國政治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2024年總統大選期間，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身旁出現共和黨前眾議員Liz Cheney；川普這一邊，則有曾參加民主黨總統初選的Tulsi Gabbard，以及出身民主黨政治世家的Robert F. Kennedy Jr.。 兩邊其實都懂一個政治傳播的道理：自己人替自己說話，很正常；對方陣營走出來的人替你說話，新聞效果完全不同。 這也讓我想到台灣政論節目裡一個長期存在的有趣稱呼：「綠營大老」。 沈富雄2007年已經退出民進黨，郭正亮2023年也離開民進黨。可是多年來，只要兩人在政論節目批評民進黨，新聞標題仍經常提醒觀眾他們過去的政治身分。 為什麼？ 答案可能不在沈富雄、郭正亮，而在我們的媒體與日益對立的政治環境。 一、當政黨認同變成「你是哪一種人」 美國今天的政治對立，早已超過稅率、健保、移民、外交等政策爭論。 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4年總統大選前調查發現，86%的登記選民認為川普與賀錦麗的支持者對國家重要議題連「基本事實」都無法取得共識。 共和黨及共和黨傾向選民有85%這樣認為，民主黨陣營則是86%。 這是一個令人警惕的數字。 民主政治本來容許人們對同一件事情提出不同價值判斷。加稅好不好？政府要不要擴大社會福利？移民政策應該寬還是嚴？這些都可以爭論。 可是如果兩群人連「發生了什麼事」都沒有共同認知，民主政治的討論基礎就開始鬆動。 史丹佛大學政治傳播學者Shanto Iyengar等人把另一種現象稱為「情感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簡單說，分歧已經從「我不同意你的政策」，慢慢走向「我不喜歡你們這群人」。 民主黨與共和黨逐漸成為社會身分。 政治於是進入生活。 二、連看的新聞都不一樣 政治極化之後，下一步就是媒體分眾。 Pew在2025年調查美國30個主要新聞來源，結果非常清楚。 民主黨及民主黨傾向者有58%信任CNN；共和黨這邊，58%反而不信任CNN。 Fox News剛好相反。56%的共和黨人信任Fox News，64%的民主黨人不信任它。 更值得注意的是閱聽習慣。 57%的共和黨人固定從Fox News取得新聞，遠高於其他媒體；民主黨人的新聞來源則比較分散，CNN、NBC、ABC都有接近一半的人固定收看。 同一個美國，兩群人每天接觸的政治世界已經很不一樣。 2026年Pew進一步分析不同政治類型的閱聽習慣，差距更加明顯。部分最保守群體固定收看Fox News的比例達到七成以上，某些偏左群體則只有個位數。 所以今天美國的政治問題，已經不能只用「民主黨對共和黨」理解。 兩邊還生活在不同的媒體環境。 三、這時候，「以前是對方的人」就變得很好用 這就可以理解2024年美國大選一個很有意思的畫面。 共和黨前眾議員Liz Cheney公開支持賀錦麗。 她沒有因此變成自由派，也沒有否定自己過去的保守派立場。她主要針對川普以及民主制度提出批評。 川普陣營也懂同樣的道理。 Tulsi Gabbard曾經是民主黨籍聯邦眾議員，還參加過2020年民主黨總統初選，後來卻成為川普的重要支持者。 Robert F. Kennedy Jr.更具有象徵性。 他的伯父是民主黨總統甘迺迪，父親Robert F. Kennedy則曾任司法部長、聯邦參議員，也曾投入民主黨總統初選。RFK Jr.最後離開民主黨，以獨立候選人參選，後來停止競選並支持川普。 這些人的政治價值在哪裡？ 就在一句話： 「我以前就是那邊的人。」 四、但是「叛將」真的帶得動選票嗎？ 答案可能沒有政論節目想像得那麼簡單。 Pew選後使用經投票紀錄驗證的選民資料分析2024年總統大選，95%的共和黨選民仍然投給川普，95%的民主黨選民仍投給賀錦麗。 如果把傾向某一政黨的獨立選民算進來，92%的共和黨陣營投給川普，94%的民主黨陣營投給賀錦麗。 兩邊找了這麼多「對方以前的人」，基本盤還是高度穩定。 這個結果值得台灣注意。 名嘴很紅，不等於可以移動大量選票。 政論節目聲量很大，也不能直接換算成選票。 「前民主黨人支持川普」很好做新聞；「共和黨重量級人物支持賀錦麗」同樣具有話題。 真正走進投票所時，政黨認同仍然非常強。 五、回頭看沈富雄與郭正亮 這時候再看沈富雄、郭正亮，事情就清楚多了。 兩個人都具有貨真價實的民進黨資歷。 沈富雄當過多屆立委，也曾經是民進黨重要政治人物；郭正亮當過立委，也曾擔任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 所以稱兩人為「前民進黨立委」，完全沒有問題。 問題出在「綠營大老」四個字。 沈富雄2007年退出民進黨，至今已經將近二十年。 郭正亮2023年退黨，目前也有自己的媒體事業，政治評論的方向與民進黨之間有很大距離。 可是媒體仍然很喜歡提醒大家他們以前的身分。 「前民進黨立委郭正亮批評……」 「綠營大老沈富雄直言……」 為什麼？ 因為如果標題寫： 「某國民黨人士批評民進黨。」 大家可能連點進去都懶。 可是換成： 「前民進黨立委痛批民進黨。」 新聞立刻有了衝突。 再加一句： 「連綠營大老都看不下去。」 味道又完全不同。 政治身分在這裡產生了「殘值」。 六、「綠營大老」究竟是誰任命的？ 李忠憲教授曾經拿大學教授的tenure來形容這件事情，我覺得很傳神。 教授要取得tenure，要研究、教學、服務，要經過系、院、校各種程序，有些還要外審。 「綠營大老」卻很奇怪。 沒有審查委員會。 沒有聘書。 沒有任期。 也沒有退休制度。 一個人退出民進黨十年、二十年，政治立場已經有相當大的改變，電視字幕仍然可以寫著「綠營大老」。 更妙的是，這個tenure並不是民進黨發的。 是媒體發的。 所以民進黨收不回去。 本人可能也辭不掉。 只要「前綠營」三個字仍然具有收視率，它就會繼續存在。 七、問題可能出在政論節目的生意 我們真正應該關心的，或許已經不是沈富雄、郭正亮到底站在哪裡。 而是媒體為什麼需要他們。 原因並不複雜。 「雙方大致有共識」，很難每天做兩個小時。 「藍綠又翻臉了」，比較容易。 一個學者說：「這個問題資料還不足，需要再研究。」 這句話可能是最負責任的答案，卻很難剪成節目預告。 另一個人拍桌說：「我早就講過了！」 預告就有了。 政治評論久了，也就產生自己的市場規則。 講得準不準是一回事。 講得精不精彩是另一回事。 能不能讓固定觀眾明天晚上再回來，又是另一回事。 於是，過去屬於對方陣營的人，特別具有市場價值。 因為他可以提供一句最好用的話： 「你看，連他們自己人都這樣說。」 八、最該檢驗的是預測紀錄 因此，我反而不贊成把沈富雄、郭正亮簡單稱為「背叛者」。 這種說法沒有太大意義。 人當然可以改變政治立場。 二十歲相信的事情，六十歲不一定還相信；一個人離開政黨，也可能是政黨變了，可能是自己變了，也可能兩邊都變了。 民主社會本來就應該容許這些事情發生。 真正值得檢驗的是另一件事。 十年前你怎麼說？ 今天為什麼改變？ 你判斷事情使用什麼資料？ 你曾經預測過哪些重大政治事件？ 後來結果如何？ 預測錯誤之後，有沒有回頭說明？ 下一次上節目，媒體有沒有提醒觀眾這個人過去的預測紀錄？ 這才是判斷政治評論者公信力比較可靠的方法。 如果一個人預測十次錯了八次，卻因為講話精彩，每天繼續預測第十一次，問題恐怕已經不完全在名嘴本人。 觀眾也應該問問媒體：為什麼一直請他？ 九、台灣不要走到美國今天的位置 美國政治提供台灣最大的警訊，可能也在這裡。 當政黨認同逐漸變成社會身分，人們開始只相信自己陣營的媒體；當兩邊連什麼是事實都無法取得共識，政治辯論就愈來愈困難。 最後，我們看的已經不是證據。 而是先看「誰講的」。 自己人講的，先相信。 對方講的，先懷疑。 如果是「對方以前的人」出來批評對方，那就更有說服力。 政治傳播因此找到了一門很好的生意。 沈富雄可以批評民進黨，郭正亮當然也可以。 國民黨人可以批評國民黨，民進黨人也可以批評民進黨。 真正重要的是，觀眾應該知道這個人今天站在哪裡、根據什麼資料說話，以及過去的判斷紀錄如何。 媒體字幕也可以誠實一點。 一個人二十年前站在哪裡，可以交代。 今天站在哪裡，也應該讓觀眾知道。 否則，「綠營大老」四個字就會變成一件很奇怪的政治商品。 人早已離開了。 標籤還留在攝影棚裡。 作者：蔡榮捷中社顧問；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二水教會長老[email protected]

投書當AI開始替中國建檔：長老教會總會與中會該警醒了

當AI開始替中國建檔：長老教會總會與中會該警醒了 文／蔡榮捷 Anthropic近期公布威脅情報報告，揭露有人利用Claude大量蒐集亞洲宗教領袖資料，對象包括天主教高階神職人員、西藏佛教團體，以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領導人物。 這件事值得長老教會嚴肅看待。 對方蒐集的已經超過姓名、職稱與公開經歷，還包括社群帳號、涉中活動、負面資訊，以及可能成為接觸、施壓或拉攏的「工作抓手」。AI則負責搜尋、翻譯、摘要、分類，把原本散落在新聞、社群網站與公開資料中的資訊，逐漸拼成一個人的完整輪廓。 過去需要一群情報人員長期進行的工作，現在少數人加上AI就可以完成。 問題是：為什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值得研究？ 一、長老教會具有特殊的政治指標性 北京關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其實不難理解。 長老教會在台灣民主化、人權運動、本土文化與台灣前途議題上，都留下清楚的歷史足跡。從1970年代以來一系列重要聲明，到後來對台灣主權、民主與國際參與的公開立場，長老教會早已超越一般宗教團體的社會角色。 它還擁有深入地方社會的組織網絡。 從堂會、小會、中會到總會，再延伸到醫院、學校、神學院、基金會及社福機構，一位牧師可能是地方意見領袖，一位長老可能同時是企業家、醫院董事、學校董事或地方政治人物的重要友人。 如果把這些人的職務、政治態度、兩岸交流、人際網絡與利益關係一一建檔，最後得到的就不只是幾百份人物資料，而是一張長老教會的權力與人際關係圖。 這才是問題所在。 二、教會愈世俗化，利益關係愈值得檢視 長老教會另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是多年來逐漸加深的世俗化。 教會規模愈大，所掌握的資產、醫療、教育及社會資源愈多，與政治、企業及地方權力的接觸自然增加。 牧師與長老手上有時握有的已經不只是牧養與信仰事務，也涉及董事席次、人事安排、機構治理、工程採購、企業合作及龐大資源。 當信仰、權力與利益逐漸交錯，外部勢力自然會想知道：誰有影響力？誰跟誰關係密切？誰掌握資源？誰可以影響董事會？誰與中國有生意往來？誰曾接受招待或邀請？ 這些在教會裡看似零碎的資訊，放進情報分析系統之後，意義完全不同。 因此，教會談世俗化，不能只停留在信徒有沒有讀聖經、牧師講道是否屬靈。權力與利益進入教會之後，有沒有足夠的制度加以制衡，同樣是信仰問題。 三、接納所有人，不代表組織不需要防線 基督教強調接納。教會的大門本來就不應只為某一種階級、政治立場或社會身分的人打開。 這是基督教珍貴的信仰精神。 然而，接納一個人進入教會，與把教會權力交給一個人，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長老教會現行制度對會員、執事與長老仍設有一定程序與資格。真正需要檢討的是，這些制度在今天究竟還剩下多少實質功能？ 一個人在地方上有名望、有錢、有企業、有社會關係，也願意大量奉獻，教會是否因此降低了對其信仰生活、利益關係及公共行為的檢視？ 宗教團體容易受到滲透，其中一個原因正是「信任」。 企業合作會做盡職調查，金融機構有洗錢防制，政府機關有機密分級；教會卻習慣從相信人、接納人開始。 信任是教會不可失去的價值，制度卻不能建立在「大家都是主內兄弟姊妹，所以不必查」的假設上。 四、真正的風險可能在中會 長老教會採小會、中會、總會的代議制度。分權使單一人物很難直接控制整個教會，卻也形成大量接觸節點。 外部勢力根本不需要控制總會。 只要長期辨識地方上的關鍵人物，逐漸掌握牧師、長老、中委、議長、機構董事及企業人士之間的關係，就可能建立一套非正式的影響網絡。 中會尤其值得注意。 牧師調動、教會紛爭、地方人脈、機構董事推薦及堂會關係，大量集中在中會層級。哪些人有影響力、哪些人掌握資源、誰與誰關係密切，教會內部的人可能習以為常，對外部情報分析而言卻極有價值。 總會談中國統戰已經很多年，現在更應回頭問一句：我們對自己的中會與機構了解多少？ 五、去過中國不等於被統戰 面對這項警訊，也必須避免另一個危險：獵巫。 某位牧師去過中國，不能據此認定被統戰；某位長老在中國經商，也不能直接推論有政治問題；神學立場、統獨立場與自己不同，更不能成為懷疑一個人的理由。 真正應該查核的是具體紀錄。 誰邀請？誰接待？旅費誰支付？接觸哪些中國官方、宗教或企業人士？有沒有接受招待、禮物、顧問職、投資或其他利益？回台之後是否繼續保持特殊合作關係？ 有紀錄，才不會靠猜疑。 總會與中會應建立跨境宗教交流申報及利益衝突揭露制度。這是在保護教會，也是在保護曾經正常前往中國交流的人。 六、教會醫療與中國經商更應重新盤點 長老教會還有一個不能迴避的領域，就是醫療與教育機構。 包括彰化基督教醫院等大型教會醫療體系，過去都曾經前往中國尋求醫療合作或發展機會。 目前沒有證據可以把這些醫療合作與Anthropic揭露的人物建檔直接連結，不能任意畫上等號。 然而，這次事件已經提供充分理由，讓教會重新檢視過去十餘年的中國交流。 當醫療、商業、教會職務與兩岸人脈集中在同一批人身上，總會至少應該知道其中有哪些合作關係與利益往來。 這是治理的基本功。 七、別人已經開始研究我們了 Anthropic這份報告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AI已經大幅降低情報蒐集的成本。 Facebook、Threads、LinkedIn上的公開發言，教會公報、董事名單、新聞報導、交流活動與個人經歷，都可以被迅速搜尋、翻譯、比對及分類。 今天建立的已經不是傳統的一張「黑名單」，而可能是一套持續更新的人物資料庫與關係網絡。 長老教會手中同樣掌握大量敏感資訊，包括會員名冊、地址電話、家庭關係、奉獻紀錄、牧養資料、人事資料及機構董事資料。總會與中會若還把資訊安全理解成防毒軟體與密碼管理，顯然已經不夠。 耶穌差遣門徒時提醒：「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 馴良不能變成毫無警覺。 長老教會曾經在威權年代對抗國家權力，也因長期參與民主、人權及台灣公共事務，成為台灣極具政治指標性的宗教團體。今天面對的手法已經改變。宗教交流、醫療合作、學術活動、企業往來與私人交誼，都可能成為接觸管道，AI又讓人物分析變得更快、更細。 總會與中會現在該做的，是把自己的門窗重新檢查一次。 交流留下紀錄，利益必須揭露，敏感資料做好分級，重要職務建立利益衝突規範。對人仍然保持信任，對制度則不能天真。 因為別人已經開始研究我們了。 長老教會也該開始真正了解自己。 作者：蔡榮捷中社顧問；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二水教會長老[email protected]

投書一場頒獎典禮，足以證明教育部失去教師信任嗎？

一場頒獎典禮，足以證明教育部失去教師信任嗎？文/蔡榮捷教師節前夕，教育現場的焦慮再次成為話題。有人從教育部長鄭英耀未出席SUPER教師獎頒獎典禮、國教署長彭富源公布手機號碼，以及教育部敬師微電影《一百分的形狀》引發爭議，得出「教育部失去教師信任」的結論。 教師對校事會議、行政負擔、管教界線及缺師問題的不滿，教育部確實應該正視。但一場頒獎典禮、一支手機號碼、一部宣傳影片，是否足以承載「教育部失去教師信任」這麼大的結論？恐怕還需要更多事實與數據。 一、部長缺席一次頒獎典禮，就是不重視教師？ 今年SUPER教師獎頒獎典禮，鄭英耀因參加總統府「全社會防衛韌性國際論壇」未能出席，由國教署長彭富源代表教育部參加。 全社會防衛韌性涉及防災、國家安全、社會應變及跨部會協調，教育體系本來就是其中一環。部長參加總統府層級的跨部會論壇，與「不重視教師」之間，很難建立直接因果關係。 更何況SUPER教師獎涵蓋幼兒園、國小、國中及高中職教師，其中相當部分正屬國教署業務。由國教署長親自出席，行政層級並不低，也符合業務分工。 如果每一場教育活動都以「部長是否親自出席」作為重視與否的指標，那麼部長恐怕每天都得奔波於典禮、頒獎、研討會與各種紀念活動。首長真正應該接受檢驗的，還是政策有沒有推進、問題有沒有處理。 二、把教育議題全部「劍指部長」，容易模糊問題焦點 近期引發教師討論的校事會議、教師管教、代理教師、缺師等問題，大多集中在國民教育與高中教育階段，也正是國教署的重要業務範圍。 因此，國教署長站在第一線回應，本來就是行政責任。 公共議題若進入政治攻防，直接指向教育部長，新聞效果當然最大。然而，把所有問題集中在一位部長身上，未必有助於問題解決。 教育治理是一個龐大的行政體系。中央有教育部與國教署，地方還有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學校則有校長、行政團隊、教師評審委員會及各種法定程序。教師聘任尤其具有明確的中央與地方權責分工。 把複雜的制度問題濃縮成「部長重不重視老師」，容易得到一句漂亮的批判，卻可能離問題的解方更遠。 三、公布手機號碼，為何只能解讀成「姿態」？ 國教署長彭富源在SUPER教師獎場合公開手機號碼，表示教師有需要可以直接聯絡他。有人認為這只是「低成本姿態」。 我倒認為，可以先給這項作法一個公平的評價。 一位中央教育行政首長願意公開私人聯絡管道，直接面對第一線教師，至少表達了願意傾聽的態度。真正應該追問的是：電話有人打之後，有沒有接？問題有沒有紀錄？陳情能不能進入行政系統？最後有沒有形成政策修正？ 如果公布電話後沒有下文，當然可以批評作秀；如果第一線教師因此多了一條直接反映問題的管道，又何必先把它定性成政治姿態？ 教育行政需要制度，也需要願意聽現場說話的人。 四、《一百分的形狀》有疏失，不等於教育政策一無是處 教育部敬師微電影《一百分的形狀》引發教師反彈，確實值得檢討。 影片中的師生互動，放在目前校事會議與性平制度高度敏感的環境下，確實可能讓第一線教師感到不安。主管機關要求教師謹守專業界線，自己製作的影片更應充分理解現場風險。 這部分教育部沒有必要迴避。 可是，一部宣傳影片拍得不夠周延，與整個教育政策失敗仍是兩件事。批評應該對準問題：影片製作有沒有充分諮詢第一線教師？現行師生互動規範是否清楚？教師為何如此害怕申訴與調查？ 這些問題比嘲諷一部影片更值得追究。 五、校事會議爭議存在，制度也已開始修正 教師對校事會議最深的恐懼，在於濫訴、調查時間過長及程序壓力。這些聲音不能被忽略。 但今年教育部已修正相關辦法，包括刪除匿名檢舉、增加案件受理審查、區分一般懲處與教師法不適任案件、增加輔佐制度及強化程序保障。 改革夠不夠？可以繼續討論。 執行有沒有新的問題？也應持續檢驗。 但如果教育部已經修法，社會評論仍停留在「教育部只會拍影片、做姿態」，同樣無助於公共討論。 六、教師荒是警訊，也是一個長期結構問題 教師短缺值得高度重視，但今天的教師荒也不可能由一、兩任教育部長突然製造出來。 一位年輕人從決定接受師資培育，到修課、實習、教師資格考試、甄試，再進入學校，本來就是漫長歷程。另一方面，少子化、教師退休、人口移動、偏鄉問題、不同科目供需、代理教師制度及年輕世代的職涯選擇，都在改變教師人力市場。 OECD與UNESCO近年的資料也顯示，教師短缺並非台灣獨有。許多先進國家同樣面對教師老化、工作負荷增加、職業吸引力下降與師資補充困難。 少子化、單親與多元家庭增加、所得差距、弱勢學生照顧、家長教育觀念分歧，也都是各國教育體系共同面對的課題。 這些問題不能用一句「世風日下」解釋，也不能全部歸因於某一位部長。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問題往往經過長時間的量變與質變才浮現，改革自然也需要時間。 七、台灣教育有問題，但「崩潰」並不是完整的事實 我們可以批評台灣教育，卻也應該看看國際比較。 PISA 2022結果顯示，台灣學生在數學、閱讀與科學表現均高於OECD平均，其中數學高成就學生比例尤其突出。在疫情造成許多國家學習成績下降期間，台灣仍維持相當穩定的學習成果。 當然，PISA也揭露台灣教育的另一面，包括社經背景造成的學習差距等問題。 所以台灣教育既不是一片大好，也沒有全面崩潰。 教育政策最怕兩種極端：一種是拿漂亮數據掩蓋第一線問題；另一種則是不斷用「教育崩潰」、「教師逃亡」、「沒有人要當老師」描述整個教育體系。 兩者都可能讓我們看不清問題。 八、可以批評教育部，也應該給改革必要的時間 教師需要安全的教學環境、合理的行政負擔、清楚的管教界線，也需要一套不讓濫訴輕易拖垮教師的申訴與調查制度。這些要求都有其正當性。 教育部則有責任提出改革時程，公布數據，接受社會檢驗。 但教育改革很少能在一紙公文發布後立即完成。師資培育需要時間，法規調整需要磨合，中央與地方權責需要協調，教師、家長與學生之間的權利界線更需要社會長期對話。 我們可以要求教育部快一點，也可以要求它做得更好。但對教育問題的診斷仍應建立在事實、制度與長期資料上。 部長少參加一場頒獎典禮，不足以證明不重視教師；署長公布手機號碼，也不必急著解讀為作秀；一部微電影出了問題，更不能代表整個教育體系失靈。 教師的信任很重要。 要判斷教育部究竟有沒有失去教師信任，應該看教師工作環境有沒有改善、申訴制度是否合理、行政負擔是否下降、缺師問題是否緩解，以及第一線的聲音有沒有進入政策。 這些，才是教育部真正應該接受檢驗的地方。 作者：蔡榮捷中社顧問；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二水教會長老[email protected]

投書誰在幫他逃？從張俊傑接應鏈看台灣國安最危險的破口

誰在幫他逃？從張俊傑接應鏈看台灣國安最危險的破口 文/蔡榮捷 張俊傑剪斷電子手鐶逃亡之後，事情愈來愈不尋常。 一個遭法院裁定一千萬元交保、限制出境並接受科技監控的人，破壞電子手鐶後失去蹤影。接著檢警查到，他逃亡當天曾與立委高金素梅辦公室一名陳姓助理接觸；另有周姓男子涉嫌提供交通工具；張俊傑南下抵達高雄後，又有另一名陳姓男子涉嫌接應。 如果只有一個人剪斷電子手鐶逃跑，這是一樁棄保潛逃案。 現在浮現的問題卻是：誰在幫他逃？ 一、從貪污案一路查到國安案 事情必須從司法已經確認的事實說起。 台北地檢署今年6月依貪污等罪起訴高金素梅、張俊傑等24人。檢方指控高金素梅涉嫌詐領公費助理薪資等超過787萬元；張俊傑除被控共同涉及助理補助費案件，也被控利用多族群協會詐領政府機關及國營事業補助款超過933萬元。檢方分別對高金素梅、張俊傑求刑12年6月以上及16年以上。 以上都是檢方指控，最後是否有罪，仍須法院審理。 然而，事情後來出現另一條更敏感的國安線。 台灣高檢署9月表示，張俊傑等人涉嫌「收受中國資金，在台發展組織」，涉嫌違反《國家安全法》。高金素梅兩名公費助理林怡君、陳智葟也因相關案件遭高院裁定羈押禁見兩個月。法院認為兩人涉及五年以上重罪，且有逃亡、串證、滅證之虞。 這時，問題已經超出一般的助理費或補助款案件。 它碰到了國家安全。 二、一條愈拉愈長的逃亡接應線 張俊傑原先遭羈押，案件移審後以身體因素聲請交保，法院裁定一千萬元交保，並限制出境、接受電子手鐶科技監控。 9月6日，電子手鐶發出警示。司法警察前往拘提未果，後來找到的電子手鐶已遭破壞丟棄。 張俊傑不見了。 北院隨即發布通緝。 檢警往下追，事情開始出現一連串的人。 第一個是高金素梅辦公室陳姓助理。檢方查出張俊傑逃亡當天曾與他接觸，搜索相關處所及立法院辦公室後，陳姓助理經訊問以5萬元交保並限制住居。 第二個是周姓男子。檢警認為他涉嫌提供交通工具協助張俊傑逃亡，檢方依藏匿人犯等罪偵辦，法院裁定羈押禁見。 第三個又是一名陳姓男子。 檢警追查發現，張俊傑利用相關交通工具抵達高雄後，再由這名男子接應，檢方隨後也以涉嫌藏匿人犯等罪聲請羈押禁見。 這些人彼此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目前仍待司法調查。 但有一個問題已經不能迴避： 這只是朋友臨時幫忙，還是一條具有分工的接應鏈？ 三、請檢調畫出兩張圖 這起案件最後應該畫出兩張圖。 第一張是「中國資金與在台組織圖」。 既然高檢署已經公開指出張俊傑等人涉嫌收受中國資金、在台發展組織，就應查清楚：資金從哪裡來？經過哪些帳戶、協會、公司或個人？哪些人負責接觸中國方面？哪些人負責找人？所謂「發展組織」的成員、目的與分工是什麼？ 第二張是「張俊傑逃亡接應圖」。 破壞電子手鐶之前，他與誰聯絡？誰知道他準備逃亡？誰提供交通工具？誰安排南下？高雄為何有人接應？下一站原本準備去哪裡？有沒有安排其他藏匿地點？最終是否準備離開台灣？ 然後，把兩張圖疊在一起。 這才是整起案件最值得追查的地方。 如果兩張圖毫無關聯，就按照證據各自處理。 如果兩張圖出現人員、金流或通聯上的重疊，案件的國安意義就完全不同。 目前沒有足夠證據可以宣稱存在一套完整的境外逃亡系統，因此不能先下結論。但檢調有責任把這個可能性查清楚。 四、高金素梅是不是「共諜」？不能這樣定罪 這裡必須畫出一條很清楚的界線。 目前沒有法院判決認定高金素梅是「共諜」，也不能因為她的辦公室主任及助理涉入國安案件，就直接認定她本人涉及相同犯罪。 刑事責任必須證據到哪裡，責任才到哪裡。 高金素梅本人是否知悉中國資金？是否參與相關組織運作？辦公室人員的相關活動她知道多少？這些都應由檢調查明、法院認定。 但刑事責任尚未確定，不代表政治責任不能被追問。 當一名立法委員的核心幕僚涉及國安案件，兩名公費助理因涉嫌為中國發展組織遭羈押，而另一名重要幕僚棄保逃亡，社會當然有權要求完整說明。 尤其國會議員及其辦公室可以接觸政府政策、國防外交預算及大量政府資訊，國會安全從來不是私人事務。 五、過去有白色恐怖，不代表今天沒有共諜 高金素梅曾以戒嚴時期「共諜」案件遭政治利用的歷史回應相關爭議。 這個提醒有其歷史背景。 台灣曾經歷白色恐怖，國家安全不能再成為政府打擊異議者的萬用理由。任何人都不能因為親中、反對政府、主張統一，就被當成犯罪嫌疑人。 可是另一個極端同樣危險。 過去曾經製造共諜冤案，不等於今天不存在中共情報活動。 不能因為過去有人被冤枉偷東西，就宣布世界上從此沒有竊盜犯。 民主化後的台灣有法院、有律師、有證據法則、有羈押審查及多級審判。國安案件更應接受嚴格司法檢驗。 該保障的言論自由，一寸不能少。 該調查的境外滲透，一步也不能退。 六、親中、主張統一，都不是犯罪 台灣社會尤其要把這條線講清楚。 人民可以喜歡中國，可以主張兩岸統一，可以批評賴清德，可以反對民進黨，也可以認為台灣應該與中國建立更密切關係。 這些都是政治立場。 國家不能因為一個人的思想而處罰他。 法律要處理的是行為。 有沒有接受中共黨政軍或相關組織的指示？ 有沒有接受資金？ 有沒有替境外勢力在台發展組織？ 有沒有刺探或交付機密？ 有沒有違法介入選舉？ 有沒有在戰時準備成為敵方內應？ 這才是民主國家的國安界線。 七、問題已經超過「兩岸交流」 我們對中共滲透的想像，也應該更新。 情報工作未必像電影裡的間諜，拿著微型相機偷拍軍事文件。 現代統戰及滲透可以藏在正常社會活動裡。 宗教交流、學術交流、地方社團、台商活動、青年交流、退役軍人、宮廟、族群團體，都可能成為接觸管道。 這些交流本身大多合法，也不應污名化。 國安機關真正該看的，是交流背後有沒有指揮關係、異常金流、情報需求及組織任務。 陸委會2025年公布的民調其實反映出台灣社會的警覺。83.7％受訪者不贊成中共「一國兩制」，71.8％不同意「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74.3％贊成「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另有65.5％認為近年中共對台滲透愈來愈嚴重。 這不是少數人的焦慮。 八、最難理解的是：連中華民國都可以不要？ 台灣內部還有一個矛盾值得直視。 有些人在台灣高舉中華民國，面對北京時，卻對中華民國的國格與主權逐步退讓。 問題其實很簡單。 如果兩岸最後依照北京提出的模式完成「統一」，中華民國總統還存在嗎？ 中華民國國軍還存在嗎？ 中華民國憲法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嗎？ 台灣人民還能一人一票選出自己的總統嗎？ 台灣還能決定自己的外交與國防嗎？ 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那麼所謂「統一」究竟保留了多少中華民國？ 主張統一的人當然有發言權，但也應該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條寫得非常清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主權屬於國民，不屬於北京。 九、美國最近為什麼處理伊朗權貴家屬？ 最近美國政府對伊朗政權相關人士採取移民措施，也提供另一個觀察角度。 美國可以容忍激烈的反政府言論，但對非公民的永久居留、入境資格及國家安全審查，本來就有另一套法律規範。 台灣不能照抄美國作法，因為我們現在討論的許多對象是中華民國國民，享有完整憲法權利。 但兩國面對的是同一道民主難題： 自由社會如何避免自己的自由，被敵對威權政權反過來利用？ 答案不應是思想審查。 答案應該是把法律界線訂清楚，把資金查清楚，把組織查清楚。 十、真正危險的，不一定是公開喊統一的人 公開主張統一的人反而容易辨識。 更需要國安機關注意的，是藏在合法制度中的境外力量。 錢從哪裡來？ 誰下指令？ 誰負責找人？ 誰負責建立關係？ 誰傳遞資訊？ 誰安排資源？ 出了事情，誰負責接應？ 張俊傑的逃亡因此格外值得追查。 一個涉嫌收受中國資金、在台發展組織的人，在破壞電子手鐶逃亡之後，沿途又出現多人涉嫌提供交通與接應。 這兩件事究竟只是時間上的巧合，還是背後存在某種關聯？ 現在不能回答。 所以更要查。 十一、台灣不能因為害怕被罵「政治迫害」，就不敢查國安 台灣民主走到今天很不容易。 因此更不能重回思想治罪。 任何人支持中國、支持統一，都不該因此遭到司法追訴。 但民主也不能變成沒有門鎖的房子。 如果有人接受境外敵對勢力資金及指示，在台發展組織，法律就必須介入。 如果有人刺探軍事機密，就必須偵辦。 如果有人準備在戰時充當內應，就必須追查。 如果涉嫌國安案件的人逃亡，又有人一路協助交通、藏匿與接應，更應該查清楚背後有沒有組織。 這與藍綠無關。 任何政黨、任何立委、任何政治人物，都應接受同一套標準。 張俊傑至今仍在逃。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問題依然是那一句： 誰在幫他逃？ 把這些人找出來，把通聯找出來，把金流找出來。 然後把「中國資金與在台組織圖」和「逃亡接應圖」疊在一起。 答案如果證明兩者無關，就依法還相關人士清白。 如果證據最後指向同一張網，台灣面對的就不只是一個逃犯。 那會是一個國家必須正視的國安警訊。 作者：蔡榮捷[email protected]（中社顧問；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二水教會長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