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陽君賢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一、 救災與問責機制失靈導致的人禍：        11月26日香港宏福苑大火事件，截至12月5日已造成超過150人以上傷亡，但被大火摧毀的不僅僅是在火場中罹難港民的生命財產，還有港民對於中共治港的失望。相關事件更持續延燒到後續港府糟糕的危機應對方式及公關危機，並持續在國際社會輿論上引發了對港府施政能力、資訊透明度以及救災政治化與無能化的強烈質疑。        舊區重建、大型維修工程的爭議招標、前科累累的承包奸商以及施工質量、安全標準和政府審批監管失能等等，一直都是港府貪腐和效率低下的重災區。所以，此次火災本身造成大量傷亡，更凸顯港府在危機發生時，政府的跨部門協調能力、決策效率以及對公眾資訊的透明度長期存在嚴重不足以及漏洞，更缺乏有效的獨立問責機制，導致公眾難以信任政府能夠真正公正、徹底地追究責任。引發這場人間悲劇的質疑聲浪，頭號戰犯無疑是治理失靈港府的「人禍」因素導致。 二、逮捕行動顯示維穩優先心態：        諷刺至極的是，除了救災之餘，港府的錦衣衛們也沒閒著，最受矚目的爭議事件當屬香港民眾於網路上自發成立的火災民間關注事件小組成員，竟傳出遭港府國安處「火速」以涉嫌煽動罪名拘捕，就連屯門區前區議員張錦雄也因在個人臉書上轉發相關文章及以同樣罪名遭逮，在輿論中被視為港府在人命關天之際，不專注於救災和問責，反而是選擇「維穩」優先，壓制批評和民間異議的表現。在根本上直接加劇了港民對港府處理危機能力的徹底不信任，更會被視為《港區國安法》和新安全法律環境下，香港公民社會空間持續萎縮的又一例證，進一步影響國際社會對香港自治權的評價與質疑。 三、政治忠誠凌駕人道關懷：        所以在150條以上的人命代表了什麼？在現任特首李家超以及其下眾多港府官員的眼中，不是撫慰火災罹難者家屬的痛苦心靈，也不是感謝消防單位無懼危險的日夜搶救，更不是表態所應擔負的政治責任，而是首先在記者會上展現對習近平的「關心」、港澳辦與中聯辦的「協助」，親自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此舉甚至被許多評論解讀為政治忠誠凌駕於人道關懷之上。在災難發生後，行政長官的首要之務本應是安撫市民、報告救災進度、承諾徹底調查，但優先感謝中央的表態，被批評為將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政治化」，凸顯港府對北京負責，實質優先於對香港市民負責的可悲心態。四、 中共治港體制問題與矛盾        這場危機暴露了「愛國者治港」體制下，港府與北京關係的深層矛盾，港府的管治重心已從「對香港市民的負責」轉向「對中共政權的政治效忠」。李家超作為行政長官的首要職責竟是確認「中央的領導和關愛」，而非直接對在災難中受苦的市民負責。 當民生和安全問題被政治表態所取代，港府將難以在市民中建立真正的合法性與信任，當「維穩」壓倒一切，這種將公共安全問題轉化為政治安全問題的思維，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反而會積累社會不滿，使社會矛盾隱藏在表面平靜之下，社會不滿將持續累積潛藏，市民的不滿情緒將轉為更深層次的犬儒主義和政治冷感，或以其他方式（如：移民）表達。 港府在危機中更加依賴中央的支援和指導，更進一步強化「愛國者治港」體制下的公共中央主導模式，香港的治理風格將更趨向內地化以及「維穩」優先的模式，原本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亦將在大火中吞噬殆盡，其「自由港」實際上已盪然無存。 

撰稿：高陽君賢一、 後疫情時代和全球政治經濟變局下的移民困境：        近日，一張由網友製作的「各國移民難度排行榜」趣味圖表在網上廣泛傳播，不僅將多國移民門檻劃分為五個等級，各階級名稱亦略帶有嘲諷意味從「地獄模式」到「簡單模式」，幽默卻又不失精準地反映了當前全球人才和資本流動的現實格局，同時也反映了後疫情時代和全球政治經濟變局下，民眾對於資產配置和人身自由的深層焦慮。        圖中所謂的「難度」不僅是法規難度，更包含了生活成本、文化融入、語言障礙、以及社會福利的隱性成本。例如，「地獄模式」反映的是政治與國境的不可逆；「超難模式」反映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對高價值人才的極度渴求；而「簡單模式」則揭示了南歐國家（如葡萄牙、希臘）面臨財政壓力時，願意透過「黃金簽證」吸引外來資金的現實。這是一場全球國家間的人才與資本爭奪戰，而移民者則在尋求一個「難度」與「回報」最平衡的落腳點。        這份「排行榜」雖然並非官方數據，但其分類邏輯深刻地反映了當今世界各國對於移民的功能性需求：從政治穩定需求（如地獄模式），到經濟貢獻需求（如超難模式），再到人力資源補充需求（如略難模式）。對於有意離鄉的人們而言，這張圖表已成為衡量自由、財富與風險的一把非正式標尺。 二、 「地獄模式」直指極權中國大陸共產政權        觀察這份榜單之中的最高難度等級—「地獄模式」直指中國和朝鮮，其中的註解更指向前揭國家國境的極端不可逆性，並且強調高壓政治環境以及獨裁及全治理下的移民遷徙自由大大受限。        以中國大陸言，不僅移民難度高且面臨多重困境，其中主要原因包括：移民政策不完善且門檻高致人才外流、社會主義式極權政體對於社會監控、言論自由、思想箝制以及網路使用自由度施加極大的限制與禁止事項、政治制度緊箍咒加深了民眾的不安全感以及剝奪感...等等社會不平等、不透明以及不民主問題，直接加劇了移民程序困難、心理層面的抗拒、經濟與未來發展複雜性與不確定性。三、 中國大陸的高失業率及悲觀的未來前景        而在中國大陸經濟持續下行、高失業率、高齡化少子化以及各行各業內捲風氣盛行影響下，導致大部分年輕人對未來感到悲觀，不僅許多人選擇「躺平」、「擺爛」或者乾脆的「逃離」移民海外。        中國大陸的人民(尤其年輕人及其家長)或將移民海外視為擺脫不確定性與國內悲觀不明朗未來的選項之一，部分高淨值人士及中產階層人士選擇西方歐美國家作為移出目的地，除了經濟考量外，更多的是為了尋求更好的教育、財產安全和退休保障，以及擺脫盤據於其頭頂上的中共政權「天眼」，畢竟「老大哥」永遠都在盯著你/妳的一舉一動，不論現實世界中，抑或是網路世界中...。       而另一方面，經濟能力相對較不富裕的人民，如：沿海地區、福建廣東等省分人民則選擇以偷渡、虛偽結婚等方式前往鄰近周邊國家，其中風險相對提高。而如若探究以上種種移民原因，其中的深層動機，即是為了遠離中共極權政治體制的不確定性和控制，追求「自由與尊嚴」，這或許才是所謂「地獄模式」真正代表涵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