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陽君賢 | 關於作者 | Newtalk新聞

撰文：高陽君賢近年來，關於中共前外事辦主任、前外交部長楊潔篪妻女在美資產及可能遭遣返的傳聞在網路上盛傳，儘管官方對此類消息嚴格封鎖，但此地無銀三百兩，這類傳聞之所以能引發巨大共鳴，卻實實在在地反映了美中對抗下，中共高層「批美是粗活，反美是整活；留美是生活，讚美是絕活」的矛盾現狀。一、美中不太足：美中關係持續緊張下的反制措施自 2021 年阿拉斯加會談以來，美中關係從競爭轉向全方位的制度對抗。在這種大環境下，高官家屬在美的安全與身分問題，已成為政治角力的籌碼。美國政府近年加強了對中共黨員及其家屬的簽證審查，針對涉及人權迫害或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的官員，美方多次祭出制裁名單，凍結其在美資產。傳聞中楊潔篪的女兒楊家樂（Alice Yang）曾就讀耶魯大學，並在美持有房產，在美方眼中，這些高官子女不僅是情報監控的潛在對象，更是對北京施壓的軟肋，若發生高官家屬被遣返，其中所釋放的政治訊號通常象徵兩國外交徹底破裂。這類舉措對中共官場具有極大的震懾力，迫使官員在「對黨忠誠」與「保全家產」之間做出生死抉擇。二、口嫌體正直：諷刺的中共「裸官」文化楊潔篪在鏡頭前強硬表示「中國人不吃這一套」，轉過身家屬卻定居美國，這正是典型的口嫌體正直「裸官」形象。所謂「裸官」即指配偶和子女均在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國國籍，自己隻身一人在國內擔任公職的官員。中共官場鬥爭激烈，移民海外是為了在政治失勢時能有退路所保留的安全避風港，加上透過海外家屬亦可將見不得光的非法所得，透過跨境洗錢方式轉移至西方國家，轉變成為不受中共監管的世襲財富。儘管口頭抨擊西方價值觀，但連這些掌握中國國家最高機密的高官們，都不怎麼相信自己的國家體制能提供長久的安全，這群口口聲聲要「平視世界」的中共高層決策者，其家族根基卻深植於他們口中「沒落的西方」，這種「離心力」才是中共體制與大內、外宣最大的諷刺處。三、伴君如伴虎：昔日戰狼變今日戰犯楊潔篪從早期的「老虎楊」（Tiger Yang）到後期的戰狼領袖，其轉變反映了中共外交官的生存困境。楊潔篪在阿拉斯加的長篇大論，被廣泛認為是「內銷」表演，目的是向習近平展示忠誠。然而，過度的戰狼姿態雖然贏得了國內小粉紅的喝采，卻徹底摧毀了其長年經營的美國人脈。在習主席「敢於鬥爭」的指導下，傳統的職業外交官必須變身為鬥士。然而，對於楊潔篪這類級別的官員，家屬若真被美國遣返，回國後往往面臨的不是英雄式歡迎，而是中紀委的嚴格審查，以及成為政敵絕佳批鬥題材，加上如若美中關係失控，這些曾經的「外交功臣」、「戰狼發言人」、「戰狼小姐姐」等，則隨時可能成為對外關係及外交政策失敗的「替罪羔羊」。

撰文：高陽君賢隨著全球地緣政治局勢日益嚴峻，資訊安全儼然已提升至國家安全戰略最前緣之層次。而日本政府就在近期宣布，將於2027年夏季起，正式要求地方政府在進行資訊技術（IT）採購時，必須選擇經過特定資安認證的設備。此舉不僅是為了修補長期以來地方政府在資安防護上的漏洞，更被外界普遍解讀為日本在經濟安全保障政策下，針對中國大陸製電訊設備與資訊產品所下達的「實質禁令」；而日本限制地方政府IT採購須認證、排除中國大陸製設備之舉措，表面上是資安政策，實際上卻是地緣政治與國際關係博弈的延伸，此舉除了將重塑日本地方政府的長期以往的IT採購模式外，更將改變中日科技競合格局。 一、當斬立決：日本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全面封殺日本政府對中國資訊設備的排除行動，呈現出一種由核心向邊緣擴散的「堅決態勢」。(一)自中央至地方無一例外：日本中央政府早在2018年便已參照美國的方針，基於國安考慮，實質上將華為（Huawei）與中興通訊（ZTE）排除在政府採購清單之外。然而，當時這項限制主要針對涉及國防上較為敏感的自衛隊裝備設備，以及中央省廳的敏感設備等，因地方政府（都道府縣、市町村）因行政自治權，在採購規範上也存在相對寬鬆的灰色地帶，而這也成為日本整體資安防線上的相對弱點。根據 2026 年 4 月最新的政策動向，日本政府預計於今年 6 月修訂相關規定，將採購限制正式延伸至全日本所有地方政府，以斬立決的態度貫徹到底。(二)兩大核心「資安認證」機制下的實質排除：由於日本目前的兩大主流資安認證體系 JC-STAR（日本網路安全防禦能力評鑑標準）以及 ISMAP（政府資訊系統安全管理框架）尚未（且極大可能不會）給予中國製設備相關認證，日本政府即可透過「認證門檻」，而非直接指名道姓的方式實施「實質排除」。這意味著到2027年，從地方公務用的網路路由器到雲端服務等，以及當地電腦、伺服器，凡是無法取得信任標籤及經過政府相關機構認證的中國大陸生產製造之設備，都必須在設備更新時被徹底汰除更新，達成從中央到地方的資安連鎖縱深防禦體系。二、 防不勝防：來自中共無孔不入的監控與竊密行為日本此番大動作的背後，是對於中共長期以往的慣用手段，即對於「隱性後門」與「供應鏈攻擊」的深刻焦慮。近年來，國際情勢顯示中共的監控與竊密行為早已超越傳統間諜戰，轉化為無孔不入的數位滲透。就總體國家安全戰略安全考量上而言，中共在東亞的軍事與科技影響力亦日增，日本擔憂資訊基礎設施將成為(或許早就)滲透管道熱點，因此透過更嚴格的制度性排除來降低風險。(一)隱藏在硬體中的「特洛伊木馬」中國大陸企業受限於其國內《國家情報法》，具備「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的法律義務。對日本而言，採購中國大陸製設備無異於在自家行政機關安裝了「數位監視器」。一旦發生危機（如臺海衝突），中共可能利用預留的硬體後門，針對日本地方基礎設施，如：民生供水、電力輸送、天然氣供應以及地區醫療系統等，發動癱瘓性攻擊，或將這些設備作為入侵中央網路的「跳板」。(二)針對地方政府的資安盲區日本地方政府掌握著龐大且悠久的國民個資與在地產業機密。近年來，日本多次發生地方政府網站遭駭、政務系統停擺的案例。中共駭客組織如「BlackTech」等，被指控頻繁鎖定日本跨國公司與行政單位。在這種「防不勝防」的數位威脅下，若不從源頭切斷高風險設備的進入，日本的國家安全將如履薄冰。三、 世仇之爭：中日關係惡化下的政治攻防與大國博弈的延伸日本排除中國大陸 IT 設備，絕非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中日兩國長期累積的「世仇情結」與當前「政治攻防」的具體化體現。而此舉也正好與美國「去中國化」科技政策呼應，展現日美在資安與供應鏈上的協同，對中國大陸形成壓力。中日關係因此可能進一步緊張，中國或將在經貿或外交上反制，甚至加強對日本地方政府的網路攻擊，以測試其防護能力。(一)「臺灣有事」引發的連鎖反應隨著日本政府頻頻強調「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中日關係降至近年冰點。2026年初，中國大陸甚至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言論為由，對日本祭出「稀土禁令」與「軍民兩用物品出口限制」。日本則以 IT採購禁令作為反制手段之一，展現其在科技與供應鏈上「去中國化」的決心。(二)從歷史仇恨到經濟防禦中日間的競爭已從傳統的歷史糾葛，轉向對印太地區主導權的爭奪。在政治上，日本緊貼美國的「印太戰略」；在經濟上，則透過《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實施技術脫鉤，而這種「科技冷戰」的局面，使得每一台路由器、每一部伺服器都成為政治角力的棋子。對日本而言，2027年的全面禁令，既是為了防堵情報流失，也是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明確表態：日本或已將中國視為系統性的安全威脅，而非可靠的貿易夥伴。(三)完善國安拼圖的最後一塊日本限制地方政府 IT 採購須認證，是其完善自中央至地方政府整體國安戰略拼圖的最後一塊。這項政策不僅反映了對中共監控技術的警覺，更突顯了在多變的地緣政治下，日本正加速擺脫對中國大陸製科技供應鏈的依賴。隨著 2027 年期限的逼近，中日兩國在數位疆界上的攻防將愈發激烈，美日間的政治、科技以及資安合作的羈絆也將更加密不可分，這場「不見煙硝的戰爭」也將持續下去。

撰文：高陽君賢近期有報導指出，中國大陸正持續向伊朗輸送高氯酸鈉（Sodium Perchlorate）——一種製造固體火箭推進劑的關鍵化學品。此舉引發美國前制裁官員的嚴厲指責，認為中國大陸正公然規避國際管制。這起看似單純的化學品貿易，實則揭示了當前全球地緣政治中，最為敏感且危險的狀態。一、美國與伊朗衝突背後的美中角力持續暗潮洶湧美國與伊朗的衝突從來不只是區域性的領土或宗教紛爭，而是全球大國博弈的縮影。長期以來，伊朗被視為對抗美國在中東秩序的「先鋒」以及「代理人」，北京則扮演了維持這股對抗力量持續運轉的「後勤中心」。對於中國大陸而言，支持伊朗是具備雙重戰略紅利，包含：(一)地緣牽制：透過維持伊朗的軍事與經濟穩定，中國大陸成功讓美國陷入中東的泥淖，難以全力轉向「印太戰略」。當中國大陸向伊朗輸送高氯酸鈉，背後動機也並非單純的貿易往來，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地緣政治表態。它無疑宣告了美中競爭已從關稅與南海，延伸到了中東的飛彈發射井與地下掩體。(二)能源安全與地緣政治對抗支點：伊朗作為「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關鍵節點，不僅提供穩定的石油來源，更是中國進入波斯灣與制衡印度洋的重要地緣支點。而中國大陸也利用「平民貿易」的灰色地帶（Gray Zone）來模糊軍事用途。當美國試圖透過經濟制裁逼迫伊朗回到談判桌時，中國大陸的持續「輸血」行為更直接削弱了美國制裁力道，將美伊衝突導向了「美中代理人戰爭」的情況。二、從火箭燃料到運算晶片的黑「芯」供應鏈「高氯酸鈉」這種物質雖然在工業上有其合法用途，但在軍事領域卻是製造中長程彈道導彈固體燃料不可或缺的關鍵原料。不僅如此，中國大陸最大晶片製造商「中芯國際」除了與中共解放軍多有牽扯外，早在過去就已被美方指控提供伊朗軍方相關晶片製造技術。當高氯酸鈉與中國製造的精密運算晶片、無人機組件相結合時，一條從原材料到高科技終端產品的黑「芯」供應鏈便儼然成形。這條供應鏈展現了現代混合戰爭的特徵：(一)軍民融合的模糊性：北京常以「民用企業」名義出口，出口品名可能是化肥原料或電子零件，但最終流向卻是伊朗的革命衛隊（IRGC）武器工廠。(二)數位與物理的雙重支援：除了火箭燃料，伊朗近年在無人機與網路攻擊能力的躍升，背後往往能見到中國半導體與加密技術的身影。 這種供應鏈不僅讓伊朗在受制裁的情況下依然能維持強大的區域威懾力，也讓中國在不直接參戰的前提下，測試其武器技術在實戰環境中的表現，對於美國及其盟友而言，無疑是極大的國防壓力。三、現代國際秩序誰說的算這起衝突最終觸及了一個核心問題：現行以西方遊戲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是否正在崩解？牽涉幾個面向包含：(一)制裁效力的崩塌：美國一向將經濟制裁視為「非戰爭軍事行動」的利器。然而，當中國這類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選擇不配合、甚至公然對抗制裁時，制裁的權威性與功能性便大幅下降。在中國大陸看來，美國的「國際管制」僅是美式霸權的工具，而非普遍公認的國際準則。中國大陸正試圖建立一套平行於西方的「全球發展倡議」，定義自己的貿易遊戲規則——即主權國家間的貿易不應受他國制裁影響。(二)大國責任的缺失：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大陸向敏感及區域衝突地區輸送具備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潛力的原料，無疑是對核擴散管制與國際安全的嚴重挑戰，而這也標誌著全球已進入「實力原則」勝過「規則原則」的叢林時代。當中國大陸持續利用其完備的工業體系規避國際管制，美國面臨的挑戰將不再是如何制裁伊朗，而是如何應對一個敢於在國際秩序邊緣遊走、並持續向戰略對手提供「能量與養分」的東方大國。這場關於國際秩序定義權的爭奪角力賽，才剛剛進入最激烈的下半場。 

撰文：高陽君賢印度政府近日以「國家安全」為核心理由，宣布將在德里分階段拆除並汰換超過 14 萬部由中國製造（主要為海康威視）的監控鏡頭。這一動作不僅是印度城市管理政策的轉變，更是全球科技供應鏈「去風險化」（De-risking）的縮影，反映出數位時代下，監控設備已從單純的治安工具轉變為大國博弈的情報前線，這也標誌著中、印兩國在科技與基建領域的「數位脫鉤」已進入白熱化階段，分析如下：一、不被信任的陸製產品與備受肯定的臺灣晶片在數位監控領域，「信任」已成為比市場價格以及製造成本更昂貴的資產。印度政府此次清查，源於對陸製設備可能存在後門程式、數據外洩及遠端操控等嚴重資安問題的深切擔憂以及全面檢討。隨著 2026 年印度新版《標準化測試與質量認證》（STQC）規則的實施，印度政府事實上禁止了無法通過安全審核的聯網監控設備進入市場。與此相對，臺灣的成熟、可靠且相對安全的晶片產品在這波汰換潮中扮演了「救火隊」與「信任基石」的雙重角色：（一）供應鏈替代：當印度本土品牌（如：CP Plus、Qubo等）為了符合國安法規而必須「去中化」時，臺灣的 SoC（系統單晶片）成為了首選。臺灣晶片不僅技術成熟，且在數據隱私與資訊安全上具備國際公信力。（二）成本與質量與國安的平衡：雖然改用臺灣或美國晶片會使硬體成本上升約15%至20%，但對於印度政府而言，這筆「安全溢價」對於國內安全、政治經濟及民意反應上可謂是相當划算的代價。二、中國監視大廠在印度的全面重挫長期以來，中國監視器巨頭海康威視（Hikvision）與大華股份（Dahua）憑藉著規模經濟以及政府高度補貼等不公平競爭模式所帶來的價格優勢，一度佔據印度約三分之一的市佔率。然而，然而隨著禁令落實，這些雄據一方的陸製監視器產品巨頭正在印度經歷一場史無前例的市場重挫，且可持續觀察是否有其他國家陸續跟進之趨勢：（一）市佔率崩跌：海康威視在德里的第一階段即面臨 5 萬部設備的即時拆除；大華股份的業務據稱已萎縮 80%，僅能銷售即將被淘汰的類比（Analog）攝影機。（二）本土品牌崛起：印度本土品牌如 CP Plus 趁勢接收真空市場，其市佔率從25%暴增至近50%。這象徵著中國廠商在印度原本穩固的「硬體護城河」已被國安政策徹底瓦解。（三）認證孤立：由於無法取得 STQC 安全認證，中企未來將被排除在所有政府標案之外，這對極度依賴公部門基礎建設訂單的監控產業來說，無異於斷供。三、 禁令背後的政治博弈：龍象之爭的科技版圖這場大規模的設備汰換，其本質是中印邊境衝突（LAC）後的政治餘震，以及印度「自力更生」（Atmanirbhar Bharat）願景的具體實踐：（一）數位邊界的戰略自主：印度意識到，若城市街道、軍事基地以及國家重要關鍵基礎設施等周邊的「眼睛」皆由競爭對手掌控，國家將處於透明狀態，強大且虎視眈眈的競爭對手國將全方位24小時即時監控印度國內的一舉一動，而汰換這些不被信任的陸製鏡頭則是為了補齊國安防禦體系，以及提升數位防衛免疫力。（二）印、美、臺結盟的戰略方針：透過選用臺灣晶片與美國零件，印度正隱性地加入西方主導的「乾淨網路」（Clean Network）陣營。這不僅加深了印美、印臺的科技合作，也讓印度在應對中國軍事與經濟壓力時，擁有更強的戰略韌性。。對於全球科技產業而言，這也傳達了一個明確信號：在涉及國家安全的關鍵領域，低價競爭力已不再是保命符，「透明度」與「地緣信任度」將決定未來十年的市場版圖。臺灣晶片在此刻被印度肯定，不僅是商業的成功，更是地緣戰略中不可或缺的價值印證。 

撰文：高陽君賢近日，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簡稱 NHTSA）發布緊急安全警告，揭露一起令人震驚的公共安全事件。根據調查，由中國吉林省德天諾安全科技有限公司（Jilin Province Detiannuo Automobile Safety System Co., Ltd.，簡稱 DTN）生產的安全氣囊裝備，在發生碰撞時不僅未能保護乘客，反而因設計缺陷發生故障並破裂，而這些安全氣囊在彈出的瞬間，其金屬外殼因無法承受爆燃壓力而粉碎，尖銳的金屬碎片如同子彈般射入駕駛者體內。目前已知這類「奪命安全氣囊」已造成至少 9 人死亡、2 人重傷，致使原本僅僅係輕微的碰撞事故，卻因劣質零件演變成奪命慘劇。一、致命來源曝光：中國吉林企業製造，劣質零件滲透全球供應鏈公開資料顯示，這些致命裝備均來自中國企業「德天諾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且非原廠（OEM）供應鏈零件，而是屬於售後更換產品。這些零件疑透過複雜的協力廠商管道與跨境電商進入美國及全球市場。由於來源標示模糊，一般消費者在維修時根本無法辨識其真實來源與認證狀態，顯示中國製零件在缺乏透明度的情況下，已悄然滲透進全球汽車維修體系。二、結構性漏洞：低價競爭犧牲生命，安全監管淪為灰色地帶安全氣囊裝備本屬高壓爆燃系統，對材料強度與壓力控制有著極其嚴苛的標準。然而，在中國製造體系下，激烈的價格競爭與對成本的極致壓榨，往往導致企業在製程與品管上出現嚴重缺口，淪為監管的「灰色地帶」。當這些高風險裝備以極低門檻流入國際市場時，全球消費者的生命安全正被置於制度性風險之下。這不僅是技術失誤，更是產業標準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下的崩潰。三、中國製造受質疑：產業治理模式與全球安全標準的激烈衝突此次事件再次引發外界對「中國製造」的品質控管與出口監督體系的強烈質疑。長期以來，部分中國企業在追求「低價策略」的同時，往往忽略了必要的測試成本與品質承諾。外界普遍認為，這並非單一企業的個別行為，而是折射出中國整體產業治理模式的缺陷：當監管資訊不透明、出口審核寬鬆、企業責任感缺失時，全球市場正被迫承擔其產生的負面成本。這場所謂的「製造大國」危機，正成為威脅全球公共安全的隱憂。四、替換市場黑洞：隱形炸彈埋入二手車，車主難以自保最令車主不安的是，這類風險極具隱蔽性。涉案安全氣囊多用於事故維修後的更換零件，這意味著許多購買二手車的民眾，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正駕駛著裝有「隱形炸彈」的車輛。由於維修紀錄往往不透明，且非原廠零件缺乏可追溯性，消費者幾乎沒有防範空間。這種隱藏在二手交易與廉價維修背後的致命風險，已成為現代汽車安全的一大黑洞。五、監管迫在眉睫：各國呼籲建立跨境追溯制度針對此一重大威脅，NHTSA 已強烈呼籲所有車主及維修業者應立即核對零件序列號，並持續追蹤風險產品的流向。國際社會也開始討論，針對安全關鍵零組件（Safety-Critical Parts）必須建立更嚴格的跨境追溯體系，各國應強化對中國進口零件的審核標準，並提高出口端的透明度，以防止更多無辜生命因劣質產品而逝去。六、體系性風險的警鐘：公共安全不容最低成本挑戰這起連環奪命事故並非單一的產品瑕疵，而是中國製造體系、跨境商業模式與全球監管疏漏共同交織出的結構性風險。它再次提醒世界：公共安全絕對不應建立在「最低成本」的基礎之上。當救人的氣囊變成殺人的兇器，這不僅是企業責任的缺失，更是對人類生命的挑戰。這場風暴或許只是冰山一角，全球供應鏈對「中國製造」的安全審視才正要開始。

撰文：高陽君賢        近期中共軍方高層再傳劇烈震盪，2026年1月24日，中國國防部證實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與中央軍委委員劉振立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立案調查。這一消息震撼國際，不僅標誌著習近平對軍權的肅清進入深水區，也引發外界對解放軍戰力與臺海情勢的重新評估。一、 中共反腐敗鬥爭的問題與矛盾        中共長年推動的「反腐敗鬥爭」，在軍隊領域呈現出制度性腐敗與政治清洗交織的複雜狀態。（一）「制度性腐敗」的頑疾：        儘管自十八大以來已有多位軍委副主席（如徐才厚、郭伯雄）落馬，但從李尚福到如今的張又俠，顯示解放軍的裝備採購與人事晉升系統中，腐敗已非「個人行為」，而是「結構性存在」。張又俠曾長期掌控裝備發展部，其落馬折射出軍工體系內利益輸送鏈條之深，並非幾波整肅就能根除。（二）「忠誠度」與「清廉度」的悖論：        習近平提拔將領的首要標準是「忠誠」，但這些獲提拔的「習家軍」卻接連因貪腐落馬。這反映出在缺乏外部監督的威權體制下，高層將領往往以「政治忠誠」作為掩護進行利益索取。當反腐成為權力鬥爭的工具時，將領們因「恐懼」而產生的偽忠誠，成為中共政權最大的內部矛盾。（三）震懾與躺平的循環：        高壓反腐雖能清除政敵，卻也導致軍隊幹部出現「躺平」現象。將領為求自保，不敢在業務上有所作為，避免在複雜的採購與演訓中留下被政敵抓捕的把柄，這直接削弱了部隊的運作效率。二、 中央委員及軍系高層清洗風暴延燒        張又俠與劉振立的落馬，代表自二十大以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領導班子已近乎瓦解。（一）軍委班子「空洞化」：        本屆軍委原本由7人組成，隨著李尚福、何衛東（傳聞）、張又俠、劉振立等人的先後出事，現任軍委僅剩習近平本人與少數成員（如張升民）維持運作。這種高層人事的極端不穩定，在中共軍史上極為罕見，顯示習近平對軍隊的互信已降至冰點。（二）「越級清洗」的政治信號：        張又俠曾被視為習近平的「鐵桿盟友」與「軍中老大哥」（兩家有兩代交情），他的落馬傳達了一個冷酷信號：在「絕對領導」面前，沒有所謂的「政治保險櫃」。這場風暴已從單純的肅貪，演變為對潛在政治派系（如軍中紅二代力量）的徹底剷除。（三）連鎖反應與系統性整肅：        劉振立作為聯合作戰指揮的關鍵人物，其倒台意味著整肅已從「裝備面」延伸至「指揮面」。隨著調查深入，後續勢必牽連更多中將與少將，導致解放軍內部人人自危，基層與高層之間的信任消失殆盡。三、 習近平2027年收復臺灣的指導方針難以實現        習近平原定於2027年（建軍百年）實現解放軍現代化及具備奪臺能力的目標，目前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指揮鏈的斷裂與失能：        劉振立是解放軍少數具備實戰經驗且主導聯合作戰規劃的將領。在距離2027年僅剩不到2年的關鍵時刻，撤換統帥部核心成員，將導致作戰計畫、兵力部署與跨軍種協同面臨重新磨合的風險，嚴重干擾攻臺準備的連續性。（二）硬體建設的信任危機：        火箭軍與裝備部門的集體淪陷，反映出中共引以為傲的「國之重器」（如導彈、航母）可能存在質量造假或參數洩露的問題。張又俠被爆涉嫌洩露核武核心情資，若屬實，將使解放軍在面對美軍介入時的威懾力大打折扣。一個對自己武器質量都不敢確信的指揮部，難以發動一場高風險的全規模戰爭。（三）軍心動盪導致戰力削弱：        戰爭的勝負取決於士氣與決心。頻繁的政治清洗讓高級將領將精力耗費在表忠與避禍上，而非鑽研戰術。雖然目前共軍內部「寧左勿右」的氛圍雖可能導致局部衝突，但發動大規模登陸作戰所需的統籌能力已因政治內耗而嚴重萎縮。        張又俠與劉振立的倒台，雖然短期內進一步鞏固了習近平的個人權威，卻也暴露了中共軍事體制的脆弱性。一個在和平時期都不斷「自我清洗」的指揮體系，在真正面對戰爭的高壓與隨機性時，其決策韌性令人懷疑。2027年的「收復臺灣」目標，在軍中精英層層崩塌的現狀下，已逐漸從一個「軍事時間表」演變為一個難以落地的「政治幻象」。  

撰文：高陽君賢一、印度「東進政策」的戰略考量        近年來，印度在外交戰略上展現出顯著的轉向，特別是在處理與中國、臺灣的關係時，採取了「實質參與、淡化原則」的靈活手段，這種「鬆動一中」的行動並非正式外交承認的斷裂，而是透過戰略模糊與務實合作，逐步提升臺灣在印度「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 AEP）中的地位。「東進政策」是 2014 年由莫迪政府在 1990 年代「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基礎上升級而來的戰略。在推行「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同時，致力打造為全球供應鏈的新中心。其轉變的核心動機在於從單純的「經濟連結」擴展為「全方位的戰略深度」。 隨著中國在南亞與印度洋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如：中巴經濟走廊）滲透，印度感受到強烈的「珍珠鏈」包圍威脅，加上2020 年加勒萬河谷（Galwan Valley）邊境衝突後，印度民間與官方對中的信任降至冰點。因此，新德里當局也意識到，過度依賴中國供應鏈不僅是經濟風險，更是國家安全漏洞，因此加速了「去風險化」並尋求向東與東協（ASEAN）、日、韓及臺灣等民主政體建立安全與戰略合作。而臺灣在半導體、電子製造及資通訊技術（ICT）的領導地位，恰恰成為印度達成經濟自主與工業升級的關鍵拼圖，與臺灣建立更緊密的非官方性質合作關係十分符合印度國家整體利益，其終極目標是實現其「戰略自主」空間，透過鬆動一中限制，如與臺灣建立穩定的高科技供應鏈，可降低對中國電信與電子設備的依賴，同時在印太戰略中增加對中談判的籌碼。        對臺灣而言，印度的「東進」不僅是向東做生意，更是向東尋求戰略深度，印度與臺灣的靠近，也讓臺灣更進一步地從「被孤立的島嶼」轉變為連結「第一島鏈」與「印度洋戰略圈」的重要地緣戰略樞紐。二、臺灣與印度的合作與正向國家利益        臺印關係的升溫，是臺灣「新南向政策」與印度「東進政策」的高層次交織，雙方的合作係基於高度互補的利益。臺灣的可實質分散風險與加速市場擴張，因印度擁有超過 14 億人口的內需市場與年輕勞動力，是臺灣企業轉移產能、降低對中國市場依賴的首選之地；而印度作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領袖國家，臺灣加強與印度的深度綁定，既能增加臺灣在國際組織與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能見度與發言權，更能於印度建立新興半導體生態系，有機會從根本上改變全球科技地緣戰略格局。臺印近期合作案如： 2024 年初簽署臺印「勞工合作備忘錄（MOU）」預計引進印度移工，這不僅可稍解臺灣勞動力短缺，更可讓印度基層與臺灣社會產生深度連結； 另在2024 年10月於印度孟買啟用的臺灣「駐孟買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則是繼德里、清奈之後的第三個據點，以深化雙邊交流；而近年印度政府亦透過高額補貼吸引臺灣電子廠於當地合作建廠，也被視為印度「半導體外交」的重大勝利，更將臺印關係推升至國家安全層次。三、從「一中」轉向「韌性合作」        印度的行動顯示，它不再將「一中」視為不可逾越的紅線，而是將其工具化，視情況進行彈性調整。印度鬆動「一中」原則並非孤立的外交動作，而是其「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與亞太地緣政治劇烈變動下的產物。當印度將臺灣納入其戰略視野時，這不僅影響了中印關係，更對東亞及東南亞的權力平衡產生了連鎖反應；而對臺灣言，這也是一個歷史性的機遇，能夠在非正式外交的框架下，與這個未來的世界強權建立具備戰略深度的「準盟友」關係。未來雙方若能克服基礎建設差異、法規落差等挑戰，臺印結盟將成為穩定印太區域秩序的重要基石。重塑「印太地區」的戰略三角平衡，使原本以「美中對抗」為主軸的雙極架構，逐漸轉變為更複雜的多邊權力平衡。稀釋中國在第一島鏈的壓力，對東協（ASEAN）國家產生了顯著的示範效應：供應鏈移轉的「替代選項」與新的區域整合模型。當印度與臺灣建立韌性供應鏈時，東南亞國家更敢於在「不選邊站」的前提下，提升與臺灣的實質經貿層級，從而降低對中國市場的過度依賴，而這種轉變不僅增加了北京的戰略壓力，更為東南亞國家創造了一個更具彈性的地緣政治空間。

撰文：高楊君賢一、本次美臺軍售重點內容及戰略意義      2025 年 12 月美國宣布的 111.54 億美元（約新臺幣 3,500 億元）對臺軍售，這筆交易不僅刷新了歷史紀錄，更象徵美臺安全合作進入了全新的戰略階段。本次對臺軍售案，主要包含 8 項關鍵裝備與服務，核心聚焦於「精準打擊」與「不對稱作戰」，其中包含：增購包含了海馬士系統（HIMARS）與增程陸軍戰術飛彈（ATACMS）、最新型數位化M109A7自走砲，提升地面部隊火力的機動性與精準度；借鏡烏俄戰場經驗下，更增購如 Altius-600 偵察型與 700M 攻擊型無人機，強化「擊殺鏈」的靈活性。；另在反裝甲火力部分，亦增購大量的標槍（Javelin）與拖式（TOW）飛彈，以因應登陸戰後的防衛；此外，還有 TAK 套件與 TTN 配件指管系統與戰術網絡，有效提升與盟軍協同作戰的能力。        在總體戰略意義以及現代化建軍層面上，這筆軍售標誌著臺灣國防從「對稱競爭」（如傳統大型機艦）轉向「不對稱戰力」的更進一步落實。HIMARS 與 ATACMS 的結合讓臺灣具備挫敗中國人民解放軍沿海集結區的「源頭打擊」能力；而無人機與機動火砲則是汲取俄烏戰爭經驗，旨在於濱海與灘頭建立讓敵方無法承受代價的嚇阻網。二、美國及臺灣雙邊關係之現狀及進展        此次軍售為川普政府重返白宮後的第二度對臺軍購案，反映出臺美關係的兩大核心：(一)「實力維護和平」的共識：美方藉由高額軍售，正面回應外界對其是否持續支持臺灣的疑慮，打破棄臺論者所營造之悲觀氛圍，落實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SS），將臺灣視為堅定維護印太穩定的關鍵節點。(二)防衛責任的分擔：此案與臺灣宣布調升國防預算（邁向 GDP 3% 至 5%）互為呼應。美國要求盟友承擔更多防衛義務，而臺灣以具體採購與預算展現自我防衛決心，達成雙邊戰略互信的高峰。三、「北京方面」預料之內的強烈不滿       北京方面也不甘寂寞的對此軍購案表達強烈不滿與堅決反對，中國大陸外交部更指責美國「揮霍納稅人的錢將臺灣變成火藥桶」，並警告此舉將「反噬美國自身」；而國臺辦重申臺灣問題是美中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並批評臺灣民進黨政府「以武謀獨」。由此，可以預期地，中國人民解放軍未來恐持續在臺海周邊發動更大規模的機艦擾臺或針對登島作戰及圍臺實彈軍演等（如：「正義使命-2025」） ，並不時透過灰色地帶襲擾手段壓縮臺灣防禦空間，以回應此次軍售案。然而，此舉只會將臺海區域安全置於高度風險環境，唯一能確保的也只有「麻煩製造者」的不可動搖之地位。四、臺灣政府針對近期軍售事件回應及反制        臺灣政府則以高度歡迎與務實態度應對，由總統府與外交部誠摯感謝美方履行《臺灣關係法》與「六項保證」，外交部部長林佳龍曾低調訪美，展現臺美在軍售之外的深層安全溝通；國防部則強調將透過「特別預算」支應，確保裝備能快速接裝形成戰力，並表示針對中共可能的軍事挑釁，國軍已加強聯合情監偵手段，並強調「不挑釁、不怯戰」原則。五、臺灣強軍建軍未來展望        這筆歷史性軍售預示了未來十年的建軍方向，透過此次採購的軍事軟體與戰術網路，強化數位化與網絡化，國軍將從個別平臺的升級轉向「全軍系統集成」，實現與盟國資訊共享的基礎；另一方面就是因應無人化戰場的趨勢，大規模引進自殺無人機與偵巡系統，顯示臺灣除了正加速建立「無人機國家隊」，以抵銷解放軍的重型傳統載具數量優勢外，更引進美國外銷型號的無人機群，無疑是展現臺美在無人載具合作上新里程碑。此外，結合「全社會防衛韌性」，未來的建軍將不限於前線部隊，更包含能源、醫療與通訊等後勤韌性，達成「嚇阻成功」的最優目標。這筆 111.54 億美元的軍售案不僅是金額的疊加，更是臺美戰略協調的具體化。臺灣正從傳統防禦轉向具備遠程精準打擊能力的「豪豬」，以確保臺海在動盪的國際局勢中維持動態平衡，強軍之路勢在必行。 

撰文：高陽君賢一、 近期中日關係降至冰點        2025年12月，日本連鎖壽司品牌「壽司郎」（Sushiro）正式進駐上海，兩家門市同步開幕竟引發排隊長達 14 小時的驚人盛況。這一現象在當前兩國外交冰封的背景下，顯得格外諷刺，也反映出官方意志與民間消費需求的高度脫節。而近期中日關係緊張因素，主要源於政治立場與區域安全的高度對立，並直接地反應在種種長期存在的國際政治外交問題：(一)臺灣議題升溫：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於 2025 年 11 月多次針對「臺灣有事」立場發表強硬言論，強調日本防衛自主，並觸動北京敏感神經，直言係日本軍國主義復辟。(二)外交言論交鋒：中國大陸官員在社交平台上以極端言詞回應日本，引發日方強烈抗議，雙方關係陷入對抗循環。(三)行政干預升級：中國大陸官方祭出限制赴日旅遊、縮減民間藝人交流等策略，試圖以「經濟與文化限制」作為政治談判籌碼。二、 中國媒體反日宣傳失效原因        儘管官方媒體大肆宣傳民族主義，但壽司郎的火爆證明了「反日策略」的局限性，包含了現代社會中國大陸年輕族群生活方式的不可逆性，其中日式餐飲亦已深度融入中國大城市的中產階級生活，高品質、高性價比（CP值）的商品比政治口號更具吸引力；另外，政治與消費的二分法，早已不被中國大陸人民買單，包含上海等一線大城市在內的民眾普遍受教育程度高，傾向於「政治歸政治，生活歸生活」，拒絕因外交摩擦犧牲生活品質，「口嫌體正直」以及「哎呀真香」精神早已凌駕黨的意志；再者就是中國式大內宣邊際效應持續遞減，主因在於過度密集的民族主義動員以及紅色黨媒的煽動式鼓吹反日情結，產生過度審美疲勞，在經濟放緩的當下，中國大陸民眾反而傾向更務實地追求感官享受，而非虛幻的集體情緒。三、 臺灣親日策略成功關鍵        相較於中國大陸的緊繃，臺灣與日本維持深厚情誼，其成功並非偶然，包含歷史與現代的正面聯結，又以臺灣對日本治理時期的現代化基礎有較客觀的歷史評價，並結合戰後日本流行文化的長期薰陶，以及民間情感的深層互惠，例如：雙方在經歷大規模災害（如 311 地震、疫情疫苗捐贈）時的互助，建立起超越政治的「臺日友好」情感基石。再加上價值觀與產業鏈的高度契合，體現在雙方在民主價值與半導體供應鏈上的高度互補，使親日策略對臺灣來說具備實質的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是以，從上海壽司郎的排隊人潮，除了是經濟文化產業向前邁進的現象之外，更是中國民眾對官方「硬抵制」的無聲解構。在全球化的今天，優質的文化與商業服務具有強韌的生命力，難以單靠中國特色式仇視情節制肘與自我陶醉式大內宣來長期圍堵，畢竟，日本料理是真的香呀。  

一、 不單純的收購動機，傳統神道教根基恐逐漸土崩瓦解        近年來中國資金被發現進入日本鎖定收購包括神社、寺廟在內的宗教法人，並利用魚目混珠的方式大鑽宗教法律漏洞，觀其背後動機除多為經濟利益考量和節稅操作手段外，後續所衍伸問題或恐將更細思極恐。        雖然日本的宗教法人享有極大的稅務優惠，包括免繳固定資產稅（土地和建築物）和繼承稅，但對於經營不善或無人管理的宗教場所來說，這些優惠仍難以彌補日常開支，部分小型或無活力的宗教法人，以及許多地方性的神社亦因缺乏穩定的繼承人（神職人員）來管理和主持祭祀活動，加上人口外流與高齡化等因素，導致地方社區對神社的經濟支持和人力維護不足，愈加難以維持運作，因此也成為被中國資金鎖定的收購目標。        這些來歷不明的中國資金透過收購無人繼承或不活躍的宗教法人，將其名下不動產轉移至宗教法人名下，再利用巧妙的操作手法使得明面上「看起來」像一間寺廟，以達到合法或灰色地帶的節稅，其中節省潛在金額或可達數億日圓。此外，日本法律對於宗教法人的代表或董事亦沒有國籍限制，因此中國資金可透過此方式大舉入侵以掌握日本的不動產，如此惡意利用宗教法人的稅務漏洞，亦將導致日本政府稅收流失以及喪失監管機制。二、宗教轉商業，加速日本神道教信仰根基或恐將逐漸土崩瓦解：        神社及寺廟等宗教場所對於多神信仰的日本，是重要的文化和精神中心，隨著日本社會的現代化，年輕一代對傳統神道信仰的熱衷度降低，部分歷史較久遠的、的處偏遠的或者相形鄉鎮內的神社，常因未能與時俱進，容易在現代社會中失去影響力。然而，這些中國資金收購者往往僅以商業和節稅作為收購目的，並非想長期經營好一座神社或寺廟，如此可能加速日式傳統宗教活動中斷、儀式失傳，進而破壞地方社區的精神連結與文化價值。在收購這些重要宗教資產後，可能被變相用於商業經營（如：殯葬業、火葬場），甚至以偽裝成宗教場所的方式，將其境內用地轉為其他用途，日本神道教信仰根基遭此蠶食鯨吞，或將離土崩瓦解之日不遠。三、潛在的社會問題與中國資金洗錢疑慮        大量中國資金湧入，直接、間接導致當地資產泡沫化，商業上的不公平競爭手段層出不窮，如此以商業手法收購非營利性質的宗教資產，將導致資產價格被扭曲，並對正常經營的在地業者造成不公平競爭，從而壟斷相關市場，行成種種地方亂象，居民不堪其擾。此外，中國貪官們藏錢洗錢的方式可不僅限於中國境內，以往徐才厚的「豪宅」地下室藏錢路子已經被堵死，只好將目光放眼海外。或許，日本神社及寺廟就是其中一種好辦、省事以及讓中共當局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方式之一。四、背後衍伸的國安疑慮        宗教場所具有強大的群眾動員能力和精神感召力，中國資金收購日本宗教場所這種迂迴的手法，雖然動機多為經濟利益，但如若控制了這些場所，可能被用於對日本國內進行意識形態滲透或政治操作，進而影響基層民意。這背後所可能引起的國安層面疑慮，與地緣政治角力上的隱憂，仍有值得我國警惕以及借鏡之處。若外資收購並掌控了寺廟、火葬場、電信行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基礎服務業，透過對在地社群有影響力的宗教或民生經濟相關場所的實質控制，更甚者，如若涉及關鍵基礎設施周遭的土地、建物以及商店街的掌控，更將成為地緣政治衝突時期的重點掌控地帶、敵後滲透和、情報偵蒐的關鍵節點與重要管道。五、值得我國提防與借鏡之處        我國與日本一樣，面臨文化資產的維護與外部資金滲透的風險，臺灣的提防與借鏡之處應從以下幾點著手：(一)法律與制度面，強化文化資產保護        修補宗教法人與不動產的法律漏洞，應審視《宗教團體法》等相關法規，防止有心人士以假借宗教名義進行節稅或套利，應針對宗教法人不動產的使用目的和轉讓進行更嚴格的限制與審核，確保其符合公益性。各地方政府也應強化在地宮廟與文化資產的自立能力，協助小型或偏遠的宮廟、歷史建築，建立穩定的經營模式和人才傳承制度，避免因缺乏資源而被收購，並鼓勵地方政府與社區合作，對有文化價值的宗教場所提供專業輔導與適當補助，確保其永續經營。(二)掌握關鍵基礎設施周遭動態        嚴格管制特定地區的外資持股比例，對於涉及國土、關鍵基礎設施（如電信、能源、殯葬業）周邊土地的外資收購，應加強國安審查，並借鏡日本對重要設施周邊土地進行調查和管制，避免外資透過收購宗教場所掌握戰略位置。(三)防範在地協力者的滲透與不明金流        警惕文化交流背後的政治目的，提防中共等外部勢力以宗教交流、進香活動等名義，進行政治宣傳或建立在地協力網絡，並且應對於來歷不明的大額捐贈或金援，保持警覺與透明化。撰文：高陽君賢   

一、 救災與問責機制失靈導致的人禍：        11月26日香港宏福苑大火事件，截至12月5日已造成超過150人以上傷亡，但被大火摧毀的不僅僅是在火場中罹難港民的生命財產，還有港民對於中共治港的失望。相關事件更持續延燒到後續港府糟糕的危機應對方式及公關危機，並持續在國際社會輿論上引發了對港府施政能力、資訊透明度以及救災政治化與無能化的強烈質疑。        舊區重建、大型維修工程的爭議招標、前科累累的承包奸商以及施工質量、安全標準和政府審批監管失能等等，一直都是港府貪腐和效率低下的重災區。所以，此次火災本身造成大量傷亡，更凸顯港府在危機發生時，政府的跨部門協調能力、決策效率以及對公眾資訊的透明度長期存在嚴重不足以及漏洞，更缺乏有效的獨立問責機制，導致公眾難以信任政府能夠真正公正、徹底地追究責任。引發這場人間悲劇的質疑聲浪，頭號戰犯無疑是治理失靈港府的「人禍」因素導致。 二、逮捕行動顯示維穩優先心態：        諷刺至極的是，除了救災之餘，港府的錦衣衛們也沒閒著，最受矚目的爭議事件當屬香港民眾於網路上自發成立的火災民間關注事件小組成員，竟傳出遭港府國安處「火速」以涉嫌煽動罪名拘捕，就連屯門區前區議員張錦雄也因在個人臉書上轉發相關文章及以同樣罪名遭逮，在輿論中被視為港府在人命關天之際，不專注於救災和問責，反而是選擇「維穩」優先，壓制批評和民間異議的表現。在根本上直接加劇了港民對港府處理危機能力的徹底不信任，更會被視為《港區國安法》和新安全法律環境下，香港公民社會空間持續萎縮的又一例證，進一步影響國際社會對香港自治權的評價與質疑。 三、政治忠誠凌駕人道關懷：        所以在150條以上的人命代表了什麼？在現任特首李家超以及其下眾多港府官員的眼中，不是撫慰火災罹難者家屬的痛苦心靈，也不是感謝消防單位無懼危險的日夜搶救，更不是表態所應擔負的政治責任，而是首先在記者會上展現對習近平的「關心」、港澳辦與中聯辦的「協助」，親自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此舉甚至被許多評論解讀為政治忠誠凌駕於人道關懷之上。在災難發生後，行政長官的首要之務本應是安撫市民、報告救災進度、承諾徹底調查，但優先感謝中央的表態，被批評為將重大公共安全事件「政治化」，凸顯港府對北京負責，實質優先於對香港市民負責的可悲心態。四、 中共治港體制問題與矛盾        這場危機暴露了「愛國者治港」體制下，港府與北京關係的深層矛盾，港府的管治重心已從「對香港市民的負責」轉向「對中共政權的政治效忠」。李家超作為行政長官的首要職責竟是確認「中央的領導和關愛」，而非直接對在災難中受苦的市民負責。 當民生和安全問題被政治表態所取代，港府將難以在市民中建立真正的合法性與信任，當「維穩」壓倒一切，這種將公共安全問題轉化為政治安全問題的思維，無助於解決實際問題，反而會積累社會不滿，使社會矛盾隱藏在表面平靜之下，社會不滿將持續累積潛藏，市民的不滿情緒將轉為更深層次的犬儒主義和政治冷感，或以其他方式（如：移民）表達。 港府在危機中更加依賴中央的支援和指導，更進一步強化「愛國者治港」體制下的公共中央主導模式，香港的治理風格將更趨向內地化以及「維穩」優先的模式，原本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亦將在大火中吞噬殆盡，其「自由港」實際上已盪然無存。 

撰稿：高陽君賢一、 後疫情時代和全球政治經濟變局下的移民困境：        近日，一張由網友製作的「各國移民難度排行榜」趣味圖表在網上廣泛傳播，不僅將多國移民門檻劃分為五個等級，各階級名稱亦略帶有嘲諷意味從「地獄模式」到「簡單模式」，幽默卻又不失精準地反映了當前全球人才和資本流動的現實格局，同時也反映了後疫情時代和全球政治經濟變局下，民眾對於資產配置和人身自由的深層焦慮。        圖中所謂的「難度」不僅是法規難度，更包含了生活成本、文化融入、語言障礙、以及社會福利的隱性成本。例如，「地獄模式」反映的是政治與國境的不可逆；「超難模式」反映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對高價值人才的極度渴求；而「簡單模式」則揭示了南歐國家（如葡萄牙、希臘）面臨財政壓力時，願意透過「黃金簽證」吸引外來資金的現實。這是一場全球國家間的人才與資本爭奪戰，而移民者則在尋求一個「難度」與「回報」最平衡的落腳點。        這份「排行榜」雖然並非官方數據，但其分類邏輯深刻地反映了當今世界各國對於移民的功能性需求：從政治穩定需求（如地獄模式），到經濟貢獻需求（如超難模式），再到人力資源補充需求（如略難模式）。對於有意離鄉的人們而言，這張圖表已成為衡量自由、財富與風險的一把非正式標尺。 二、 「地獄模式」直指極權中國大陸共產政權        觀察這份榜單之中的最高難度等級—「地獄模式」直指中國和朝鮮，其中的註解更指向前揭國家國境的極端不可逆性，並且強調高壓政治環境以及獨裁及全治理下的移民遷徙自由大大受限。        以中國大陸言，不僅移民難度高且面臨多重困境，其中主要原因包括：移民政策不完善且門檻高致人才外流、社會主義式極權政體對於社會監控、言論自由、思想箝制以及網路使用自由度施加極大的限制與禁止事項、政治制度緊箍咒加深了民眾的不安全感以及剝奪感...等等社會不平等、不透明以及不民主問題，直接加劇了移民程序困難、心理層面的抗拒、經濟與未來發展複雜性與不確定性。三、 中國大陸的高失業率及悲觀的未來前景        而在中國大陸經濟持續下行、高失業率、高齡化少子化以及各行各業內捲風氣盛行影響下，導致大部分年輕人對未來感到悲觀，不僅許多人選擇「躺平」、「擺爛」或者乾脆的「逃離」移民海外。        中國大陸的人民(尤其年輕人及其家長)或將移民海外視為擺脫不確定性與國內悲觀不明朗未來的選項之一，部分高淨值人士及中產階層人士選擇西方歐美國家作為移出目的地，除了經濟考量外，更多的是為了尋求更好的教育、財產安全和退休保障，以及擺脫盤據於其頭頂上的中共政權「天眼」，畢竟「老大哥」永遠都在盯著你/妳的一舉一動，不論現實世界中，抑或是網路世界中...。       而另一方面，經濟能力相對較不富裕的人民，如：沿海地區、福建廣東等省分人民則選擇以偷渡、虛偽結婚等方式前往鄰近周邊國家，其中風險相對提高。而如若探究以上種種移民原因，其中的深層動機，即是為了遠離中共極權政治體制的不確定性和控制，追求「自由與尊嚴」，這或許才是所謂「地獄模式」真正代表涵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