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印度「東進政策」的戰略考量
近年來，印度在外交戰略上展現出顯著的轉向，特別是在處理與中國、臺灣的關係時，採取了「實質參與、淡化原則」的靈活手段，這種「鬆動一中」的行動並非正式外交承認的斷裂，而是透過戰略模糊與務實合作，逐步提升臺灣在印度「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 AEP）中的地位。「東進政策」是 2014 年由莫迪政府在 1990 年代「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基礎上升級而來的戰略。在推行「印度製造」（Make in India）同時，致力打造為全球供應鏈的新中心。其轉變的核心動機在於從單純的「經濟連結」擴展為「全方位的戰略深度」。 隨著中國在南亞與印度洋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如：中巴經濟走廊）滲透，印度感受到強烈的「珍珠鏈」包圍威脅，加上2020 年加勒萬河谷（Galwan Valley）邊境衝突後，印度民間與官方對中的信任降至冰點。因此，新德里當局也意識到，過度依賴中國供應鏈不僅是經濟風險，更是國家安全漏洞，因此加速了「去風險化」並尋求向東與東協（ASEAN）、日、韓及臺灣等民主政體建立安全與戰略合作。而臺灣在半導體、電子製造及資通訊技術（ICT）的領導地位，恰恰成為印度達成經濟自主與工業升級的關鍵拼圖，與臺灣建立更緊密的非官方性質合作關係十分符合印度國家整體利益，其終極目標是實現其「戰略自主」空間，透過鬆動一中限制，如與臺灣建立穩定的高科技供應鏈，可降低對中國電信與電子設備的依賴，同時在印太戰略中增加對中談判的籌碼。
對臺灣而言，印度的「東進」不僅是向東做生意，更是向東尋求戰略深度，印度與臺灣的靠近，也讓臺灣更進一步地從「被孤立的島嶼」轉變為連結「第一島鏈」與「印度洋戰略圈」的重要地緣戰略樞紐。
二、臺灣與印度的合作與正向國家利益
臺印關係的升溫，是臺灣「新南向政策」與印度「東進政策」的高層次交織，雙方的合作係基於高度互補的利益。臺灣的可實質分散風險與加速市場擴張，因印度擁有超過 14 億人口的內需市場與年輕勞動力，是臺灣企業轉移產能、降低對中國市場依賴的首選之地；而印度作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領袖國家，臺灣加強與印度的深度綁定，既能增加臺灣在國際組織與非傳統安全領域的能見度與發言權，更能於印度建立新興半導體生態系，有機會從根本上改變全球科技地緣戰略格局。臺印近期合作案如： 2024 年初簽署臺印「勞工合作備忘錄（MOU）」預計引進印度移工，這不僅可稍解臺灣勞動力短缺，更可讓印度基層與臺灣社會產生深度連結； 另在2024 年10月於印度孟買啟用的臺灣「駐孟買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則是繼德里、清奈之後的第三個據點，以深化雙邊交流；而近年印度政府亦透過高額補貼吸引臺灣電子廠於當地合作建廠，也被視為印度「半導體外交」的重大勝利，更將臺印關係推升至國家安全層次。
三、從「一中」轉向「韌性合作」
印度的行動顯示，它不再將「一中」視為不可逾越的紅線，而是將其工具化，視情況進行彈性調整。印度鬆動「一中」原則並非孤立的外交動作，而是其「東進政策」（Act East Policy）與亞太地緣政治劇烈變動下的產物。當印度將臺灣納入其戰略視野時，這不僅影響了中印關係，更對東亞及東南亞的權力平衡產生了連鎖反應；而對臺灣言，這也是一個歷史性的機遇，能夠在非正式外交的框架下，與這個未來的世界強權建立具備戰略深度的「準盟友」關係。未來雙方若能克服基礎建設差異、法規落差等挑戰，臺印結盟將成為穩定印太區域秩序的重要基石。重塑「印太地區」的戰略三角平衡，使原本以「美中對抗」為主軸的雙極架構，逐漸轉變為更複雜的多邊權力平衡。稀釋中國在第一島鏈的壓力，對東協（ASEAN）國家產生了顯著的示範效應：供應鏈移轉的「替代選項」與新的區域整合模型。當印度與臺灣建立韌性供應鏈時，東南亞國家更敢於在「不選邊站」的前提下，提升與臺灣的實質經貿層級，從而降低對中國市場的過度依賴，而這種轉變不僅增加了北京的戰略壓力，更為東南亞國家創造了一個更具彈性的地緣政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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