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與外文能力是職場競爭的鋒利武器，但是許多人未能參透其中奧妙，因此未在語文方面投注足夠心力，坐失職場良機，卻猶不自知。

我的中文與英文能力都還不錯，對我職涯發展幫助頗大。希望藉由以下的分享，可以鼓勵年輕上班族加強中文與外文能力；從今天開始，從現在開始。

我高一的國文老師是個師大剛畢業不久的年輕女生。因為我是班長，常有機會與她互動。有一次她跟我閒聊，問我高二分組要選文科還是理科，我説尚未決定，她即跟我分析台大與師大中文系的特點。我當時有點訝異她為何聚焦於中文系，而非文理科之差別這種大方向議題。後來猜測她自覺我是中文系的料，應該會讀中文系。她是第一個，但不是唯一，有這種想法的國文老師。

高二、高三的國文老師是同一個老先生，學養一流，教學認真，每次都在我的作文作業上仔細評析，時有讚許與鼓勵我繼續努力之語；有時我覺得被他關心的有點壓力。我唸理科班，但是高三下學期報名大學聯考時，他忍不住問我有沒有考慮唸中文系。我回答說我對中文很有興趣，但不打算做為職業。他鼓勵我不要放棄對文學的興趣。

誰知後來我的三十餘年職業生涯，常與文字為伍，而且憑藉我的中英文能力，打造了與眾不同的天地。

考大學時，我國文與英文分數非常高，彌補了數理科目的低分，才有機會考上台大。

大一必修國、英文。當時我悠遊於台大自由開放的氛圍中，如魚得水，眼界大開，情緒高昂，思想激盪，創作力十足；每篇國文作文都是字斟句酌、嘔心瀝血之作，得到很高分數與老師佳評。結果，我上下學期中文都拿九十幾分，而且都是四個學分，超營養的；補了我的弱項微積分與統計。中英文也助我拿書卷獎；因為成績夠好，後來才有機會轉經濟系。

大一下學期快結束時，國文老師告訴我，她一直很注意我，單刀直入問我要不要轉中文系，她可以提供協助；這是第三個國文老師建議我唸中文系。我當時沒有認真考慮，回復她與高中老師相同的答案。

後來我轉經濟系，升大三暑期考進聯合報，開始｢全工半讀｣的大學三、四年級生活。我初期任美術編輯，但是在黑白改彩色印刷完成後，當時已經在副刊組的經濟系學長（也是台大青年社學長）詹宏志邀我轉調副刊組（負責副刊版與「萬象」版）和他一起從事編採工作，開始我的文字生涯。

在聯合報的第三年（1980-1981），我在萬象版自寫、自拍，而且自編，月入最多曾達四萬餘元，在當時屬高收入。

1981年赴德州大學修廣告學，中文雖然只用在給親友的書信上，倒也寫了不少。1983年赴紐約中報任美東版主編，從事編採，天天靠文字吃飯，前後四載。

1987年回台，進入奧美廣告，唯一敢挑剔廣告界名人孫大偉文案的業務就是在下。他怒斥我是業務部（而且是菜鳥），他是創意部（只差沒有說「大哥」），怎麼敢要求他改文案用字與標點符號。我回答：「你的創意一流；但是我坐過編輯枱七年，看過無數記者的新聞稿和知名作家（包括古龍、高陽…）的文章，我建議你調整用字與標點符號，當然有我的專業理由…。」事情後來鬧到大老闆那裡，他也無從判斷誰的中文較精確。大老闆是我聯合報同事的老公，原是舊識，知道我的中文功力，勸我們以客戶與公司利益為重，再好好討論一下。

當時飛利浦想把奧美開除，所有孫大偉主導的廣告提案都被客戶晾了很久沒通過。大老闆派我去救飛利浦這個客戶，我就跟孫大偉立下生死狀；如果他願意調整用字與標點，我就會有信心大聲地說服客戶，並在一個月內把所有提案「賣」掉；否則，我離開奧美。他妥協了，我也做到了，飛利浦也救回來了。我後來與孫大偉互動愉快，還合作在企管公司開設台灣第一個廣告課程，教客戶如何評估廣告提案及如何與廣告公司合作。

文字功力在我的事業發展過程中，發揮了很大助力。美國運通總經理的中文公文與信件都是我擬的；他還下令公司所有涉外中文文件，印刷、用印或送給他批准前必須經過我（當時是行銷部副理，是行銷部最高階的台籍員工）的審閱。我因此得以參與機密，知道公司大小事情。因為各部門有求於我（求我優先撥冗改他們的公文），我行走各單位都很吃得開。

後來一直在外商發展，公司重要譯文都是我親譯或審閱，大老闆的許多中英文書信都是我寫的，重要簡報與報告經常要我整合或潤飾。都是拜中英文能力之賜，才有機會參與機密、協助公司經營管理、外調海外、奉派出席國際會議、在國際專業期刊發表論文、擔任跨國企業高階主管及區域性領導人，後來更直屬美國總部。

中外文能力真的很重要，是職場競爭的鋒利武器，是倚天劍，也是屠龍刀！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