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警局中正一分局上週濫捕採訪示威活動的記者，以及佔領教育部的學生，引起輿論譁然。在各界紛紛要求台北市政府究辦警方過當行徑的聲浪下，曾經受到高度期待的柯文哲市長第一次的說法是這樣的責任「不能推給基層扛」，27日又說：課綱是上游的問題，因為上面不處理爭議，最後只好由警察收攤，「這是很爛的文化。」
這樣的說法，其實洩露出柯市長對於正義的觀點是只有一知半解的。
柯市長顯然認為，警察只不過是小螺絲釘。在他看來，其實連教育部長吳思華也不過只是一個打手。真正在背後操盤的，是更上層的人。的確是這樣沒錯，如果不是馬英九等高層在後面撐腰，課綱問題肯定不會如此難看，官員也不會如此蠻幹。然而，為虎作倀的基層，真的就可以放他一馬嗎？
昔日西方各國法庭追究納粹幫兇時，那些執行希特勒命令，把猶太人送進集中營、推入毒氣房的德國基層人員，誰不是小螺絲釘？為何西方民主法治國家的法庭，會追究這些人的責任？為何直到如今戰爭結束70週年了，仍有許多90幾歲、100多歲的老人家得為了當年「依法執行命令」的行徑失去自由，甚至以人瑞的身分老死獄中？
曾經特別前往耶路撒冷觀察審判的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後來在《責任與判斷》一書提出1個問題：除了希特勒在納粹德國是唯一一個無可取代的人之外，其他所有的人無論是否自覺，其實都只是一顆顆的螺絲釘。這是否意味著不應對這些螺絲釘究責？特別是這些螺絲釘都只是奉命行事？
事實上有許多人曾在被追究執行納粹黨種族屠殺命令等罪行時如此辯護：「那不是作為一個人的我(I as a human being)做的，我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主動去做任何事；我只不過是個螺絲釘，是可替換的。換任何人到這個位置上也會這麼做…。」
「不是我，而是系統做的。我只是當中1個螺絲釘。」
漢娜鄂蘭引述James Madison的話，指出所有的政府，包含最極權的政府，也奠基於「同意」(consent)。把「同意」等同於「服從」(obedience)是一種謬誤。成人同意，兒童服從。如果一個成人會服從，事實上他是「支持」那個要求服從的權威、組織或律法。對於那些參與納粹暴行、執行命令的人，要追究的問題不是「你為什麼服從？」而是「你為什麼支持？」
漢娜鄂蘭說，法官的問題是：「那麼請問，為何在這個情況下，你會當1個螺絲釘，而且繼續當螺絲釘？」
戰後追究執行納粹命令的共犯時，審判的重點在於，被告不應該參與被政府合法化的任何罪行。
這個原則後來在柏林圍牆倒塌後，也被引用來追究曾經朝著企圖逃越圍牆者開槍的守衛。他們也只是螺絲釘，但法庭沒有放過他們。
柯市長，追究馬英九和行政院長毛治國的責任，是我們人民的工作。明年，我們就會讓他們下台，失去保護傘而準備面對訴究。然而，追究你底下基層員警，是你的工作！特別是他們根本就不把你的SOP當一回事時，你更該嚴正面對。否則，你自己就準備被台北市民追究政治責任。
最後，還想問你一句：中正一分局的分局長算哪門子的基層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