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首長卸任後命運大不同，有的更上一層樓，進入內閣，或者企圖角逐大位，但更多的是官司纏身，甚至逃亡海外被通緝。不可諱言，後者以國民黨居大宗，這與他們和地方長期以來千絲萬縷的利益掛勾有關；議會淪為政商命運共同體，檢調看情況辦案，媒體自動失靈。
能當上縣市首長者，自然多非泛泛之輩，例如前雲林縣長廖泉裕畢業於台大電機系，在他那時代，可是多少理工科的第一志願，但卸任後因貪污治罪條例被雲林地方法院判刑兩年，廖泉裕卻在全案定讞前一天從桃園機場離境，雲林地檢署在同年9月30日發布通緝。
廖泉裕第二任縣長時，1995年12月號《遠見雜誌》 第114期（對，又是遠見）是怎麼報導他的？「曾是全國每人所得最後一名，廖泉裕要把雲林縣推向前三名，靠著大型工業區帶來的信心，廖泉裕早已抹去窮縣縣長淒苦的容顏，他相信，他會為雲林發展史留下一筆。」
結果是，陳定南不要的台塑六輕，就是廖泉裕為雲林縣爭取來的，猶記當時，廖泉裕及議長張榮味主動拜會王永在，甚至發動萬人遊行歡迎六輕在麥寮興建。這項政績，留給雲林縣民的資產，除了回饋金，還有空氣汙染、癌症村，抗爭悲憤至今不斷。
和苗栗縣劉政鴻一樣的命運，缺乏遠見的報導，是如何在地方政治中迷失？
高學歷、好條件的地方首長淪落至斯，地方議會又如何？筆者曾因為工作關係，拜訪中南部四個縣市議長，結果發現這四位議長都是大哥級的；議長之一的幕僚看過我們的拜會內容後，甚至淡淡的說，「我答應就算數，反正議長也看不懂」。
本來應該監督縣市長的縣市議員，在地方幾乎不分藍綠，一樣和樂融融。同黨的議員，宛如縣長的跑腿小弟，幫忙打點和接待。也因此，地方公務員根本不可能得罪這些議員，許多工程標案，議員公然介入之深，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更遑論什麼議會監督的代議政治。
國民黨來台後，扶植地方派系，使其互相牽制，為國民黨所用，因此而有所謂黑、紅、黃、白等派之稱；後來更有張派、廖派等等以姓氏為主的派系，各據一方。之所以如此，因為任何人選上縣市長後，大權一把抓，資源充沛，往往就是黑白通吃，統一天下。一旦下台，政亡人息，也就是被清算的開始。
劉政鴻卸任後，傳出監院及檢調要查他9年任內的預算浮濫的問題，但不管是大筆開銷毫不手軟以致負債648億，或者不當徵地、破壞古蹟和生態的事蹟斑斑可考，都非一朝一夕之事，為何卸任後才要來偵辦？難道是地方政商掛勾現象的最後宿命？而前仆後繼者，依舊絡繹不絕。檢調和地方首長的關係，更是耐人尋味。
台中金錢豹，以前附近就算有槍擊聲，通常不會上媒體，也看不到檢調介入偵辦的跡象。某位已經卸任的縣市首長，任內用一位由檢調系統轉任的親信機要，後來這位親信拿走了他10億元跑到海外，該首長卻連吭都不敢吭一聲。原因為何，不想可知。
國會殿堂上的立法委員都是由地方選出，但地方政治如此腐朽敗壞，如何想像從這種穢土中會產生優秀傑出的國會議員，為國家定出長遠發展的法案？而種種的問題，均由於整個地方政治是如此地不透明，即使在網路時代，依然停留在透過人脈網絡勾串利益的共生環境；光亮照不到的地方，如何能夠清除汙穢？曾經號稱田莊阿鴻的立委，後來會一路成為農地殺手的縣長，也就不意外。
坦白說，地方政治腐敗，無法清明，如果媒體失靈也該負責任的話，其實是最可哀憐的一環。因為，多少具有理想性格的地方記者，以前或還有監督政府、伸展抱負的機會，在置入性行銷大行其道之後，幾乎個個是戰敗的公雞，若不同流合汙，也只能黯然離開媒體；甘於從中大賺利頭的記者當然大有人在，他們成了政商檢調媒利益共同體的一環，但其角色，其實最卑微。
許多記者，無分地方或全國性媒體，他們即使不助紂為虐，卻也是幫忙誤導閱聽眾的共犯。五星級縣市長的頭銜，在劉政鴻之後，幾乎已成了另一種汙名，但其實從廖泉裕時代就已經發乎端、行之遠，只是如今才被發現如此狼狽不堪；不知以後的縣市長，還有多少人還想花錢買這頂發臭發酸的桂冠？
傳統主流媒體的經營者，對於地方新聞，不是棄守，就是無魚蝦也好，完全從商業方面考量，讓地方新聞成了點綴，不是凶殺命案就是連環車禍，這樣的媒體當然不可能監督地方的發展。台北雖然被稱為天龍國，但也因為媒體密度最高，一切都攤在陽光下，反而讓許多事情有了轉變的可能。
雖然媒體在整個地方利益共生的生物鏈中，最是卑微不堪，坦白說，在這幾個害蟲中，要翻轉地方，還是只能先從媒體做起，而且無法寄望傳統媒體，不是記者不行，而是媒體結構使然；反而必須由不受政商利益牽絆影響的地方公民或獨立媒體做起。
自己的新聞自己報，並非只是一個口號，而是阻止地方政客繼續殘害家園的一種迫切需要。在已往媒體壟斷的時代，這樣說，或許不切實際，但是公民奮起的年代，不僅可能，而且正在改變台灣的媒體和政治生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