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陷入膠著已經很久了，鷹派一直想攻政府總部，鴿派反對。鷹派自己當然也知道，這個政府只是個幌子，說好聽點是執行單位，攻下這個政府，並不能傷到背後真正的主子。

這主子，很多人以為是中南海。當然北京是這一切民權收網的發動者，但背後的主子並非指這些人，並非指共產黨或中國，我指的是香港的本地的統治力量，也就是財團、富人、1%的主宰者。

這些人當然不關心民權問題，事實上就是這些人將香港人民的民權收歸己有，將之拿來當作聚積財富的工具。權力即是財富，權力是資本的來源，資本是權力的交易工具。當財團透過房價等資本工具搜刮民間勞動所得的財富時，同時也搜刮了人民的權力，再將此權力透過資本的形式，上貢到北京，換來北京所擁有的全中國的權力的一部份，藉以鞏固這些人在香港的權力和財富。

用政治的形式說，就是北京透過基本法，授與香港權貴們主宰當地政府的權力。

推倒了梁振英還有更多梁振英排隊等著替補，攻進了政府總部也只是得到一座建築物。政府機器背後的主宰者，沒有清楚的臉孔，沒有名字，甚至可以說沒有人可以代表，但他們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人的身體只是思想的宿主，主宰這些人的思想，才是真正籠罩在香港上空的烏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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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思想的本質是「藉由資源的集中與利用，獲取更進步的生活」，例如原始人合力建造居所，達到庇護居住的功能和繁衍的目的。集眾人之力可以達成個體永遠做不到的事，例如集體狩獵的十個人花一天圍捕的獵物可以超過一個人花十天追捕的成果。十個人集力可以豎起樑柱，傳遞矛草鋪滿屋頂，這些都不是一個人重複十次 所能做到的。

原始人經過合作，得到了超過原本各自努力所能得到的成果的總和。於是有了多餘成果，或者說「集體成果」，這些剩餘財產的分配過程，創造了人類社會的雛型。也考驗著人類社會，埋下衝突的種籽。

在部落時代，集體成果由酋長領袖分配。第一個領袖無疑是智力和體力較優者憑自身能力獲得地位。但當此一能力（知識、體力）開始世襲，或者說領袖地位開始世 襲，領導者的地位就會受到挑戰，而不得不將此一權力分配給第二級的領導者們，以獲取所有人的支持，在透過部份支持獲得全部支持的同時，也消弭了競爭者挑戰 的意願；如果既有的權力和因此權力而來的財富已經足夠，那何必冒險尋求更大的權力和財富？

於是封建制度產生了，連支持都成為世襲；固定的分配換取固定的支持，制度化的分配換取制度化的支持。社會穩定了，偶發的爭端消失，族群更能專心於生產，整體來說所有人都更富足了。

封建制度的崩毀，則起因於天災、意外與分配制度的失衡。當天災來臨，勞動所得不足以滿足原本的分配體系時，最先被犧牲的是社會底層，也就是權力最少者。繼之而起的是分配制度的錯誤改變，權力越大者得到的配額越來越多，甚至超過系統的負擔，或者原本的分配體系中的某一環節，某個族群或某些人向系統要求更多的 配額。於是社會崩潰，分配系統重整，朝代更迭，直到下一個穩定期來臨。

如此的循環在農業時代中重複了許多次，直到工業文明興起，人類知識深化，察覺了原始系統的不足，於是提出「平權」的思想，將世襲的權力取消，將權力平均分 配（歸還）給所有個體，重新整合。再將分配制度合理化、彈性化，再次以「個人能力」作為分配的依據，形成了資本主義民主體系。但創造這制度的智者們，並未 將財富（資本）的世襲取消，更未將資本與權力的連結取消，於是在運作幾百年後，當代的人類，也就是我們，面臨了同樣困境：財富和權力的同步世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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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資（貨物）的來源是能力：謀生的能力、滿足個體生存所需要的能力，也就是生產力。權力的來源是分配，因為分配的需求而被定義出來的秩序和維持這秩序所需 要的集體的同意。將這兩者連結在一起的是人際合作，因為合作而產生的「多餘所得」需要分配，分配行為需要秩序，秩序需要經過眾人的同意，這種同意的表示， 就是人類政治權力的來源。

在獲得了多餘物資之後，人類發明貨幣來當作物資交換的工具。而後貨幣被漸漸抽象化，由不具實際價值的「幣」取帶了具有實際價值的「貨」，由不具實際價值的金銀，取代了具有實際價值的銅鐵，最後由印刷的文件取代了實際的金銀，最終更由抽象的數字取代了實質的印刷品。

貨幣的建立當然也來自於權力，由最初對貝殼的集體同意，到現在國家以集體權力來同意、認證、保證的印刷紙幣和抽象的、數字性的「通貨發行量」，所有財富的 來源都是權力。現今世界上權力最大的國家：美國，當然也就能創造最多的「鑄幣稅」，甚至可以無限制地發行貨幣（QE）。

抽象化的貨幣形成了金融體系，最後發展成資本體系，甚至抽象的數字體系，這些被我們叫做「資本」的一切，包括數字化的金錢和實質的物資等等，當然也都是權力所生產出來的。所以我們可以毫無疑問地說：資本就是權力、權力就是資本。這也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體會到的「財權一體」「金權政治」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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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任何體系，要維持穩定的首要條件都是分配的合理性，或者說得到社會成員同意的程度。而財富的分配就是權力的分配，獲得較多財富後的個體可以同意較少的權力分配。而當財富分配不均時，社會成員對權力的渴求就會增加。這種轉移並非跳躍或無關，而是「財、權」這兩種事物在本質上的同一性。

不管是香港雨遮革命或台灣318運動，都是這樣的脈絡，香港繼續在街頭上堅持，而台灣則透過選舉「解決」了權力重分配問題（至少是表面上的）：藉由權力代表的更迭，獲得財富重新分配的希望。

這希望能實現嗎？如果能，社會的壓力就會降低。如果不能，那麼選舉後的平靜終將只是暫時的，甚至是暴風雨前的寧靜，更大的動盪的預告。其原因為：台灣目前面臨的不只是「集體創造的多餘所得」的分配不均，而是更嚴重的「基本所得的喪失」，基本配額被剝奪。十個人集體勞動的結果，竟然有人分配到的成果少於原本獨立勞動的所得，少於足以維持生存的基本需求，既然如此，那何必合作？何必組成社會？怎麼能不揭竿而起？

作者：二火（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