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事實說話Ⅲ
－記者如何在報導中規避風險？
環境污染是百年帳
財新很快就奠定它在環境報導的地位。《新世紀》週刊記者宮靖是中國少數的環境調查記者，2012年他以〈自來水真相〉分別獲得開發銀行的亞洲新聞獎亞軍，以及中外對話網站與英國《衛報》合作評選的中國最佳環境報導；2011年他才以〈鎘米殺機〉獲得《南方週末》年度傳媒致敬人物。
「中國到這個節點，媒體透過調查把環境說清楚很重要。」宮靖把環境調查比喻成是「直面背後」的過程，它的正面是大家熟悉的中國：強大、繁榮，而背面是一連串安全奶、地溝油、PM2.5的問題。「中國追逐高經濟增長，最大的問題是忽略了『外部性』」，宮靖不脫原本財經記者的習慣向我解釋，經濟學裡的外部性是指個體的經濟行為對其他人造成影響，卻沒有承擔成本。
講的是當下的中國，乃至未來百年要面對的環境污染。宮靖看到這層問題，從政經領域轉做環境調查，因為他覺得「政治新聞對民眾的影響是短暫的，但環境中有很多問題是不可逆的，影響的不只是一代人而已。」
想的夠清楚，讓宮靖的調查「接地氣」。（指更貼近老百姓真實生活）
「中國一半城市的飲用水不合格」宮靖在〈自來水真相〉中用嚴肅口吻指出。
宮靖發現周遭的人都喝瓶裝水，在家庭中更明顯，上海有三分之二以上都用桶裝水，而北京使用桶裝水的比例更高達86%。他發現一個悖論：幾乎沒有人敢生飲自來水；同時沒有一家水廠自檢自測水質不合格。
哪個更接近事實？中國住建部是城市飲用水的主管部門，為了搞清楚飲用水的水質情況，2009年部門內的水質中心曾做過一次全國普查。然後呢？「沒有然後了，住建部沒有公布水質數據。」宮靖說，「做這個調查最難在於怎麼證明水質不合格？」
他拿出一大張白紙，在上頭畫出自來水供應鏈條：水源地輸送至水廠，經處理後出廠，經過輸水環節，進入市政供水管道，或是居民樓的儲水槽。漸漸地，他發現水質不合格應該是水廠處理設施老舊以及自檢自測的問題。
「稿子也可以寫，但就是沒有結果，」採訪中國的水質專家後能得到大致輪廓，「但就是說不清楚哪裡出問題。」他明白調查結果需要2009年的水質數據。
宮靖訪問過很多專家學者，他們都建議他去找個關鍵人物，「他手上肯定有這份數據」，約見面的過程是一次次碰軟釘子，幸好宮靖扎實的研究功夫給之前的受訪者留下印象，「他們去幫我說服他，他其實也想推動自來水改革這件事。」宮靖坦承幸運，因為有更多的調查報導即使做好準備也拿不到數據。
水質實際合格率50%左右，那麼，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公布的飲用水九成合格率從哪裡來？住建部的水質中心設有國家監測站與地方監測站，但均由地方水廠負責，同時每年公佈數據，真相大白「自來水真相解不出就是因為水廠的人掌握發言權、檢測權，沒有第三方介入。」宮靖直言批評。
說話的成本
宮靖的報導風格，和我之前讀過的王晨的調查報導就很不一樣，全篇文章都是實名的消息源，包括住建部的水質工程師與地方水廠官員。
在中國，採訪對象講真話的成本是高的，宮靖在閒聊時跟我分享過一個故事，他曾到安徽農村調查手足口病的情況，因為地方政府未及時公開疫情，才讓患病孩童大量死亡。按理說，這樣的家庭遇到記者，應該是恨不得揭露政府的惡形惡狀，「好幾戶家庭把我趕出來。」他說這些家庭早就被村長交代過，如果接受採訪未來就領不到賠償，還有生二胎也會被阻攔。
中國人普遍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自保心態。我不禁好奇問他，為什麼不幫他們匿名？「他們沒有提出要求阿！」宮靖笑的直爽，有些反映他蒙古人的性格，但不多話，回答前都要想過，又有一份調查記者的謹慎。
他似乎覺得回答的不完整接著補充，「我都會把他們發言的部份讓他看過，讓他們對措詞進行修改」，語氣中斷幾秒後反問我「我採訪了足夠多的人，寫的也足夠通透，為什麼不能把名字寫出來？」
〈自來水真相〉，標題挺樸實，但也很貼切，就是真相是什麼？宮靖平和地說，「我是用理性的態度說出事實，不是為了攻擊誰。」他和王晨一樣，認為記者只要說清楚事實，把證據擺出來，就不存在新聞邊界的問題。
我每次對新聞邊界的提問都像一面鏡子，照出他們置身夢中不與現實搭界的模樣，抑或映照出我這個自以為世故的年輕人。
的確，財新的記者比起其他媒體，更不在乎新聞監管紅線，北京很多人認為是胡舒立的新聞專業與政商關係保護了旗下的記者。
胡舒立的神祕背景
這樣的說法有其根據，1985年大學畢業後，她被《工人日報》派往廈門記者站，這城市剛被指定為市場經濟的試點，她與每個市政府的人見面，其中，時任廈門副市長的習近平對她印象深刻；1992年她是《中華工商時報》國際版編輯，當時接受西方教育知識分子回中國進行證券市場改革，她決定採訪所有的頂級金融家，很早就與後來的高官建立聯繫，包括央行行長周小川、中紀委王岐山。
被問到顯赫的家世與複雜的經歷時，胡舒立總會說：「這有什麼好說的啊！下一個。」回答更添她的神祕色彩。王晨聽過這些說法，「有什麼神祕啊，就是累而已，打好多通電話才見到一個人，」她反駁外界對財新的渲染，「我做的調查沒有高層給我提供資料的，否則我就不會全國各地跑。」
胡舒立不認同外界關於她政治背景的猜測。在接受《紐約客》訪問時，首次回應，她認為人們高估她與權力接近程度，「我是一名記者，他們也把我當記者對待，」她堅持讀者才是財新傳媒的保護傘。
「她並不完美」，經常牛眼看人的前《財經》資深法政記者楊海鵬說，她對草根底層缺乏體驗；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陸瞱則說，「她是很霸道的一個人，要記者按她的規則去做，」她會要求員工上班穿正裝、不准炒股，甚至不上微博，因為「你的老闆是胡舒立，不是曹國偉」賀信記得有次胡舒立這樣跟他說。
胡舒立是財新巨大漩渦的中心，所有人都圍著她旋轉。曾經，一位中層幹部建議她應該分權給別的管理者，她瞪大眼睛說：那我幹什麼呢？
「既然做新聞這一行，只好把它做好。反正我一生只能做一件事。」胡舒立在為《中國新聞周刊》寫〈寄給2049年的信〉一文中如此強調。她一生的追求，就是中國新聞業能按她的理念發展：用事實說話，如果可以，讓它更清楚一些。
（編按：本專題與新頭殼平台合作，連載中國調查記者故事，每週三四五刊登，共九篇。企盼提供讀者更寬闊的視野，了解這群在監控之城下仍奮力寫作的「調查記者」。）
作者：簡永達（台大新聞所碩士）
延伸閱讀：
調查報導4 中國記者如何在報導中規避風險？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49498
調查報導5 中國最危險的女人：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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