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堅實的後援Ⅱ
發刊的博奕
稿件的刊發，則是另一場博奕過程。「羅昌平是敢往前闖的人」袁凌認為《走出馬三家》能發出來，關鍵還是長官支持。《財經》雜誌在中國是調查報導高地，更被宣傳部注意，「《財經》釋放出的信號完全不一樣。」於是，羅昌平挑了集團底下的流行文化類雜誌《Lens》發刊，但他也不想放棄，為《財經》又跟袁凌要了一篇稿，按著不發，等候機會。
4月號的《Lens》封面，是美國流行歌手泰勒絲（Taylor Swift）在樹林裡手拿著吉他的照片，美國《浮華世界》（Vanity Fair）說她是「美國最少女的少女」，封面故事談的是她的新歌《I Knew You Were Trouble》，以及每場戀愛如何給她靈感。
誰也想不到，揭露殘酷暴行的《走出馬三家》藏在裡頭，書的扉頁僅用14號的字型題示，對比採訪付出的巨大努力，封面的位置有種反常的低調。
這個結果，是經過羅昌平對籠子的精密計算。這篇報導震驚了中國，甚至是那些熟知勞教系統虐待的人們，門戶網站與微博上瘋狂轉載，直到當局查禁這篇報導。據美國《中國數字時代》網站資料，該篇報導週六發刊，中宣部週二要求所有媒體對《走出馬三家》一律不轉不報不評。
遼寧省當局迅速地做出反應，宣布將成立調查組深入調查。十天時間，調查組迅速做出結論，稱《走出馬三家》嚴重失實，文章中提及的「上大掛」、「老虎凳」是無中生有，所謂的「死人床」只是一般的護理床。報告出爐，只有同屬政法委機關報的《法制日報》報導，但同屬黨媒的新華社雖轉載但拒絕署名，而光明網評論員則發文質疑《馬三家打的報導失實，真相是什麼？》。隨即，袁凌也在微博上回應調查報告，公開「要求對質」，批評聲浪延燒，遼寧當局不得已求助國信辦，迅速屏蔽袁凌微博。
倒是宣傳部，意外地沈默，就連「禁令是發給其他媒體，沒有給我。」羅昌平回憶。
恐懼可以窒息人的感受，袁凌相信中紀委派人調查他的背景，手機持續地被監聽中，儘管難以查證，但他確信手機發燙、經常斷訊都是被竊聽的證據。
「我都很擔心忽然就被人帶走了，」他將這份擔心說出來，「羅昌平他提醒過我，有人來找我，要馬上跟雜誌社聯繫，」每天他都做好被拘捕的準備，他接起的每通電話都會錄音，「你威脅我，我就給你發出來。」飽受恐懼的人使盡全力的反抗。
宣傳部的報復不著痕跡，卻又一擊中的。稿件的證據紮實，不能指責報導不實，宣傳部發現《Lens》的刊號是跟黑龍江一家小出版社租用的，轉而對小出版社施壓，讓對方主動終止合同。「他確實跟本來不一樣了，已經非常懂怎麼處理媒體」羅昌平說。典型的虛無主義和實用主義，看來沒有規則。
和他的政權一樣，經常叫人迷惑，就像信訪與勞教制度，一面鼓勵民眾向中央反應冤屈，另一面又把異議者關進勞教所。
黑色維穩
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式的奇蹟要繼續，無可避免地讓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每年數萬起的群體性抗議事件，脆弱且傲慢的黨國急了，2005年的《信訪條例》規定，各級政府應建立信訪工作責任制，對信訪工作內的失職行為，予以追究，並且通報。這項通報的規定，逐漸演變為幹部政績考核指標之一，全面維穩的要求下，對地方政府形成極大的政治壓力。在此背景下，勞教所關押人數超額，「駐京辦」紛紛建立，「黑保安」頻頻出現，暴力非法截訪也成慣常手段。
大時代下，個體略顯荒誕的命運，一直是報導的熱點。
幾年前，有一家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成為北京維穩外包的龍頭，《南方都市報》記者龍志發表的〈安元鼎：北京截訪黑監獄調查〉兩萬字長篇報導裡，上訪的主角曾是個女警，被保安公司押進黑監獄，以重拳打的她面目全非，販賣上訪者資料抽傭的是信訪局，而將她交接給黑保安的是警察－她以前的同事，最終，她像犯人一樣被押解回家。
同樣注意到截訪成為好生意的，還有《財經》記者譚翊飛，他在個人博客中寫道，「我曾偽裝維穩幹部打電話給安元鼎的隊長，問他截訪生意可不可靠，對方說：『如果我們沒有背景，敢在北京大街上抓人嗎？』」的確，多篇報導都指認，安元鼎橫行北京，在火車站有專用車輛，穿梭在駐京辦和黑監獄，抓補、關押、遣送訪民。
媒體重複披露，北京當局做出批示，2010年安元鼎被立案偵查。但是，安元鼎沒了，黑保安卻沒有消失，只是更分散了。按照規定，在北京非正常上訪的群眾，最後都會被送到久敬莊，集中分流。但事實上，裡頭的房間一部分租給駐京辦，以前安元鼎的幾個黑保安，繼續幹活。
2012年《南方都市報》的王星才揭露一起〈久敬莊強姦案〉，除了黑監獄借屍還魂，還寫出女性在上訪群體中，容易被欺凌的雙重弱勢角色。公權力不作為，暴力在社會頻繁出場，這幾篇照出中國潰瘍的調查報導，都讓他們獲得當年得調查報導大獎。
只不過，這社會似乎得了集體失憶症，情緒快速高張，而後又迅速拋棄。中國社會像片大池塘，總有一種力量要讓波瀾不驚，但這群記者是在岸邊戲耍的頑童，不斷將手裡的石頭丟入水中，激起漣漪。《走出馬三家》成為廢除勞教制度前的最後一篇報導，歷史為它留下一頁，卻也仰賴許多記者持續報導，才讓麻木、沒有心肝的社會，注意力能在底層多留片刻。
代價與榮耀
將生命比做長河，雖不能完全類比，同樣在不經意處轉彎、匯集、而又分開。
袁凌與羅昌平的緣份比《財經》更早，他們在十年前就認識，當時，前者是後者的上司。那時《新京報》報剛創刊，袁凌是副主編兼首席記者，他成名的調查稿寫的是SARS後骨壞死患者，引起社會關注。他追逐新聞的巨大身影，為年輕新聞人跟隨，羅昌平是其中之一。十年過去了，他們仍在追逐新聞，不過角色互換，這次，羅昌平是袁凌的領導。
「我是付出巨大代價的」，袁凌為了留任《新京報》，放棄他在清華大學的博士學位，這個決定，讓他從看似前程似錦的博士，成為徹底的北漂，到現在他的戶口還沒地方落，只能每個月繳錢放在人口市場裡。
回想剛才與袁凌見面的情景。北京五環邊上的天通苑，被當地人戲稱是「布魯克林區」，從地鐵口出，門口促擁著成群的哥，操著關外口音吆喝著「打車嗎？」；車站外的空地，凌亂的攤販，賣著炒土豆角、烤麵筋，即使大街上汽車轟鳴而過，揚起塵土一片，也不影響站在攤前的人們吃完面前的那盤炒麵。
從主街拐進一條林蔭道，與剛才的車流不同，只有零星貨卡經過，再往前走十分鐘才看的到約定的小區，是一堆劣質混凝土堆砌而成的房子，粗糙的紅底噴繪廣告一個接一個。「我付出婚姻的代價，我爸跟親戚也都不跟我聯絡了，」似乎更能理解，他所謂「在中國當一個記者代價很高」是什麼意思了。
羅昌平也是一名北漂，2000年初，在瘋狂城鎮化的國度，放棄高薪的建築工程工作，隻身到北京，只為當一名記者。到了2006年，他已經是《新京報》深度報導部主編，他可以選擇去薪水更高的互聯網，但最終仍進入《財經》，又成了普通記者，薪水比以前少一半。但是，同樣在那一年，中國發生自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貪腐醜聞－上海社保案，羅昌平得以親歷《財經》的調查風格。
這起震驚海內外的醜聞，源自上海社保基金「參建貸款」開發房地產、公路建設，其中，最大一筆貸款金額32億人民幣，流向神祕富豪張榮坤，短短五年間，他拿下滬浙高速公路經營權，成為最有價值國企上海電氣的最大股東。
泡沫終會破滅，社保局長被雙規，上海電氣高管被調查，複雜的錢權交易驚動高層，中紀委派百人調查團常駐上海，動用內規要求黨員在規定的時間、地點就案件涉及問題作出聲明。調查逐漸深入，矛頭漸漸指向上海市長、市委書記，同時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良宇。
要知道中國的報導有幾條紅線，疆獨、藏獨、宗教問題、臺海問題，再來是涉及高級幹部，必須等新華社發通稿。更何況，中共政權是個派系妥協下的結果，刑不上政治局是默認的潛規則。自改革開放後，陳良宇是第二個被中紀委立案調查的中央高層。
上海鮮少有負面新聞，因為它不只是經濟成長的火車頭，高層派系中還有上海幫之說。但市場化的壓力，似乎加大記者的膽量，「這個案子很大，只是沒想到會那麼大」，時任上海《21世紀經濟報導》特稿部主任左志堅用一種無謂的語氣回應，「每家都搶著在做了，能不做嗎？」
胡舒立，這位被外媒稱為「中國最危險的女人」，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大題目。持續追蹤長達三年、投入十多位記者、作過四期封面，平均每篇封面投入金額是一般的三倍，羅昌平與他同齡人，趙何娟、陳中小路都參與到上海社保案的調查，至今他仍與有榮焉地說「《財經》在那次確實達到最高的新聞標準」，尤其還有胡舒立這個蒸汽鍋爐，帶著他們往前衝。
但《財經》畢竟是北京的媒體，在上海沒有相應的人脈資源。胡舒立聘請當過法官的楊海鵬擔任資深記者，由他找到關鍵的深喉，對社保基金的情況很清楚，但官僚的慣性讓他急著拒絕，「舒立陪著他在樓下等了一晚，」羅昌平被那份對新聞的堅持感動，「很少新聞人能夠做到。」
（編按：本專題與新頭殼平台合作，連載中國調查記者故事，每週三四五刊登，共九篇。企盼提供讀者更寬闊的視野，了解這群在監控之城下仍奮力寫作的「調查記者」。）
作者：簡永達（台大新聞所碩士）
延伸閱讀：
調查報導１－主管如何為記者扛下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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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導3 羅昌平：我願意背負所有罵名
http://newtalk.tw/news_read.php?oid=49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