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欲靜，而風不止。

從巴西回來後，我很高興以後就可以全心繼續投入在教學研究，及核能、生態的關懷了，但接踵而來的1992年底的第二屆首度全面立法委員的選舉卻打亂了我所有的規劃。回到台中後，我就被捲入協助民進黨立委候選人的選舉中。

我參與1989年立委選舉時，代表民進黨參選人只有兩位，只當選一位。但經過三年後的台中立委選舉，雖然應選名額只有四名的局面下，民進黨內躍躍欲試的候選人，一口氣冒出了四名戰將：洪奇昌、劉文慶、陳陽德及紀萬生。但明眼人知道四位全部當選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能夠與國民黨平分秋色，當選兩名席次的話，這就算做一大勝利了。但台中民進黨部不從政治現實的考量，只為了息事寧人，不做壞人的心態，竟然同意全部四名戰將披掛上陣。國民黨看在眼裡，也耍了一招陰謀，故意提名三位候選人，聲稱「禮讓」一席給民進黨，其目的是為了誘使民進黨及選民，全力鞏固洪奇昌的選票，而使國民黨三名候選人都能順利當選。我既參選過立委，又現為國代，過去受到各方人士的協助輔選，現在為民進黨同志輔選，我實義不容辭。

民進黨四位候選人的背景、理念及派系迴異。他們相繼地投入了選戰，個個鬥志高昂，個個都充滿希望，各不相讓。這種過份樂觀的態度，看在國民黨的眼裡，心中暗爽。

到了最後決戰的關鍵時，從台南轉戰到台中，時任立委洪奇昌的聲勢，如日中天。我開始擔心，如果選民真地集中選票投給洪奇昌一個人的話，不是重了國民黨的計謀嗎？我在情急下，為了民進黨在立法院的席次，就向黨部建議，以「望二不難」，「自動配票」向選民訴求配票給洪奇昌和劉文慶。為什麼洪奇昌及劉文慶？因為從輔選的過程及民意的反應，以及我個人的評估， 陳陽德及紀萬生的當選機率不高。但台中民進黨部對我這項建言，只說黨部基於中立原則，一視同仁，還是依舊以一貫不得罪人的態度行事，把政治當人情來運作。 看著黨部人員，我不快地說：「黨部不敢講配票，我講。」

但我的建議都受到所有候選人的抱怨及反對，並受到不少人的攻擊。為了政黨的整體利益，心中知道我只能走自己的路了。為了使自動配票更具號召力，我說服了台中大老張深鑐、省議員何春木、及前台中市長陳端堂發表緊急聲明，並刊登於報上。同時我也鼓吹學界緊急呼籲，要求台中市的選民支持洪奇昌及劉文慶，以便開創台中市反對運動的新頁。從政治的常識，這種作法是一種個人政治生涯的自殺行為。但當時，我只從台灣民主運動的觀點及政黨的利益思考，其餘的，我也不在乎了。

選舉結果，果然，洪奇昌和劉文慶均雙雙高票當選。這是在台中市立委選舉中，第一次與國民黨平分秋色，並從過去百分之三十的得票率劇增到接近百分之四十。

但選舉後，接踵而來的是無數對我的攻擊。紀萬生認為公開支持兩特定候選人，係「公然殘殺自己同志」，擬採法律行動。美麗島系支持的陳陽德也對我抱怨連連。但我也不想去向他們解釋說明。媒體還為他們叫屈，「雖然二屆立委選舉已落幕多時，唯此間各派系與林俊義之間的心結，卻一直沒有化解的跡象，也不知是林俊義不知道已得罪人，還是沒有時間去向他們進行說明與解釋，反正是迄今兩者都還未有過接觸，導致批評他的聲音不斷出現。」

選舉確使很多人瘋狂失智。過去，我曾兩次作為候選人，我知道所要面對的各方壓力及選舉的奧步；這次，我更清楚地看到選舉期間，黨內黨外候選人彼此間的爾虞我詐、鉤心鬥角、明爭暗鬥的伎倆，令人心寒。

台灣的選舉，好像與政治哲學的道理與民主的規範背道而馳。瞭解三次大選的實況，我心知肚明台灣政治選舉的黑暗與齷齪。自1989年後，整個選舉文化每況愈下。地方派系、政黨派系、地方家族、財團勢力、政治人物的背景、動機等形成選舉文化的雜碎物，使台灣民主的健康發展障礙橫生，困難重重。對國民黨而言，任何的選舉其實就是官商勾結、黑白共治的既得利益團體的保衛戰，因此以金錢綁樁、利益輸送、賄選抹黑已是選戰勝選的不二法門；政治人物的心中毫無政治的信仰，油腔滑調，謊言連篇，亂開支票，只把民主掛在嘴邊，任令民主的真諦越腐爛，越有利。對民進黨而言，年輕的世代，大都未經壓抑的年代，憤怒的歲月，及民主運動的洗禮，因而培養不出堅實的政治信仰，及忠實於台灣未來的民主目標。在這價值錯亂的年代，我實在對台灣民主的前景，不抱樂觀的態度。直至今天，台灣的民主，仍徒有選舉的道具，但毫無民主的內涵。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Newtalk新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