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柏同專論》危機過後，別只留下究責--從中聯油脂事件談食安治理的下一步

中聯油脂事件持續延燒，再次引發全民對食品安全的憂慮。從產品下架、流向追查到責任歸屬，社會高度關注，這是民主社會應有的監督。然而，每逢重大食安事件，台灣似乎總會陷入相同的循環：事件爆發、媒體追逐、政治攻防、要求究責，最後往往以有人下台作為危機的句點。等風波平息後，制度改革卻未必跟上，直到下一場危機再次來臨。

人民真正期待的，其實不是再多一位官員下台，而是下一次不要再發生同樣的事件。

公共衛生有一項重要精神，就是把管理重心放在「預防」而不是「補救」。真正成功的公共衛生，不是危機發生後反應得多快，而是危機本身愈來愈少發生。食品安全亦然。真正成功的食安政策，不是查獲多少違規產品，而是讓問題產品沒有機會流入市場。

食品安全是一套完整的治理體系，涵蓋源頭管理、風險評估、企業自主管理、產品追溯、跨部會協調及地方執行。任何一個環節出現漏洞，都可能影響全民健康。因此，中聯油脂事件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哪一個政府或哪一個政黨應承擔全部責任，而是中央與地方政府有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

中央政府應藉此全面檢討食品安全治理架構，加速建置完整的食品追溯制度，整合原料、生產、物流及零售資訊，建立跨部會即時資訊共享平台，並導入風險分級管理，提高對高風險產品、高風險原料及高風險業者的監測能力。地方政府則應持續提升第一線稽查量能、檢驗能力及流向追查效率，建立跨縣市協調機制，讓問題產品能更快被發現、更快被下架。中央與地方不是彼此究責的對象，而是共同守護食品安全的夥伴。

企業更不能缺席。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線，始終不是政府，而是企業本身。建立完善的自主檢驗、異常通報及內部稽核制度，不只是法令要求，更是企業對消費者最基本的承諾。政府除了嚴格監督，也應鼓勵企業誠實通報、主動改善，讓企業治理與食品安全真正結合。

回顧台灣食安發展，有一段歷史值得重新思考。二○○八年三聚氰胺事件爆發後，社會瀰漫恐慌，「零檢出」幾乎成為唯一能被接受的政治答案。然而，當時也有不少公共衛生及食品安全專家主張，食品安全管理應建立在毒理學、暴露風險及科學證據之上，而非單純以「是否檢出」作為唯一標準。回顧當年的討論，也讓人重新思考時任衛生署長林芳郁所強調的理念：食安管理不能只依賴末端抽驗，而應建立源頭管理、產品追溯及風險治理制度。

多年後回頭檢視，國際食品安全治理並未走向「零檢出」，而是依循科學證據建立安全容許標準，並透過源頭管理、全程追溯及企業自主管理降低食品安全風險。這並不是降低食品安全標準，而是將有限的監管資源投入真正影響人民健康的高風險項目。今天重新談起這段歷史，不是為了替任何人翻案，而是提醒我們，公共政策需要尊重專業，也需要給改革足夠的時間。政治可以回應民意，但制度設計仍應建立在科學證據之上，而非短期情緒。

民主政治需要究責，但究責不是目的，而是改革的起點。如果每一次重大事件都只是急於尋找可以承擔政治責任的人，卻沒有留下更完善的制度，下一次危機仍會以不同形式再次出現。更令人憂心的是，若每一次危機都讓勇於改革、敢於承擔的政務官承受過度的政治壓力，甚至因此成為平息民怨的代價，公務體系便可能形成「多做多錯、少做少錯」的保守文化，真正需要的制度創新反而愈來愈難推動。

中聯油脂事件終究會過去，但真正值得留下來的，不是誰輸了政治攻防，也不是誰承擔了政治責任，而是我們是否願意把這次事件轉化為制度改革的起點。

中央政府應強化源頭管理、風險監測、資訊整合及食品追溯；地方政府應提升第一線查核與危機應變能力；企業則應建立誠信文化，將自主品管視為企業治理的一部分。中央、地方與企業不是彼此對立，而是共同守護食品安全的夥伴。

政治可以回應民意，但制度必須回歸科學；究責可以平息情緒，但改革才能避免下一次危機。真正成熟的民主，不是每一次危機都找到一位官員下台，而是每一次危機之後，都留下比昨天更好的制度。

作者：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執行長陳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