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黨創黨主席柯文哲涉京華城、政治獻金等案，一審遭重判17年，北院日前認為，柯文哲具相當社會地位與經濟能力，且有在境外生活條件，仍有逃亡風險，裁定自15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個月，並持續接受科技設備監控。柯文哲今（28日）痛批，處分違反常識，並嗆司法機關在一審判決後，即自行推論風險上升，「可能逃亡」指控不僅違反社會經驗，更構成對他人格的不當影射與指控，他將提出抗告、奮戰到底。
柯文哲於臉書發文指出，以憲政法治為根基的民主國家，人民的自由限制，不應建立在臆測與推論之上，而必須奠基於具體、明確且可受檢驗的事實。這不僅是法律問題，更是文明社會對權力自我節制的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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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說，合議庭以「逃亡風險上升」為由，裁定延長他境管8個月，該處分已明顯違反常識。他已依法提出抗告，請求撤銷該裁定。
柯文哲也陳述抗告理由，第一、 所謂「逃亡風險上升」，違反社會普遍認知，淪為對人格與動機之不當推測。他長年投身公共事務，身處高度公共監督之下，社會識別度極高，行蹤幾無隱匿可能，等於是全民隨時隨地監控，在此等嚴密監控之下，所謂「逃亡可能」究竟從何而來？另他身為民眾黨創黨主席，對第三勢力的延續與台灣政治的未來負有責任。當前台灣正面臨內外挑戰、公共政治信任低落之際，他絕不可能為了個人，拋下年邁的母親、長期並肩作戰的夥伴與一路支持我的小草，背離從政以來一路堅持的價值與信念，逃離台灣這片土地。
柯文哲表示，如今，司法機關在一審判決之後，即自行推論風險上升，「可能逃亡」之指控不僅違反社會經驗，更構成對他人格的不當影射與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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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哲指出，第二、 延長限制出境出海與科技監控，已侵蝕憲法保障之自由。憲法明文保障人民有居住遷徙自由與工作權，在刑法理論中，即使是「積極預防犯罪」也必須符合適當性、 必要性、比例原則，否則就會變成侵害人民權利。他對民眾黨有輔選之義務，限制出海則無法到金馬澎外島、甚至綠島、蘭嶼等等，影響工作權利。
柯文哲直言，他已繳納7,000萬元保證金，並長期配合司法程序，從未有任何違反任裁定的行為。在此情況下，若法院無法提出具體理由，僅憑「臆測」再延長8個月之出境、出海限制與科技監控，則此種處分已不再是「必要的保全措施」，只是要24小時GPS定位本人行蹤而已，使國家機器陷入以「風險想像」取代「證據實證」的危險邏輯。
柯文哲提到，第三、 自由不應在推測中被剝奪，正義不應在不確定中被預支。他的案件在一審判決已有重大爭議，社會輿論多認為判決本身建立在偏頗的證據，甚至未釐清關鍵事實即逕行重判，司法的社會信任度嚴重受創。如今合議庭以「尚未確定且具高度爭議之判決」，再作為限制人身自由之依據，自陷錯誤循環之邏輯，也違反罪刑法定主義與比例原則。
柯文哲說，台灣人曾經共同相信：國家的力量，應當被制度約束；司法的權威，應當來自證據與程序，我們歷經了數十年民主化的艱辛歷程，才逐步建立起今日的法治體系。但如今中華民國的司法，竟可以不依證據就作出裁量，可以「因勢利導」逕行推測或預判，對人民不當限制權利與人身自由。
柯文哲稱，今日他提出抗告，不是為了柯文哲個人，而是對司法權力行使的嚴正檢驗，因為當司法失去節制，人民自由便可能在不確定中被侵蝕，當司法淪為臆測想像或權勢施壓的一環，受害者將迅速擴及全體社會。柯文哲的抗告是為爭取正常的司法、是為了捍衛基本的程序正義，「我會奮戰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