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論》百年根除變「安鼠之亂」！台北市政府鼠患治理不如日治時期 | 專欄

西方城市對鼠患的高度重視，源自中世紀黑死病（鼠疫）的集體創傷。14世紀歐洲鼠疫肆虐，造成數千萬人死亡，人們雖不知細菌學，但已將老鼠與疫情連結。後續多次疫情（如1665年倫敦大瘟疫）強化了「老鼠＝公共衛生威脅」的認知，促使歐美城市建立街道清潔、捕鼠制度與防鼠建築規範。19世紀末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後，科學確認老鼠－跳蚤－人類傳播鏈，更讓「rat-proofing」（防鼠工程）成為現代都市衛生標準。這段歷史讓西方城市將鼠患視為系統性治理議題，而非單純滋擾。

日本與日治台灣的鼠疫防治經驗，樹立了近代公共衛生典範。日本本身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也面臨鼠疫威脅（如神戶、大阪疫情），科學家北里柴三郎等人的細菌學研究為防治奠基。殖民台灣後，日本總督府將此經驗應用得更徹底。1896年鼠疫自中國華南經船隻（攜帶感染老鼠）傳入台灣，初期造成嚴重死亡（1897–1901年患者逾萬，死亡近八千）。總督府視為殖民統治重大挑戰，1902年起聘請防疫專家高木友枝主持，確立「撲滅老鼠為防疫大計」。

日治時期採取多管齊下策略：

• 全民捕鼠運動：透過保甲制度強制家戶義務捕鼠，搭配懸賞收購（每隻老鼠給獎金並抽籤大獎）、捕鼠器與毒藥。1904年上半年即捕獲逾264萬隻，累計數千萬隻。捕獲老鼠送「老鼠病院」檢驗。

• 環境衛生改造：頒布《大清潔法》，每年春秋兩季強制家戶大掃除，警察與保甲幹部挨戶檢查；拆除染疫舊屋、建立防鼠壁（基隆、淡水等港口）；港口嚴格檢疫，船舶設防鼠裝置，禁止輸入易藏病菌物品。

• 科學與宣導：結合細菌檢查、預防注射與民眾教育（學校、電影），將衛生轉化為日常生活習慣。

這些措施成效卓著：1910年後疫情趨緩，1917–1920年總督府宣布台灣本土鼠疫根除。這不僅拯救生命，更奠定台灣近代公共衛生基礎，至今仍被視為殖民時期的重要貢獻之一。

國民政府遷台後的治理轉折與疏忽，埋下當代鼠患隱憂。 1945年後，國民政府初期延續部分防疫措施（如海港檢疫、滅鼠宣傳），成功防堵中國大陸鼠疫流入。但隨著時間推移，系統性鼠患控制逐漸鬆懈。相較日治時期嚴格的保甲動員、大規模捕鼠與年度大清潔，後續統治在長期威權體制下，公共衛生資源轉向其他優先事項（如經濟開發、軍事需求），都市規劃中「防鼠工程」未被制度化落實。快速都市化過程中，老舊建築、下水道與夜市廚餘管理缺乏整合性防鼠配套，導致老鼠族群在隱蔽環境中累積。

進入民主化與現代化後，問題進一步顯現。台北市近年缺乏科學鼠類密度監測（據報導已逾12年未進行專業調查），無法精準掌握族群變化。都市更新（都更）頻繁，拆除老屋時若無同步滅鼠，老鼠被迫遷移至住宅區；氣候變暖延長老鼠繁殖期，加上夜市、市場垃圾處理空窗期，更助長孳生。2026年初大安區漢他病毒死亡案例引發「安鼠之亂」，民眾通報鼠蹤暴增，暴露長期積累的治理缺口：源頭管理不足、跨局處協調不力、科學數據依賴不足。當前雖有大清消、鼠類偵防師等應急措施，但若未回歸日治式「防鼠三不」（不讓鼠來、不讓鼠吃、不讓鼠住）的系統思維，難以根治。

對台灣城市治理的參考建議

1. 制度化源頭防治：恢復定期鼠類密度科學調查，強制新建、都更工程納入「防鼠壁」與環境評估，學習日治港口檢疫精神，針對夜市、市場制定密閉垃圾集散規範。

2. 全民參與與教育：借鏡日治懸賞與保甲模式，結合現代App通報、社區獎勵與學校衛生課，培養「鼠患＝公共責任」的文化。

3. 跨域長期規劃：環保、衛生、都市發展局處整合，避免單靠投藥（易生抗藥性與生態風險）；參考西方與紐約經驗，強調垃圾不落地、管線密封等基礎工程。

4. 超越政治框架：鼠患無黨派，治理成效需以數據與人民健康為依歸。日治成功證明：嚴格、科學、持續的公共衛生投資，能有效阻斷疫情與鼠患。

台灣擁有日治奠定的衛生遺產，卻在後續治理中出現斷層。唯有正視歷史教訓，將西方警惕、日本模式與本土現況結合，才能打造真正宜居、具韌性的現代城市。鼠患不止是環境問題，更是城市治理能力的試金石。

作者：黃吉川（筆名江夏），成功大學講座教授

學歷：羅東成功國小、東光國中、宜蘭高中、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經歷：成功大學研發長及教務長
榮譽：國科會三次傑出獎、力學學會會士、孫方鐸力學獎章
專長：量子電腦、超級電腦（領先全球之核心技術）
著作：161篇國際期刊論文、「到執政之路」共同作者
詩集：二本新詩集「我們」、「啟程」一本古體詩「試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