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中鷹派（例如前國防部官員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在其著作《百年馬拉松》中）認為，中國自1949年以來就有一套長期的戰略欺騙計畫，利用美國的援助與「接觸政策」（Engagement Policy）來壯大其自己，最終目的是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而另一種國際關係理論（例如「修昔底德陷阱」）則認為，這是一個新興強權在國力增長後，必然會與既有的霸權產生結構性衝突的過程。
無論基於何種解讀，中美關係確實經歷了從「戰略合作（冷戰後期的聯中抗蘇）」、「經濟互賴與接觸」到如今「全面戰略競爭」的巨大轉變。以下是中國作法的具體演變，以及美國政策界如何逐步「覺醒」並改變對中國認知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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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戰略作法的具體演變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對美與全球戰略，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韜光養晦」與吸納資源（1980年代至200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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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期的作法是鄧小平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的方針。中國在此階段極力避免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積極吸引外資、技術，並推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而這個做法的目的是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以發展經濟，並以龐大的市場潛力作為籌碼，讓美國相信「經濟發展最終會促使中國走向政治民主化與遵守國際規則」。
（二）「和平崛起」與非傳統領域的佈局（200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初）
此時期的作法是： 隨著國力增強，中國開始在國際上強調「和平崛起」（後改稱為「和平發展」）。但是，在檯面下，中國開始透過「非傳統安全領域」削弱美國的相對優勢。其具體行動是：
1.網路與經濟間諜活動： 透過國家力量支持的駭客組織，竊取美國的商業機密、軍事技術與智財權（例如F-35戰機技術資料、各大企業的研發成果），以「彎道超車」的方式來縮短技術差距。
2、強制技術轉讓： 利用「以市場交換技術」的政策，迫使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企業交出關鍵技術。
3、軍事現代化： 針對美國的航母打擊群，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例如東風系列反艦彈道飛彈。
（三）「奮發有為」與全面競爭（2010年代中期至今）
此時期的作法是： 習近平上台後，正式放棄韜光養晦，轉向「大國外交」與「民族偉大復興」。其具體行動則是：1、地緣擴張： 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在南海填海造陸並軍事化（儘管曾向美國承諾中國不會這麼做）。
1、科技爭霸： 提出「中國製造2025」，企圖在半導體、人工智慧、量子計算等未來關鍵技術上取代美國的主導地位。
2、外交與話語權： 展開「戰狼外交」，並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安插其影響力，試圖改寫由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與人權定義。
二、 美國是如何發現並轉變態度的？
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轉變並非一夜之間發生，而是經歷了長期的辯論、挫折與情報的累積。美國的「覺醒」主要透過以下幾個關鍵轉折點：
（ㄧ） 情報機構與網路安全的早期示警（1990年代至2013年）
1、1999年的考克斯報告（Cox Report）： 美國國會發布報告，指控中國在1980至1990年代竊取美國核武與軍事機密。這是早期對中國間諜活動的重大警告，但當時美國政府的主流意見仍傾向繼續與中國進行經貿接觸。
2、2013年的 Mandiant 駭客報告： 美國資安公司 Mandiant 發布了一份震驚全球的報告，直接將針對美國企業的大規模網路攻擊，追溯到位於上海的「中國人民解放軍61398部隊」。這讓美國社會與商界深刻意識到，中國的商業竊密是國家級的戰略行為。
3、 經濟與政策預期的幻滅（2008年金融海嘯至2010年代）
（1）「接觸政策」的失敗共識： 歷屆美國政府（從柯林頓到歐巴馬早期）都抱持「讓中國富起來，中國就會成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期望。但是，中國加入 WTO之後，不僅沒有走向自由市場經濟，反而加強了國家資本主義與對國內的監控。
（2）美國商界態度的反轉： 過去美國商界是推動中美友好的最大遊說力量。但隨著中國強制技術轉讓、補貼國有企業打壓外企，以及無處不在的智財權盜竊，美國跨國企業開始將中國視為不公平的競爭對手，向華府抱怨的聲量急遽上升。
（二）地緣軍事與戰略意圖的暴露（2015年前後）
（1）南海島礁軍事化： 2015年，中國領導人訪美時曾公開表示不會將南海島礁軍事化。但隨後美國的衛星圖像與軍事偵察證實，中國不僅在南海大舉填海造陸，還部署了防空飛彈與軍用跑道。這嚴重破壞了中美之間的戰略互信。
（2）「中國製造2025」的震撼： 2015年中國發布此政策，明確列出要在十大高科技領域達成自給自足並主導全球市場。這讓美國決策圈意識到，中國的目標不再只是做「世界工廠」，而是要從根本上挑戰美國的科技與經濟霸權。
（三） 國家戰略的正式轉向（2017年至今）
（1）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標誌著美國官方立場的根本性改變。川普政府的這份報告正式將中國定義為「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Power）與「戰略競爭對手」，指出中國正試圖塑造一個與美國價值觀和利益相悖的世界。
（2）兩黨共識的形成： 儘管美國國內政治高度極端化，但「對華強硬」成為了華府罕見的兩黨共識。隨後的拜登政府延續並深化了這一框架，將對中戰略定調為「投資國內、協同盟友、與中國競爭」，並在半導體等關鍵技術上實施嚴格的出口管制（小院高牆政策）。
總結來說，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的姿態較為低調，專注於汲取西方的資本與技術；而美國的「發現」，並非單一事件的曝光，而是隨著中國實力增長、行為越發具侵略性，加上美國自身在經濟與資安上遭受實質損失之後，歷經數十年才逐漸打破「接觸政策能改變中國」的幻想，最終確立了目前的全面競爭格局。
作者：張正修，曾任考試委員、開南大學法律系系主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副教授，現任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