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府近日實施「育兒減少1小時工時不減薪」方案，企業可向市府申請80%的薪資補貼，但引發部分民眾質疑「歧視單身者，單身者被迫增加工時接請假者的工作」、「每個企業最多只能申請10萬元根本不夠用」。托育及就業政策催生聯盟（以下簡稱「托盟」）今（31）日召開記者會，提出「托盟版本」作為對台北市政府「育兒減少1小時工時不減薪」方案的修正建議，其中便提到應「依企業規模提升補助額度」，並參考日本厚生勞動省「職代員工津貼」制度，若雇主將減少工時者之薪資全部轉給職代員工，政府額外提供20%的獎勵金。
托盟召集人王兆慶說明，台北市政府目前規定每間企業只有10萬元的額度，且每位員工只有1萬5千元額度。但企業規模差異極大，若大型企業有200名育兒員工要申請，會有嚴重的內部公平性問題，這會讓大型企業卻步，只有小型企業敢來申請。他補充，釜底抽薪的做法是把「企業申請」改成「員工個人申請」，讓想減少工時的勞工直接跟政府申請補助，這也是德國、瑞典的做法。因此，他呼籲其他縣市長候選人或中央政府，若要跟進此一政策，建議一開始就以「個人申請制」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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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王兆慶表示，他也理解北市府希望政策趕快上路的心情，在還沒有資訊作業平台的狀況下，難以採用個人申請制。因此先「依企業規模或需求員工數，分級提升補助額度」，並推動「職代員工津貼獎勵制度」，是北市府現在可先努力的方向。
王兆慶也提到，北市府目前僅編列 550 萬元預算，假設每名員工、每間企業都申請到補助最高上限，將只有367名育兒員工能夠受惠；若不翻轉現行政策設計，「覆蓋率僅千分之二」，最終受惠兒童的普及率恐怕連1%都不到，導致最終「雷聲大、雨點小」，以失敗收場，對蔣萬安的名聲反而有害。因此他呼籲，北市府應該拿出魄力，勇敢設定第一年政策普及率達15%，也就是22萬名兒童中，有3萬2千名兒童受惠。需要的預算也應該一次編足，估計為6億元，佔北市府年度公務預算0.29%，並非不可行。
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楊書瑋指出，解決台灣育兒困境應從「減少工時」著手，而非「放寬外籍幫傭」。他肯定台北市縮減工時的政策方向，認為這能從根本改變過勞職場、促進性別平權。相反地，引進外傭完全無助改善過長工時及過長工時造成的低生育率。學者研究也顯示，長年依賴家庭幫傭的新加坡、香港，已讓企業更不在乎家庭工作平衡，導致新加坡、新港的年總工時遠高於台灣勞工。因此楊書瑋呼籲，中央與六都皆應跟進並擴大縮減工時政策，唯有真正改變勞動體制，才能有效解決青年兼顧就業與育兒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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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保產業工會監事陳亮吟則指出，幼托職場有98%都是女性，但是調查卻發現，有九成以上的幼托人員都沒有申請過育兒減少工時，顯示出性別平等工作法雖然早就有育兒勞工可以減少工時的條文，實質上仍是看得到、吃不到的措施，因員工擔心「減少工時」會讓其他同事增加工時，有罪惡感及焦慮感。他呼籲政府，應因應不同職場類型設置不同的友善育兒職場配套措施；台北市政府則應該取消申請以企業為單位的限制，回到個人申請制、提供職代員工津貼，建立真正的友善職場環境。
婦女新知基金會政策部主任李盈學抨擊，總統賴清德的放寬外傭政策，聽起來好像看見女性在家庭與職場的掙扎，但實質是一個階級、族群、性別的多重剝削政策。「有錢的請外傭，沒錢的就在過勞職場中燃燒殆盡」，且外傭在封閉的家庭環境工作，缺乏制度保護，只是繼續剝削他國女性，來延續本國女性過勞就業，相當不平等。他指出，外傭政策會讓家中男性、職場老闆可以繼續逃避，不負擔幼兒照顧責任、不推動友善職場，「老闆會說『你有外傭了，為什麼不能加班？』」因此他呼籲，中央政府應撤回外籍幫傭政策，改為推動減少工時、補貼薪資，引導企業環境走向友善育兒職場，才能避免母職懲罰，讓人民平衡工作與家庭生活。
台灣家長教育聯盟代表楊廖敏芳則批評，外籍幫傭只能讓高薪家庭受惠，一般家庭難以承擔外傭的費用。他也擔心外籍幫傭照顧孩子，會影響孩子的成長及語言發展，更質疑政府是要將政府近年建立起的公共托育體系打掉重練，衝擊本土保母、幼教工作者的生計。
托育及就業政策催生聯盟指出，外籍幫傭政策只有所得前五分之一的家庭可以享受，反觀創造「職場育兒友善」政策才能受益更多家庭。 圖：托育及就業政策催生聯盟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