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政治學系與亞洲政經與和平交流協會於2月24日共同舉辦「香港的現況與轉化」座談會，與會學生關注香港社會是否仍具再度動員的可能，以及青年世代的冷漠是否成為長期狀態。學者們普遍認為，香港已從地方治理議題轉變為區域安全與國際政治的重要觀察窗口，其發展牽動兩岸與全球民主價值的未來走向。
座談會由東海政治學系張峻豪主任暨協會理事長主持，邀集社會學學者與專家人士，從制度、社會、國際戰略與海外港人網絡等面向，剖析後《香港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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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社會學系何明修特聘教授指出，香港在國安法實施後，已進入「高度警察化與去反對派化」階段，反對黨、學生會與自主工會難以存續。他直言：「香港已不再是可以容納異議的城市。」此外，香港角色的歷史性轉變值得注意。過去百餘年香港曾是革命者與流亡者的匯聚地，如今卻成為政治領袖流亡海外、在境外延續倡議行動的輸出地。不僅如此，「跨境鎮壓」已成為當前觀察香港的重要指標。部分流亡者對引渡、監控與滋擾高度警惕，甚至規避特定航線或公開場合，顯示國安法的影響已延伸至境外空間。
東海社會學系王維邦主任則從教育流動與人口結構角度觀察，近年港澳學生申請來台就讀比例提升，部分家庭明確將台灣視為長期移居選項，顯示香港社會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回應。王維邦進一步將香港與烏克蘭學生在台情境對照，指出離散群體即便離開原鄉，仍承受戰爭、威權或政治壓力所帶來的情緒張力與身份困境。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鄭祖邦教授則以養老院火災事件為切入，指出事件後未見明確政治問責，引發「香港是否比中國更缺乏問責」的討論。鄭祖邦分析，部分海外評論認為香港既失去原有港式問責機制，也未出現中國式的官員連帶處分，形成治理真空。然而他提醒，中國式問責本質上服務於維穩，而非真正的公民責任政治。在「愛國者治港」框架下，政治可靠度高於治理績效，官員對上負責重於對下回應，導致問責邏輯轉變。不過他也強調，火災事件中仍可見公民自發互助與社會韌性，顯示香港社會並未完全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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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韜略策進協會吳建忠前秘書長從中國治理演變談起，指出中國在胡錦濤時期曾出現地方問責與政府創新獎勵機制，但當前香港法律邏輯已轉向「可定罪優先」模式，若法律不足以定罪，便修法使之足以定罪。他特別強調跨境鎮壓在台灣的案例，包括港人遭潑漆與騷擾事件，指出雖在刑法上屬輕罪，但其心理威嚇與政治訊號明確，對離散港人與台灣公民皆構成壓力。他呼籲建立更完善的通報與安全機制。
香港研究學會梁啟智秘書長進一步指出，理解香港轉型，不能只停留在「言論自由收縮」或「反對派消失」的層次，而必須回到制度設計的空間結構。他借用地理學「尺度政治」概念說明，一國兩制原本是一種中央與地方之間權力分配與協商的制度安排，其核心並非完全自治，而是透過模糊與彈性的邊界，保留政策談判與實踐空間。九七回歸後，香港在經濟、金融與部分公共政策領域，仍保有一定程度的策略模糊與操作彈性。這種「模糊空間」讓香港既能對中央表達政治忠誠，也能在地方層面維持某種治理特色。然而，2020年後，中央權力全面介入香港政治制度，原本的尺度協商空間急遽收縮。梁啟智強調，當中國對自身國際地位的信心提升，並將香港更多視為國家安全的一環，中央對地方「放權」的誘因自然下降，香港的轉型某種程度上反映中國國家戰略定位的改變。
與會學生關注香港社會是否仍具再度動員的可能，以及青年世代的冷漠是否成為長期狀態。多位學者回應指出，後國安法時代並非靜止，而是轉型階段。社會韌性可能以低度、隱性或海外形式存在，但重回大規模街頭動員的條件已顯著改變。另有討論聚焦港澳生在台適應問題與兩岸關係國際化下香港議題的戰略意涵。與會者普遍認為，香港已從地方治理議題轉變為區域安全與國際政治的重要觀察窗口，其發展牽動兩岸與全球民主價值的未來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