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台資訊操作降低台灣社會對中國的警戒心，「當你開始覺得民主也沒比較好，威權就有了空間。」--台灣民主實驗室Eric

2024年席捲全台的「大罷免」，被外界視為一場藍綠對決的政治戰，但對「台灣民主實驗室」而言，這更像是一場真實的民主實驗。

從2020年至2024年，台灣民主實驗室持續觀察台灣的選舉與資訊戰演變，台灣民主實驗室研究員Eric 認為台灣已步入非常嚴重的社會極化。「不同的意識形態或是不同政黨形象的民眾，其實對於同樣的一件公共與政治事務的觀點會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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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次大罷免，台灣民主實驗室卻看見民間力量主動接觸非同溫層的對象，這種現象在過往的選舉戰場上並不多見，為了理解這股改變，台灣民主實驗室也訪談了 12 位罷團代表，試圖從他們的行動經驗中，看見民主對話的新方向。

從陌生開發到人際網絡：民主的基礎功

Eric回憶各罷團採取的主要行動模式，在不同階段都有效展現出不同策略。第一階段罷團著重陌生開發，進入第二階段，則轉向有效率評估民眾有沒有意願簽署連署書，如何在最短時間內蒐集合法連署成為行動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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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區域，策略的落差則更加明顯。「都會區的罷團，大家會在捷運站、交通要道等繁華地區增加曝光；但在花東或苗栗，志工發現與其去陌生地點，不如回到熟悉社區，拉攏既有人際網路。」Eric 說，這些非都會區得罷團透過親友、鄰里網絡「一個拉一個」，反而形成更有韌性的地方動員結構。

Eric 注意許多志工都在學習怎麼說服與自己不同的人。「滿多人提到的一個觀點，就是你不要去否定對方的政治信念，某種程度上，你要讓對方理解到現在的政治現實與政治信仰有落差。如果你真的熱愛你的政治信仰，那你需要做出一些適當的事情來去協助調整所代表的政黨。」這種溝通策略，讓罷團脫離單純的政治動員，轉變成為社會溝通的橋梁。

在台中，罷免團體甚至將總部改造成像「宮廟」一樣的開放空間。這樣的設計，是為了降低民眾的心理門檻。「他們希望，哪怕只是經過拍照、打卡，或進來聊聊公共議題，這也是一種接觸。」對罷團而言，即使民眾不連署，只要願意踏進來、願意談公共議題，那就是民主的開始。

抗中保台到生活政治

「這次大罷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罷團挑出與民眾切身相關的議題進行對話。」罷團意識到抗中保台的論述離民眾太過遙遠，於是將對話焦點轉向租屋補助、教育、長照等生活議題，Eric認為這種生活政治議題正式罷團跨出同溫層的重要契機，這也是和過往政黨意識對立的政治活動不一樣的地方。

Eric也坦言「因為罷團是政治素人，沒有借助在地政治資源，或沒有及早尋求在地政治、政黨的協助，容易形成組織性上的落差。」都會區的罷團擅長宣傳與分工，容易將志工安排到適當位置，但非都會區罷團因缺乏系統化訓練、培訓不足，志工必須自學如何設攤、如何溝通、如何面對挑釁，有些地方甚至沒有核心幹部，缺少更有組織性的安排。但無論是與政黨更接近或是需要再拉開距離，Eric認為罷團內部也有很多觀點，並沒有正確答案。

民主的創傷與對話

並非所有的經驗都充滿希望，理想之外是現實的創傷。Eric回想一位受訪的苗栗志工說，在加入罷免團體前，菜市場是他與媽媽的共同記憶，但在罷免進入二階後「他們像是被圍攻一樣，不斷被辱罵吃飽了沒事，不斷被說是在撕裂社會。甚至在罷免結果出來前，就已經有很多志工已經受到社運創傷。」

即便如此，Eric仍然肯定罷團從不同角度切入生活議題拉近群體，透過更細微的行動把政治光譜擴大，或許在未來會是一種公民運動的新樣貌。

假訊息與輿論戰

對台灣民主實驗室而言，這場大罷免的另一個焦點是資訊戰的滲透。「這次罷免運動的資訊操弄，很大一個目的是要把它回歸到藍綠對決框架下。」台灣民主實驗室發現罷免期間上千個假帳號使用標籤「#我是台灣人我反綠」，而這些帳號多來自香港或境外註冊，透過 Threads 等平台散布內容，試圖淡化大罷免行動其實是由公民發起的印象。

「在實際投票以前，多數人都還是比較樂觀的看待同意罷免方的投票率，以及低估不同意罷免的投票率。」Eric 分析這種重新回歸到藍綠對決的操弄，有助於讓討厭民進黨的族群被動員出來投票。

根據民主實驗室調查，1,208 位北北基桃民眾中，20 至 30 歲族群有 54.3% 認同「下架不適任與親中立委」的主軸，但多數並未在投票中出現。Eric 認為，「這代表資訊戰確實影響了中間選民的行動意願。」

Eric 語帶憂心表示中國對台資訊操作的目的並非直接改變民主認同，而是降低台灣社會對中國的警戒心，「當你開始覺得民主也沒比較好，威權就有了空間。」

大罷免的提醒

回顧整場大罷免，Eric認為這次最大的意義在於台灣正在重新找回彼此連結的可能。那些在街頭相遇的人們，願意為共同的價值付出行動——不論是擔任志工、發起倡議，或是簽下連署。

「這群人其實比我們在社群媒體上看到的更多，也願意走得更遠。」Eric 說。這樣的集體行動，正在形塑一個更強的台灣認同共同體。

但Eric也提醒，在科技與資訊爆炸的時代社群媒體讓民眾的注意力變短、讓論述變淺，但民主社會需要的社會溝通，不能像越來越簡短。「我們終究還是得學會靜下來，看看自己接收到什麼資訊，看看身邊真實存在的人是怎麼想的。回到那種真誠、緩慢、但有意義的對話。這或許不是很快速的過程，但卻是民主社會裡非常重要的環節。」

此篇文章是由謝硯宇專訪台灣民主實驗室Eric

文/轉載自人間魚詩生活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