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27年逼近，中國侵略台灣的威脅也引起更多專家重視。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資深分析師Nathan Attrill與資訊分析師Shelly Shih指出，中國不僅建立了一支軍隊來脅迫台灣，還建立了一支法律戰部隊來恐嚇和約束台灣。
Atrill和Shih指出，北京的法律戰策在2025年略發生了決定性的轉變，從主要以宣言式威脅為主轉向積極執法。其目標並非尋求法律解決，而是威懾：提高參與台灣民主進程的個人代價，並以法律為幌子使脅迫行為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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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明顯的跡像是，光是2025年，中國大陸對台灣公民的拘留和限制就急劇增加。儘管北京將這些拘留描述為例行執法，但這種模式表明了一種蓄意的策略：利用模糊或政治化的「國家安全」指控來恐嚇台灣公民，阻止他們前往大陸旅行和與大陸接觸，並發出信號：如今，台灣身份本身也面臨著法律風險。
根據台灣陸委會的數據，台灣公民失蹤、被拘留問詢或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案件數量，從2024年的個位數上升到2025年的兩位數。截至11月底，陸委會和海峽交流基金會共收到221件案件報告，而2024年全年僅有55起。
2024年1月至2025年11月，台灣公民在中國大陸失蹤、被拘留問詢或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新增案件數量（按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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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rill和Shih指出，這一趨勢與更公開的法律升級同時出現：北京開始「起訴」所謂的台灣「分離主義者」。中國當局越來越多地模擬對境外人士啟動正式刑事訴訟程序。這種做法明確主張域外管轄權：中國共產黨可以調查、列入名單並懲罰台灣公民，無論其國籍、居住地或是否符合國際法。這些行動旨在壓制政治言論，限制國際社會與台灣的互動，並表明支持台灣民主將付出個人代價。
2025年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針對台灣立法委員兼公民社會領袖沈伯洋的行動。沈鵬是法學學者，也是研究中國影響力運作的知名學者，同時也是黑熊學院的創始人之一。黑熊學院是一個專注於民主韌性的民防和公共教育機構。 2025年10月下旬，重慶市公安局宣布對沈伯洋展開刑事調查，指控其涉嫌「分裂國家」，並透過其公民活動宣揚「台獨」。中國官方媒體更進一步，暗示沈某可能面臨國際追捕，包括透過國際刑警組織，即使缺乏管轄權或可信的法律途徑。
Atrill和Shih指出，此舉標誌著中國法律戰策略的演變。人權組織正確地將此案描述為跨國鎮壓，但其戰略意義遠不止於此。北京不再依賴黑名單或像徵性的旅行禁令，而是公開點名具體的警察機關，援引刑法，並宣稱法律程序已經啟動。合乎邏輯的下一步是將這項程序國際化：尋求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緝令，試探引渡安排，並向第三國施壓，要求其承認中國國內法在境外具有強制執行力。
北京對其所謂「頑固的台獨」分離主義分子名單的管理也印證了這一點。 2025年，名單上僅新增了一個實體。當局橫向擴大了懲罰範圍，將家庭成員和相關企業也納入其中。今年6月，台灣自行車供應商SICUENS International受到懲罰性措施，該公司與2024年被列入製裁名單的沈伯洋之父有關。此舉傳遞的訊息很明確：政治活動不僅會為個人帶來法律和經濟後果，還會影響他們的家庭和商業網絡。
同時，北京日益將「台獨網軍」的說法付諸實踐。這並非指一個真實存在的組織，而是一個靈活的法律和政治標籤，用來將民主言論、網路活動、媒體評論和網路活動混為一談，將其視為單一的「分離主義」威脅。
2025年，國家安全部和其他中國政府機構多次聲稱破獲了由台灣支持的網路影響力行動，並在未經獨立核實的情況下點名個人和公司。福建當局更進一步，發布懸賞通告，並對涉嫌參與心理戰和網路操縱的人員進行公開點名羞辱。
Atrill和Shih指出，這些行動在中國境外不具法律效力，但這並非重點。作為法律戰的工具，它們有三個目的。首先，它們以執行國內法律為幌子，為北京的強制措施辯護。其次，它們模糊了合法政治表達與犯罪行為之間的界限，從而增加了記者、活動人士和網路紅人所面臨的法律風險。第三，這強化了北京的論調，即台灣的民主本身就是一個敵對的假訊息製造者，而非一個合法的政治體制。
Atrill和Shih指出，對於政策制定者而言，其意義顯而易見。法律戰不再是北京對台戰略中的輔助手段，而是施壓的核心工具。認識到這一轉變並做出回應，透過更清晰的外交信號、協調應對跨國鎮壓以及支持台灣的法律韌性，對於未來幾年維護兩岸穩定至關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