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告一年之後，美國於1月22日正式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HO），衛生部副部長Jim O’Neil更批評WHO在對抗疫情的失職，例如忽略台灣警示、讚揚中國封城等具爭議的作法，顯示美國對現行WHO的治理與決策模式已不再有耐心，並全面轉移原本用於WHO的資源。
根據WHO的人力資源與財務預算報告，美國的退出將使WHO在2026-2027財政年度產生約6億美元的資金缺口，包含2.6億的會費欠款與3.1億的分攤會費（美國每年支付約22%的會員國分攤會費）；數百名來自美國疾管局、食藥署和國家衛生研究院，派駐在WHO的專家也將撤回，超過50%的美洲區辦公室人力、多位總部高階官員將離任；而更為關鍵的，則是多個由美國主持或全額資助的傳染性疾病網絡，將不再與WHO合作（例如麻疹與德國麻疹全球網絡），對疫情預警形成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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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WHO而言，美國退出也帶來改革壓力，儘管中國將以20%的分攤會費成為WHO的最大捐助國，遠超其他主要國家如日本7%、英國4%、法國4%、德國6%，且承諾提供更多額外的捐款；但問題並非中國投入多少資源，而在於其治理模式在資訊揭露、決策透明度與政治介入的不確定性，使其難以被視為可預測且穩定的全球公共財提供者；WHO在美國退出之際，仍勢必要在組織運作、財務治理、透明度等層面推動改革，證明自身仍能領導全球衛生。
回到長期推動參與WHO的台灣，美國退出不意味著應就此放棄參與WHO、世界衛生大會（WHA）和各種WHO下的技術性機制；事實上，即使在2025年美國宣布退出WHO後，美國國務卿等高階官員也仍支持台灣取得WHA觀察員身分。
而WHO直到目前，也仍然在全球衛生防疫工作，擁有數量最多、議題最廣泛、歷史最悠久的各項技術性機制，例如《國際衛生條例》下的公共衛生警報、食品安全當局網路（International Food Safety Authorities Network）、疫情警報與因應網絡（Global Outbreak Alert and Response Network），以及尚在談判的《WHO大流行病協定》的病原體利益共享機制；台灣仍能夠透過這些機制，在疫情早期通報、跨境風險評估與病原體樣本共享等關鍵行動中，更即時取得必要資訊，從而有助於國內公衛決策與醫療體系應變，因此仍具有高度參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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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美國退出WHO、以及其在全球衛生政策的轉向，仍需要台灣密切關注與因應：從2024與2025年美國發表的全球衛生策略（Global Health Strategy）中，可觀察到美國正從多邊合作轉向雙邊協議，並要求受援國必須提升治理透明度、提出更具體成果，並讓資源能真正投入到第一線工作中，以真正改善民眾的健康福祉。
在此一政策變遷下，台灣則應爭取成為美國在亞太區域的「影響力放大器」，例如推動定期的台美衛生政策對話、人才培訓、經驗知識交流等，並擴及更多合作國家，協助美國推動其重視透明度、效率與成果導向的全球衛生策略。
而更進一步，隨著台美完成關稅協定，台灣學名藥及原料藥均取得了輸美零關稅的成果，為雙方的醫藥供應鏈合作打下基礎；與此同時，政府近期推動之「國家藥物韌性整備計畫」，更意在強化國產醫藥品的製造能力以因應全球藥品短缺、地緣政治及氣候變遷等重大風險。若能妥善利用法規、治理等關鍵優勢，將台灣打造為穩定的醫藥品供應鏈節點，則更能助力我國，成為美國全球衛生政策和醫藥品供應鏈在亞太區域的關鍵伙伴。
在全球衛生治理格局重組的重要時刻，台灣不應執著於單一國際組織的參與，而應做出適當的政策轉變，主動接軌美國政策，並推動在政策和醫藥品供應鏈方面的合作，這不僅符合台灣利益，也能在全球衛生治理快速變遷的情勢中，為台灣爭取更穩定且具實質功能的戰略位置。
作者：林世嘉執行長／財團法人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