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一月，越南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召開。在外界看來，這似乎是一場例行性的領導人換屆，實則是一次權力重整與制度選擇的深層壓力測試。經歷近十年的反腐整肅與高層劇變，越南政治走到了一個轉折點：這個體制究竟能否從「清洗—再平衡」的權力循環中脫身，邁向制度治理的新階段？
這場大會的焦點，已不僅是人事安排，而是：越南是否正進入一個強人政治的新階段？
反腐成為體制整肅與重構的主軸
自2016年由時任總書記阮富仲啟動的「熔爐行動」以來，越南已歷經超過百名高階官員被整肅，涵蓋黨政軍、國企與地方官僚系統。這場反腐早已超越「廉政」本意，逐漸內化為權力篩選與再分配機制。
2023年，前國家主席阮春福因家族涉入醫療採購貪腐案請辭，成為反腐打擊波及最高層的象徵。
南部房地產集團 Novaland 與北寧疫苗醜聞等事件，導致數十位地方與部會高層落馬，引發政治寒蟬效應。
黨內普遍形成「選擇性反腐」、「無可預期性問責」的認知，使幹部系統轉向政治忠誠而非治理能力作為生存標準。
這場反腐顯示出制度轉型的一項弔詭特徵：它未必改善治理，但重構了權力中心與忠誠結構。
與中國的分野：制度設計的防極權邏輯
越南與中國皆為共產黨領導體制，然而在權力制度設計上，存在深刻差異：
中共透過常委制度與總書記核心設計，形成強人擴權的制度土壤。習近平自2012年起掌握三位一體權力架構，並於2022年成功連任第三任期，體制全面向個人集中。
越南則刻意不設政治局常委制，保留「四大支柱」的協商式權力分立。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與國會主席分掌不同領域，避免一人主導全局。即使2021年阮富仲破例連任，仍需經過黨內「特殊處理」協商，制度未隨之修改。
這種制度設計，不是落後，而是一種歷史教訓下的「制度防衛邏輯」：避免強人崇拜、防止體制硬鎖，形成「有彈性但不極端」的威權韌性。
蘇林現象的轉變：從體制穩定器到權力核心
在阮富仲2024年健康惡化並辭職之後，公安部長出身的蘇林（Tô Lâm）於2024年8月接任越共中央總書記，正式躍升為越南最高領導人。這是越共歷史上的重要轉折，標誌著公安體系首次完全主導黨中央權力中樞。
蘇林的崛起並非偶然，而是長期權力資源累積的結果：
長期主導反腐行動，構築跨部門的紀檢—公安—黨務聯動體系；
掌握人事審查、危機調查、政治定性等核心功能；
在阮富仲健康惡化與黨內派系分裂之際，展現出「危機管理」與「組織調解」能力。
他的總書記身分，標誌著一個現實：公安體系成功完成了「技術官僚化」的政治蛻變。不再只是穩定器，而是領導者。
但這也帶來一項制度性問題：蘇林沒有來自經濟治理與外交系統的正當性敘事，他的合法性仍有賴於反腐與體制內部整肅的延續。如果無法建立新的政策願景與治理敘事，這場權力轉移可能是「穩定過渡」，也可能是強人化的入口。
十四大與強人政治的臨界點
蘇林出任總書記，使原本的「三種政治路徑」重新洗牌：
- 強化集權型：
蘇林透過公安系統擴張與反腐餘勢，進一步整合總理、國會與地方權力，形成「一強三弱」格局。若黨章修改、延長任期，可能步上習近平式集權路徑。 - 穩定過渡型：
黨內元老與經濟技術官僚派介入制衡，防止公安獨大，透過派系均衡與角色分工維持傳統四支柱制度。 - 派系回擺型：
若蘇林遭遇施政困境或反腐回力鏢效應，黨內出現集體反彈，則有可能出現「技術派回防」，恢復集體領導。
目前的趨勢與訊號表明：越共十四大可能成為體制強化集權邏輯的轉折點，儘管其制度仍存在抵抗集中化的結構性張力。
外部環境與制度選擇的聯動壓力
越南當前正處於中美戰略競逐夾縫之中。美國、日歐與跨國企業高度期望越南能成為「中國＋1」供應鏈重組的關鍵節點，而這種期待本身就要求一套「非極權、不崩解、具治理預測性」的威權模式。
2023年拜登訪越，明言「重視越南政治穩定與法治建構」，蘋果與三星等企業也基於此基礎持續擴大投資。若越南轉向個人化強人政治，將可能引發資本與外交風險預期上升，削弱其地緣戰略價值。
結語：越南邁向制度治理，還是強人時代？
蘇林成為總書記，使越南政治邏輯進入新階段。但問題仍未解決：這是一次短期的技術性穩定過渡？還是一次結構性的集權重塑？
十四大將決定這一點。
中共問題是：權力過度集中後，如何合法退出？
越共的新挑戰是：體制性分權被削弱後，是否還保有集體治理與制度自制力？
這場大會，不只是選出誰當家，而是檢驗一個政治體系：當公安出身的強勢人物站上最高領導位階時，制度能否防止其全面轉向一人政治？
答案仍在醞釀之中。但可以確定的是，十四大不只是越南內政，更是一場亞洲制度競爭下的典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