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近平的統治之下，中國可以看見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越來越壓迫性的社會體制，另一個方向則是 追求高品質經濟的雄心。中國雖然需要創新與技術革新，但卻正在建構一種可能扼殺創新的社會政治體系。這和台灣是完全不同的，台灣已實現民主自由的體制，同時在自由市場經濟的體制之下，追求高科技的發展。筆者經過長期的研究與思索，似乎在這兩個現象當中，看到了台灣已經跳出了中國《以自我為中心而吸收多元》的框架。

「漢人不擅長接受多元文化」是與其’歷史文化結構、政治中心觀念與天下秩序的思想有關的。我們可以這樣說：漢人並非「天生排他」，而是他們的文化體系——特別是儒家天下觀——把多元文化加以「同化」為一元的秩序。所以，表面上來看漢文化似乎是不接受多元，但其實應該說是「以自我為中心而吸收多元」。
以下我們可以分幾個面向來看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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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層面：儒家的天下觀與文化中心主義

（一）「華夷之辨」是中國文明秩序的核心： 自周朝以後，華夏文化有就「中國＝文明中心」、「四夷＝未化之民」的思想，外族如果接受「禮樂教化」，就被視為是「可化」的；但如果不從儒道，則會被視為「蠻夷」。這就形成一種「開放但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觀。
因此漢文化並不是排外的，而是「以我為尺度來接納他者」。

（二）天下一統的觀念抑制多元文化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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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理想是「禮樂天下歸一」，亦即當「禮」與「樂」制度得以推行、實踐時，天下自然會歸於一統、和諧安定，這句話體現了儒家「以文化人、以禮樂治國」的核心理念，但這是不容許多文化並立為平等的主體的，所以當外族文化進入（如佛教、伊斯蘭、藏傳佛教）時 必須轉化、儒家化之後才能被加以容納。
舉例來說，當佛教進入中國之後，就在概念上，許多思想就在概念上被轉譯為「孝順父母」、「因果報應」等儒化的概念。在道教與佛教爭鋒後，佛教也吸收了儒家倫理。佛教因能與儒家倫理結合（孝道、因果），又有哲學深度而成功的本土化，而且經過數百年譯經與思想整合，產生漢化宗派（如禪宗）。這是「他者」被吸收為「我者」的一個範例。明末時，西學進入，漢人將西方的「理性與科學」視為可用之術；但「基督信仰」挑戰了儒家宗法秩序，因此被壓制。這形成了近代中國的文化模式：「中體西用」＝文化主體仍是漢文化。也就是在技術層面加以吸收、宗教層面則排拒。

二、歷史層面：接受、吸收、再定義

實際上，漢人對外來文化的吸收能力非常強， 只不過這是表現為「消化吸收而非平等並存」。漢文化對外來文化的態度是：「吸收精華、排除主權」。也就是說：外來文化可以進入，但不能挑戰「文化中心」。

三、政治層面：權力與文化主體的重疊

（一）文化統一 = 政治統一

在中國的傳統中，「文化秩序」與「政治秩序」是同一體系。誰掌握「禮法」，誰就是「正統」。因此，文化多元常被視為「政治分裂的徵兆」。
（二）外族政權若不儒化，就很難獲得認同。北魏、遼、金、元、清等外族政權都曾經要以佛教為中心建立有別於儒家的思想，但最終都必須儒化。當他們不儒化（如元朝重佛輕儒）時，就被漢人視為「夷政」。

四、社會心理層面：穩定與秩序的偏好

漢文化社會長期以「農業文明」為基礎，重視穩定、禮序與家族倫理。漢人對突變、異端、神祕思想（如密宗、天主教）常感覺不安。因此漢文化傾向於將外來文化轉化為「可控、熟悉」的形式。 這是一種文化的保守性，不過不等於封閉，這是出於維護秩序的本能。

五、共產黨的政治架構與中國傳統具有類似性

中共在建國初期（1949–1956）大規模引進蘇聯的政治、經濟與行政制度，例如計畫經濟體制、一黨領導架構、五年計劃等。但從1950年代末開始，特別是中蘇交惡之後，中共開始將這些制度「中國化」，發展出自己的政治實踐，例如：「黨指揮槍」的政治原則；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雖然失敗，但反映自主探索）；之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保留黨的領導，同時引入市場機制。這種「靈活變形」使制度適應中國社會的現實，而不是死守蘇聯模式。
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強中央、弱地方的政治文化，民眾對「統一與穩定」的價值普遍認同。蘇維埃制度的高度集中化，其實與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有某種契合。中共的黨政架構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中國古代「官僚治國」的邏輯，只是換上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外衣。因此在政治統治的架構上，中國際承傳統而更超越傳統的集中。

六、台灣已走出中國的文化框架

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極力消滅西藏文化、維吾爾文化，但是台灣建立了多元文化，承認不同的族群為《擁有不同文化的主體》，中國的馬雲這種創業家隨時會被政權給抹消掉，呼之即來，任意趕走令無立錐中國之地。但台灣的企業家卻可以透過政治管道影響政治，台灣吸收了民主自由的體制，但中國走上社會壓抑的體制，取代儒家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是儒家思想因為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已經只是台灣的部分思想而已，儘管台灣還使用漢字，但台灣的確已走出中國的文化框架。至於台灣為何在文化上已相當脫離中國的束縛，這必須另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