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觀點》為什麼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成了被緬懷的聖人?

新頭殼newtalk 文/余杰
1970-01-01T00:00:00Z
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大批防暴警出動。   圖:翻攝星島日報
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大批防暴警出動。   圖:翻攝星島日報

香港逆權抗爭愈演愈烈、香港社會陷入血與火的暴力衝突之際,中國的社交媒體上瘋傳一段前總理朱鎔基在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十九日訪問香港時的講話。

在亞洲金融風暴席捲香港之時,朱鎔基專程到香港穩定局勢。在禮賓府接受港府宴請時,朱鎔基在完全不看稿的情況下,讀出一段《獅子山下》的歌詞,稱與香港共勉,並說“我愛香港”。朱鎔基又說:“如果香港搞不好,不但你們(港府官員)有責任,我們(北京中央政府)也有責任!”、“香港回歸祖國了,如果在我們手裡搞壞了,那我(中央政府)豈不成了民族罪人?”有香港網民留言寫道:“懂講人話的領導,似乎已越來越少。”、“感恩呀,文化人,看了熱淚滿眶,這才是人話,為家,為國,三屍十一局要跪讀。”中國不少網民也懷念當年的朱總理的風采,認為“說這話的人要是多幹一屆,人民現在要好過很多”。

無獨有偶,習近平主持大閱兵典禮,以為自己是空前絕後的“千古一帝”。沒有想到,很多民眾關注的卻是觀禮臺上退居其次的上屆國家主席胡錦濤及總理溫家寶。有網友發帖說:“七十年的主場,他倆意外成了主角!曾經的十年,這兩個平民出身的人,在重重壓力之下,倡導‘不折騰’,給這個國家帶來喘息機會,使得經濟空前繁榮,許多人擁有了財富,留學旅遊成為時尚,中美關係良性發展,言論也較為寬鬆。他倆還廢除了收容制度,免除了農業稅,義務教育免費,農民有了微薄的養老金,有了大病醫保……”還有人說:“胡溫一直強調要推進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深度改革,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們的願望並未實現。但他們首次提出了和諧社會的願景,跳出了階級鬥爭的意識形態怪圈,他們為中國留下了寶貴的政治遺產。尤其是以下兩點值得欽佩:第一、不搞個人崇拜;第二、到站立馬下車。”

看到以上這些言論,我真有不知今夕是何夕之感。大概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自己也沒有料到,在下臺之後,他們居然成了許多老百姓心目中的聖人、救星、嚴父慈母。僅僅是因為習近平開倒車、搞個人崇拜、一帶一路“大撒幣”、橫挑強敵等做法招致民怨沸騰,朱、胡、溫就水漲船高、甚至讓人懷念,這跟此前中國流行的“膜蛤文化”(隱喻江澤民)如出一轍。

《紐約時報》曾在一篇評論中指出,在多年遭受嘲弄之後,江澤民現在成為了某種時尚教主,成為了玩笑性質的亞文化「膜蛤文化」的偶像。江澤民的追隨者稱他為「長者」,在微博、問答平臺“知乎”、以及人氣消息應用微信上,關於「長者」的內容不斷冒出。「蛤絲」們曾經嘲笑江澤民古怪的行為方式和衣著裝扮,如今卻在熱烈討論他的哪些地方很可愛。有人說,把江澤民的品質正面化是一種隱晦的對比方式,可以解釋為對習近平的批判。「我個人覺得江並沒有比習好很多,」前記者文森特·朱(Vincent Zhu)說,但「『膜蛤』是一種反駁習大大、彭麻麻這種廉價宣傳的方式」。

不僅普通百姓如此思考和演說,很多名噪一時的公共知識分子也都如此思考和言說。以“說話大膽”而備受讚譽的清華教授許章潤和北大教授張千帆等人,或肯定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政策(六四開槍殺人可以輕輕略過),或認定中國“八二憲法”之莊嚴宏大(而忘記了憲法序言中違背憲政原則的“四項基本原則”)。他們卻能暴得大名,甚至被視為“中國的良心”。

然而,在我看來,這類言論和心態的背後,是一種可悲的、升級版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是“奴在心者”和“人質性格”的自然流露,是即將坐不穩奴隸的時代對曾經坐穩了奴隸時代的憧憬與嚮往。這類言論的流行,彰顯出當代中國無論是知識精英還是普羅大眾在德性和智性上雙重的潰敗沉淪。

首先,“今上”的胡作非為,並不能反襯出前朝的生活有多麼美好、多麼幸福。不能因為習近平比江、朱、胡、溫更壞,就得出江、朱、胡、溫是理想型的統治者的結論。江、朱、胡、溫時代比今天的習近平時代來,確實稍有寬鬆的政策和空間,但就本質上而言,中共之暴政七十年來一以貫之,從來沒有出現過真正的“春天”或“解凍”。

以江、朱、胡、溫四人而論,他們都有過苛政猛於虎的作為:江澤民血腥鎮壓中國民主黨依法組黨申請和法輪功運動,朱鎔基讓千萬國企工人“下崗”埋下今日東北經濟潰敗的禍根,“河蟹大帝”胡錦濤殺戮藏人及打壓零八憲章運動、抓捕並重判劉曉波,“中國影帝”溫家寶則口說普世價值、暗地裡斂聚百億財富……這幾名共產黨領導人,絕非善類,他們根本沒有資格得到民眾的支持與敬重。

其次,更重要的是,絕對不能忽視此一事實:中共統治者全都是未經過選舉而執政,全都是非法統治之“僭主”。以我個人的經驗而論,我在中國生活了三十九年,卻從未投票選舉過各級領導人或民意代表。約瑟夫·熊彼特說過,“民主不過是給人民一個機會,接受或者拒絕某個統治者”,而不是人民直接、親自去行使統治權。對政治家來說,民主也不是要他做俯首貼耳、亦步亦趨的“人民公僕”,而是“個人通過贏取人民手中的選票而競爭政治領導權”。所以,中共的統治,無論誰在位,都是非民主和反民主的。

依照艾德蒙·伯克所說的,“無代表,不納稅”;依據康得所說的,唯獨遵循“天上的星空及人類內心的道德律令”,民眾有權拒絕向未經授權的政府納稅乃至奮起顛覆其暴政。以此而論,那些被中共法庭以“顛覆(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監禁的囚徒,都是追求自由和人權的勇士。愛自由的人必定反對每一個“僭主”,不能因為這個“僭主”比上個“僭主”差,就緬懷前一個“僭主”的“德政”。如果這樣的邏輯成立,習近平之後若出現一個比習近平更糟的統治者,那時人們一定又會將習近平描述成曠代聖君。

第三,出現這些吹捧江、朱、胡、溫的言論,是中國人的一種“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敘事及生存策略。人們不敢直接反對習近平,而用歌頌“太上皇”的方式來諷喻“今上”,這樣既隱晦地表達心聲,又不至於惹禍上身。中國獨裁暴政的歷史太長,中國人在獨裁暴政的壓迫下如蛆蟲般踡縮生存的本領和智慧高度早熟,人們個個身經百戰、百煉成鋼。這種言說和處事方式,是人格上的萎縮,是道德上的敗壞,是智力上的懶惰。中國人不願承認的事實是:用這種精心安排的“打擦邊球”的方式,永遠爭取不到自由和解放。就好像一名中共秘密員警嘲諷某位百變金剛式的“異議分子”的說法:“他永遠都安全地處於射程之外。”

法國思想家拉·波埃西寫過一本小冊子,名為《自願為奴》,仿佛就是一面留給這些吹捧江、朱、胡、溫的中國人的鏡子。拉·波埃西質疑說,暴君並非三頭六臂、無所不能的超人,但暴君為何能奴役無數民眾?是人民放任暴君橫行,造成自己被暴政壓制的結果。因為從根本上,“是你們自己使他變成現在這樣強大,為了造成他的偉大,你們不惜犧牲生命。他唯一的優勢還是你們給了他的,那就是毀滅你們的特權。只要決心不再供他驅使,你們就自由了。……只要不去支持他,他將會象從下面抽掉了基礎的龐然大物一樣,由於自身重力塌陷下來,就會被砸得粉碎”。

拉•波埃西十分推崇的雅典人、斯巴達人、猶太人為自由而戰的勇氣,比如在希波戰爭中斯巴達國王李奧尼達率領三百勇士血戰溫泉關最後全部壯烈犧牲,以及西元前七十三年猶太軍民起義反抗羅馬人的暴政、堅守馬塞達要塞數年之久乃至寧死不屈全部自殺的故事。這是古代希臘人、猶太人崇尚自由,視自由為人生最高價值的歷史見證。而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中,少有這樣為了自由甘願獻出生命的故事,很多中國人談起為自由殉難的劉曉波,就自以為聰明地說“他是傻帽”。不願為自由付出代價的民族,當然就只能永遠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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