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批評美國,但只有一件事讓我吃驚或失望。那就是你們國家有形形色色的政黨存在,而我只對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黨會不會使國家出現混亂呢?你們的報紙能不能為了國家利益,將各個政黨聯合起來呢?
--一八九六年李鴻章訪問美國時接受《紐約時報》採訪

一九0一年《辛丑合約》簽訂後兩月,心力交瘁的李鴻章溘然辭世,死前一個小時,俄國外交官還來到他暫居的賢良寺,強迫他在一份密約上簽字。

制度如此,困獸猶鬥

兩個月後,流亡日本三年的梁啟超完成了李鴻章的第一本傳記。是年二十九歲的梁啟超,以通緝在案的維新派流亡領袖身分,為七十八歲含恨而死的在朝洋務派領袖作傳,其間大有深意焉。

從某種意義上說,維新運動是洋務運動的延續,洋務運動是經濟改革、維新運動是政治改革,兩者都先後失敗了。梁啟超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這倒反應了李鴻章對自己一生的概括:「予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遭遇不為不幸,自問亦未有何等隕越;乃無端發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業,掃地無餘,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被後生輩描畫都盡』,環境所迫,無可如何。」

梁啟超視李鴻章為「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故吾今此書,雖名之為『同光以來大事記』可也」。梁氏認為,李鴻章是有才氣而無學識之人,有閱歷而無血性之人。

「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為中國官僚政治的通病,中國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如此,李為其代表者。梁氏預見到清帝國前景悲涼,且再無像李鴻章的強人為之保駕護航:「後此內憂外患之風潮,將有甚於李鴻章時代數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鴻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復睹焉。念中國之前途,不禁毛髮栗起,而未知其所終極也。」

晚年,李鴻章承認自己一生所做的事,「都是紙糊的老虎」,並自我開脫說,「制度如此,實亦無可如何之事也」。李鴻章從青年時「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豪邁,變成晚年「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的悲涼,自嘲是大清帝國的裱糊匠: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大清「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滔滔之勢,豈能禁遏、豈能不漏!

李鴻章指出自己失敗的原因是制度的限制,但究竟是什麼制度,他欲語還休。梁啟超流亡海外,擁有完全的言論自由,全盤托出乃是專制獨裁制度。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歷朝歷代都實行譚嗣同所說的「秦制」,也以此為國民教育之中心點。「天下一於郡縣,埰地斷於世襲,內外彼此,互相牽制,而天子執長鞭以笞畜之」,導致群臣「雖有國家大事,明知其利當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議逆上旨以當其沖。諺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者,滿廷人士,皆守此主義焉」。

書名:顛倒的民國

作者:余杰

出版時間:2019年7月(即將出版)

出版社: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作家余杰。   圖:翻攝自余杰臉書/黃謙賢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