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批評美國，但只有一件事讓我吃驚或失望。那就是你們國家有形形色色的政黨存在，而我只對其中一部分有所了解。其他政黨會不會使國家出現混亂呢？你們的報紙能不能為了國家利益，將各個政黨聯合起來呢？
－－一八九六年李鴻章訪問美國時接受《紐約時報》採訪
一九０一年《辛丑合約》簽訂後兩月，心力交瘁的李鴻章溘然辭世，死前一個小時，俄國外交官還來到他暫居的賢良寺，強迫他在一份密約上簽字。
制度如此，困獸猶鬥
兩個月後，流亡日本三年的梁啟超完成了李鴻章的第一本傳記。是年二十九歲的梁啟超，以通緝在案的維新派流亡領袖身分，為七十八歲含恨而死的在朝洋務派領袖作傳，其間大有深意焉。
從某種意義上說，維新運動是洋務運動的延續，洋務運動是經濟改革、維新運動是政治改革，兩者都先後失敗了。梁啟超說：「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這倒反應了李鴻章對自己一生的概括：「予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遭遇不為不幸，自問亦未有何等隕越；乃無端發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業，掃地無餘，如歐陽公所言『半生名節，被後生輩描畫都盡』，環境所迫，無可如何。」
梁啟超視李鴻章為「中國近四十年第一流緊要人物」，「故吾今此書，雖名之為『同光以來大事記』可也」。梁氏認為，李鴻章是有才氣而無學識之人，有閱歷而無血性之人。
「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為中國官僚政治的通病，中國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如此，李為其代表者。梁氏預見到清帝國前景悲涼，且再無像李鴻章的強人為之保駕護航：「後此內憂外患之風潮，將有甚於李鴻章時代數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鴻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復睹焉。念中國之前途，不禁毛髮栗起，而未知其所終極也。」
晚年，李鴻章承認自己一生所做的事，「都是紙糊的老虎」，並自我開脫說，「制度如此，實亦無可如何之事也」。李鴻章從青年時「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的豪邁，變成晚年「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的悲涼，自嘲是大清帝國的裱糊匠：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籠，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大清「猶如老屋廢廈加以粉飾」，滔滔之勢，豈能禁遏、豈能不漏！
李鴻章指出自己失敗的原因是制度的限制，但究竟是什麼制度，他欲語還休。梁啟超流亡海外，擁有完全的言論自由，全盤托出乃是專制獨裁制度。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歷朝歷代都實行譚嗣同所說的「秦制」，也以此為國民教育之中心點。「天下一於郡縣，埰地斷於世襲，內外彼此，互相牽制，而天子執長鞭以笞畜之」，導致群臣「雖有國家大事，明知其利當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議逆上旨以當其沖。諺所謂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者，滿廷人士，皆守此主義焉」。
書名：顛倒的民國
作者：余杰
出版時間：2019年7月(即將出版)
出版社：大是文化有限公司
作家余杰。 圖：翻攝自余杰臉書/黃謙賢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