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時代的故事》序文─系列1

橋頭事件40週年》大時代的故事 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余登發

新頭殼newtalk | 序/許信良
1970-01-01T00:00:00Z
自左一起為郭一成、張俊宏、許信良、姚嘉文、黃順興、周平德、施明德、陳菊、何春木等人,個個身披紅色布條,書寫著自己的名字在橋頭余家門口,高舉「立即釋放余登發父子」前布條合影。攝影/陳博文   圖:陳博文/攝
自左一起為郭一成、張俊宏、許信良、姚嘉文、黃順興、周平德、施明德、陳菊、何春木等人,個個身披紅色布條,書寫著自己的名字在橋頭余家門口,高舉「立即釋放余登發父子」前布條合影。攝影/陳博文   圖:陳博文/攝
發生在1979年1月的橋頭事件,是戒嚴令下第一次的示威遊行。 它改變一個政治家族的命運,它凝聚一群黨外人士的集體意志, 它推進一個國家的民主步伐。 橋頭因而成為自由的灘頭堡,高雄更是台灣民主的聖地。 今年是橋頭事件40週年紀念,也是高雄政壇面臨民主政治的另一種變動,此刻民進黨要反省什麼呢?讓我們回頭來看看,在高雄最接地氣的民主前輩,一個大時代的故事--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余登發,重新回顧審視台灣追求民主的初心以及這當中的艱困過程,尤其是余登發一生對台灣土地及人民至情至義的付出。 這次由八卦寮文教基金會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編撰了「橋頭事件40週年」紀念專書,除了回顧大時代的意義,也希望橋頭事件永不再發生。本書獲得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授權獨家刊出,以饗讀者。本書預計明年1月出刊。

從一九七0年代開始,在台灣發生的許許多多「爭民主,反專政」的事件之中,1979年1月22日發生的橋頭事件是最足以和同年12月10日發生的高雄事件相提並論的重大事件。

中美斷交後的肅殺之氣

1979年1月21日清晨,實施戒嚴統治的國民黨當局,以「涉嫌參與匪諜吳泰安叛亂」的罪名,逮捕高雄縣的黨外「老縣長」余登發父子。當時,老縣長是黨外的巨人和聖人,個人德望之高,民眾愛戴之深,在台灣社會無與倫比;何況,余家家族還有一位現任縣長黃友仁和一位現任省議員余陳月瑛。以如此嚴重而荒唐的罪名,強加在擁有如此地位和身分的家族,一時之間,震驚所有黨外和整個社會。

我匆匆趕赴一個在台北匆匆舉行的少數黨外人士聚會,主張果斷反擊。我說,「連余家都抓,還有誰不能抓呢?這是國民黨全面鎮壓黨外的開始!現在不反擊,以後想反擊,也不會有機會!」

讓我作出這種判斷的,是老縣長父子被捕之前就已風聲鶴唳的全台緊張情勢。

1978年12月16日凌晨,美國宣布將於1979年元月1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斷交。蔣經國隨即於當日清晨7點命令停止正在進行的,預訂於一週後投票的「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一切競選活動。那天是星期六,傍晚,桃園縣政府大門對面的衛生局的白色圍牆上出現用紅色油漆寫成的血淋淋大字:槍斃許信良!密密麻麻的簽名塗滿了整片圍牆。接著,就不斷流傳這樣的謠言:在縣長公館,搜出五百套警察制服,還有無數武器彈藥。

1978年12月16日以後,全台都存在類似的恐怖氛圍。對特務動向特別敏感的左派夏潮人士,像是台大哲學系教授陳鼓應和作家蘇慶黎等人,更人人自危,隨身攜帶行李,隨時準備逃亡。

也正是這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政治氣壓,讓參與那場緊急會議的黨外菁英無異議接受我的建議。

以後的故事,在本書第七章有相當生動的敘述。這裏只要著重指出,橋頭事件的特殊性在於它是台灣民主抗爭運動中唯一一次完全由運動菁英發起和參與的具有準軍事性質的起義行動。我們決定對國民黨戒嚴統治當局所倚重的情治特務進行一次出其不意的主動奇襲。我們決定在余家父子被捕的第二天,在余家的橋頭家鄉,展開戒嚴時期第一次公開的抗議示威遊行。作了這個決定的黨外菁英,都有著「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壯情懷。

為了黨外與台灣展開行動

我們兵分兩路。

一路由我立即前往省議會,聯繫黨外省議員,並勸阻余陳月瑛省議員北上求援。本來,余陳省議員計劃當天下午前來台北,會同我們,拜會省主席林洋港和黨外大老吳三連等人,請求協助。我說服余陳省議員放棄這個計劃,坦率說明我不認為這樣作為會有任何用處。除了余陳、張俊宏和林義雄,其他黨外省議員並不知道我們準備示威的決定,只知道我們希望明天早上一同前往橋頭慰問余家。

當天晚上,我在高雄和余陳省議員以及黃友仁縣長談到深夜。黃縣長反覆說,這是余家的事,不敢連累黨外朋友。我說,「這不只是余家的事,對於所有黨外和整個台灣,這都是影響深遠的大事!黨外朋友心甘情願和余家共擔苦難,一切後果,在所不計!」最後是余陳省議員拍板,支持黨外決定。

另外一路,由施明德領軍,率其他黨外菁英分頭南下。沿途個別通知相關黨外人士,也只告訴他們前往慰問,不透露行動計劃。保密和迅速是最高要求,知會都是親自登門,絕不使用電話,也絕不強人相隨。所有這一切,完全遵循兵法原理:「兵貴拙速」,「兵在精而不在多」。

最後,還必須強調,紀念橋頭事件一定不能遺忘陳菊、陳婉真、艾琳達和曾心儀這些黨外女將的功勞和苦勞。她們半夜抵達高雄,一夜不眠,趕製第二天早晨示威遊行要用的標語布幡和趕印要散發給民眾的「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陳菊和陳婉真手持「堅決反對政治迫害」的布幡,昂首走在前頭引領示威隊伍的英姿,必將永垂台灣青史!

在橋頭事件過程中展現了道義、勇氣、決心和智慧的黨外領導菁英,贏得了台灣人民的尊敬和信任。他們在橋頭事件之後繼續帶領的美麗島運動,遂成為1979年台灣民主運動的主導力量。而費盡心機羅織橋頭事件和高雄事件的國民黨情治特務所展現的愚昧、不義、和暴力,則喚醒了台灣人民作為台灣歷史主人的自覺。在1979年先後發生了這兩大事件之後,從戒嚴專政的舊時代進入人民民主的新時代,就成為台灣歷史的必然!

序/許信良(前桃園縣長、民進黨前主席、亞太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大時代的故事,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余登發。   圖: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提供
大時代的故事,台灣第一位黨外縣長余登發。   圖:財團法人八卦寮文教基金會/提供
亞太研究基金會董事長許信良   圖:新頭殼資料照片
亞太研究基金會董事長許信良   圖:新頭殼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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